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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出台新规要食品犯罪“终身禁入行”，引起许多热议，不少人寄于很大希望，但我认为该规定属于看上去很美,看似有用实没有,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杀手锏，因为根本上很难执行,对于数亿小农户及几十万的小作坊不起作用。 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二审稿恢复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等条款。规定对危害食品安全的人员“终身禁入行”，要抬高食品安全生产经营的门槛。理由是大幅度提高罚款标准、明确惩罚性赔偿责任等等，由于没有断掉生产者的“后路”，所以一些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继续以身犯险。另一恢复的条款是“问题产品区域退市”。二审稿规定，“必要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对相关企业、区域生产的同类食品采取相应的临时控制措施”。 食品安全风险消除或者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的条件和原因消除后，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解除风险警示和临时控制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规则制定者的本意可能脑子中只想到了大企业，这条规定对大企业也许有点用。但我国的食物链条其实很长，从田头到餐桌都应该包括，源头、加工、流通、销售都不应该排除。目前我国的食品生产的主体是什么呢？大企业很少，正规军是无数的小农户及小作坊，如果真的执行这个“终身禁入”的规定，其实际执行成本则会大到了天边。 2亿多小农户如何禁止入行？ 农民也应该算食品的源头生产者吧，其实现在的源头污染最严重。全国2亿多小农户，供应北京的蔬菜，究竟有多少小农户？应该有数百万？他们究竟主要来自何方？山东、河北、河南？有没有一笔帐？即使有了，如果你搞禁止入行，不让那些小农户卖菜了，那又准备让这些小农户去干什么？还有别的出路吗？记得曾见过一村庄书记，谈到他当年顶风建小产权房时谈到：顶多你拿掉我的书记，还能开除我的球籍吗？农民已属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职业了，如果禁止从事农民从事农业，哪还能让他们从事何业呢？ 几十万个小作坊又将如何禁止入行？ 我国食品生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小作坊，小摊坊，有几十万个，又该如何去禁止呢？即使在北京，在海淀禁止了，我跑到昌平，随能查得清？查得到？ 大量的地区与城市间流动又将如何禁止？ 我国城市很多，流动很大。在北京禁了，我可以到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干。巨大的流动性如果想跟踪想必是天大的成本，谁又来监管跟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吗？几乎是不可跟踪的。 改头换面的摇控又将如何处理？ 有些人即使本人被禁止了，他还是可以继续摇控别人来经营，自己当幕后指挥。我国这方面的例子又不是见不到，而是非常的多。比如近期最有名的例子是前律师李庄，虽然由于冤旺被取消了律师证，但按他的说法，现在过得其实很滋润，每天都带一大批律师来帮他做事，比自己当律师更舒服。当然这个是反例，其实食品行业也完全可以弄了傀儡，用他人名义注册，他来经营。 地区连带责任很有效，倒逼地方政府负起监管责任来。 目前如果所有的蔬菜肉类都要靠抽检成本太大，也不可能个个都检，如何建立信任非常重要。食品安全的源头治理最重要，但产地政府其实是没有动力来严格监管的，因为这不但危及政绩，而且出力不讨好。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是去年暴出的瘦肉精事件，当地的畜牧部门不但放任本地的养殖户添加瘦肉精，而且还为农户通风报信，当有上级部门来检查时，提前通知农户处理。为何他们这样做？因为如果地方抓紧了，产量就下来了，这对他们来讲打击更大。这种现象叫地方保护也好，叫失职也行，反正是存在的，而且很严重。因为产品是运到外地去卖的，又不在本地销售。 如何才能让产地政府有激励去抓安全生产？几年前暴出的海南毒豇豆事件及美国人的做法很有意义。据报道，武汉农业部门买了台新检测设备，就对当时很热销的来自海南的豇豆进行了检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检测结果发现农药残留严重超标。冬天豇豆一般只有海南生产，武汉检测结果暴光后一时激起其他许多城市都对来自海南的豇豆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都超标。海南的毒豇豆于是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各地都出台措施禁止海南豇豆。这样的全面禁止结局就倒逼着海南的农业部门来整治农药问题，否则的话，他们是没有动力做这件事的。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一青岛的水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人要求必须都采取HACCP认证，在每年会不定期派人来抽检，一旦发现作假，就会把整个地区列为不信任地区，拒收其产品。这种“株连政策”倒逼地方政府去治理那些作假者，也与农户们相互监督，因为会一损俱损。 对犯罪的惩罚力度加大最有效。 其实在所有的食品犯罪惩罚中，直接打击是最有效。因为你生产不安全的食品，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投毒，应该按投毒罪来治。只可惜，目前我国在直接打击这方面的力度惩罚太弱，罚点款了事。所以导致那些犯罪分子才那么猖狂。如果加大惩罚，形成热炉效应，我想他就不会在吃的方面乱作假了。 (作者：郑风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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