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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一个作家最大的价值判断,是看他写了什么,而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莫言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把故事讲得很好,好到拿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肯定,他的手艺在专业里是顶级的。 □廖保平 北京时间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面对着200多名中外听众,作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北京时间10日11点30分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音乐会大厅参加诺贝尔奖颁奖礼,再次掀起莫言热,而对他“怯懦”、“不敢批判现实”的口诛笔伐一直没有消停。(本报今日A22、A23版) 莫言真的如贬低者所说的那样吗?我不这样认为。莫言说过,“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悄悄地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显然,莫言把自己归于后者。 莫言确实是后一类人,他没有以新闻、评论、行动的方式来显示他的勇敢,而是在小说里“艺术地批判”,“艺术地批判”不是止于批判,有比判断本身更高层次的思索,其力度未必弱小,持续的时间也未必短暂,经典的小说从来都是最具批判力的,从来都能穿越时空,直指当下。莫言说,“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这正是莫言批判的高明之处,达到了“批判的艺术”境地。 莫言的“艺术地批判”不只是因为手段的艺术,更在于他的特殊人生经历塑造了他这种“莫言性格”。莫言在年仅十岁时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辍学务农,连当兵也被人告发“出身不好”。这种人生经历造就反抗与懦弱兼具的人格,莫言有反抗,但“环境力量”又完全可以将他碾得粉身碎骨,他因此变得自保。在强大的“环境力量”下,莫言“莫言”了。可喜的是,他找到了说话的空间,在小说里表达他的屈辱和愤怒,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他拥有一切,指挥一切,他创造了一个瑰奇的世界,满足了他所有的批判和梦想。 其实,我们对一个作家最大的价值判断,是看他写了什么,而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莫言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把故事讲得很好,好到拿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肯定,他的手艺在专业里是顶级的。如果他还能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对社会不公进行批评,更好,倘若不能,也应该赢得尊重,作家未必都是公知、意见领袖或社会活动家,他没有义务非要如此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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