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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制作珐琅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乾隆二年，根据《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历史资料记载：“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传旨：著做瓶样画些呈览，准时交与唐英，将填白瓶烧造些来。钦此。于本月十三日，画得胆瓶纸样一张，......天盘口纸锥瓶纸样一张，首领吴书持进，交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照画样烧造得填白胆瓶四件，......，每样持进一件，七品首领萨木哈交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著将直口胆瓶著唐英嗣后不必烧造，再嗣后烧造此八样填白釉瓶时，著唐英令窑上人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些，随填白瓶一同送来。钦此。《江西烧造磁器处》” 这一资料曾在笔者文中屡屡提及，此处主要围绕“再嗣后烧造此八样填白釉瓶时，著唐英令窑上人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些，随填白瓶一同送来。”来探讨。其中所提及的“八样填白釉瓶”表明：在乾隆二年，景德镇御厂督陶官唐英除制作供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瓷胎画珐琅使用的“填白釉瓷胎”之外，还因乾隆钦令而特意制作了同类瓷胎的“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的彩瓷。这些彩瓷与造办处珐琅作的瓷胎画珐琅存在以下区别： 1、瓷胎造型标准 由于瓷胎地点、时期一致，因此该类瓷在瓷胎方面与珐琅彩瓷同一标准。 2、绘画水准 由于绘画者为“唐英令窑上人”，因此理论上讲，绘画者虽然属于御厂绘画好手所制，但可能绘画水准、严谨程度不如宫内珐琅作。 3、所用彩料 “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造办处收贮的料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尭烧瓷用。遵此。” 此处资料可知，早在雍正六年时，景德镇御厂已经使用宫内造办处提供的珐琅料。乾隆二年的珐琅彩瓷彩料炼制应该更加成熟，使用也应更为普遍，因此，绘画所用彩料与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所用彩料差别不大——即彩料发色等基本一致。 4、落款 乾隆前期有极少数御厂彩瓷除落款为青花篆字款外，其它无论瓷胎还是绘画、题词、篆印等方面与当时造办处珐琅作的制品几乎完全一样，在不看底款的情况下很难辨别区分。 由于这种彩瓷与造办处制品如此接近，因此笔者怀疑这就是上文资料所提的“再嗣后烧造此八样填白釉瓶时，著唐英令窑上人随意画各样画样烧造些，随填白瓶一同送来。”如果真这样，则称这类彩瓷为景德镇御厂制作的珐琅彩瓷也很难辩驳（笔者在它文中称其为“准珐琅彩瓷”）。 二、景德镇中、后期珐琅彩瓷 1、填白地蓝料“乾隆年制”篆字款  图1-1：乾隆珐琅彩梅鹤胆瓶。台北故宫藏。  图1-2：乾隆珐琅彩梅鹤胆瓶底图。  图2-1：珐琅彩鹌鹑图瓶。上海博物馆藏。  图2-2：珐琅彩鹌鹑图瓶。上海博物馆藏。  图2-3：珐琅彩鹌鹑图瓶。上海博物馆藏。 2、松绿釉地蓝料“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款  图3-1：乾隆珐琅彩婴戏图瓶 北京故宫藏品  图3-2：乾隆珐琅彩婴戏图瓶底款 北京故宫藏品 3、松绿釉地蓝料“乾隆年制”篆字款  图4-1：珐琅彩福寿三多图胆瓶。  图4-2：珐琅彩福寿三多图胆瓶底图。  图5-1：珐琅彩锦地描金花卉纹蒜头瓶。北京故宫藏。  图5-2：珐琅彩锦地描金花卉纹蒜头瓶。北京故宫藏。 图6-1：珐琅彩职贡图瓶。台北故宫藏。 图6-2：珐琅彩职贡图瓶。台北故宫藏。 这里笔者需要订正上篇文章一处错误： 乾隆珐琅器使用篆字款的历史记录曾见粤海关相关资料：“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本月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辉将写得“大清乾隆年製”篆字長方並横款纸样一张持进，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发往钦此。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往粤海関行文知会讫。”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著画瓶、罐等纸样呈览，准时发往粤海関烧造，西洋珐琅的要乾隆年款。钦此。于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辉将画得瓶、罐纸样大小四十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得瓶、罐纸样二十九张，著粤海関按样自配花纹，做西洋珐琅的要“乾隆年制”款，随贡陆续呈进，俟有传旨不必烧造时，再行停止烧造。钦此。《行文》” 由于上文资料中的珐琅器落款涉及到“大清乾隆年製”篆字長方並横款、“乾隆年制”款，同时，联系现有传世珐琅彩瓷中存在的上述实物（即器3、4、5、6），笔者此前一度误认为以上落款珐琅彩瓷均为粤海关所制，因此才在上篇文章中出现的粤海关珐琅彩瓷一说。后来重新考查，发现粤海关并没有瓷胎画珐琅制作记录，联系景德镇御厂制瓷资料，为御厂洋彩制品的推断更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上篇的粤海关观点牵强有误，此处特作更正，希望读者原谅。 器3、4、5、6底部落款写法虽然有三种变化，但都是蓝料篆字，从蓝料、字体上分析四者应为同一处的同类制品——即珐琅彩瓷，仅因制作先后时间才导致部分制品没有使用松绿釉装饰。观察器物的制作风格与装饰特点，又带有明显的乾隆中、后期彩瓷特征。因此该类彩瓷很可能为景德镇御厂乾隆前期珐琅彩瓷的延续制品——即景德镇中、后期珐琅彩瓷。 这里需要说明：上述蓝料篆体字落款珐琅彩瓷的具体制作时间、地点暂时并没有确凿历史档案资料认证，以上观点仅是笔者推测，因此个人主观片面性很重，猜测是否属实还需日后严谨考证。 三、洋彩与珐琅彩瓷的区别 参考1924年《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可以得知部分器物的原始名称，器5记为“磁胎画珐琅白地人物瓶”，器6记为“磁胎洋彩三多三果胆瓶”，上篇中的器5记为“磁胎洋彩锦上添花玉环胆瓶”， 说明当时或记为“珐琅彩”或记为“洋彩”。提及洋彩，这里又要牵扯一些笔墨，有人将洋彩与珐琅彩视为同一种彩瓷，但以清宫资料看，二者似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除某些特殊情况外（例如器5的名称），洋彩应是景德镇御厂在掌握珐琅彩烧制后，把宫内珐琅料带到御厂并制作的风格与宫廷珐琅彩瓷极其接近的御厂官窑。 一般情况而言，造办处所制的“珐琅彩瓷”是景德镇制胎，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烧制，制作最正统、严谨；洋彩则既有绘画图案、彩料使用等按照宫内珐琅彩的规格标准来烧制的彩瓷制品（例如器3、4、5、6等蓝料篆体字“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珐琅彩瓷），也有略低于造办处珐琅彩瓷标准的其它彩瓷（例如部分青花篆体字“大清乾隆年制”、矾红篆体字“大清乾隆年制”等现在称其为粉彩的彩瓷）。 在康熙后期至雍正六年之前，造办处所用珐琅彩料主要依赖于进口，此时珐琅彩料与景德镇粉彩料应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随着雍正的珐琅彩料研制成功，景德镇御厂也开始逐步推广烧制该类彩料。随着御厂彩料制作的不断发展，珐琅彩彩料与粉彩料应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因此二者区别应该在逐渐缩小。至少笔者感觉乾隆后期各类彩瓷的许多彩料在直观上很难找到明显区别。也正这些原因，才致使不少学者对上述特殊洋彩制品（即蓝料篆字款制品）是否归属珐琅彩问题上产生较大争议，毕竟该类彩瓷不是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正统制品。 四、端凝殿珐琅彩瓷藏品及珐琅彩瓷的制作量 根据现有历史资料可知：一九二四年之前，清宫始终将珐琅彩瓷与景徳镇官窑瓷器分开储藏，所藏地址主要为内廷乾清宫东庑、端凝殿北小库，并设帖冊专库储藏。一九二四年初，故宫博物院开放的前一年，专家曾对这些珐琅彩瓷进行过一次审定和整理记录（即故宫丛刊之一《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第一编 第三册 昭仁殿弘德殿端凝殿》，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这些珐琅彩瓷于此后移至承乾宫陈列展出。一九三三年，古物因日军侵略而南迁，随后这批珐琅彩瓷也因国民党内战失败、辗转运至台湾。因此，这批端凝殿清宫传世珐琅彩瓷基本収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珐琅彩瓷藏品则多是后来民间征收的。 上述点查报告记载着这些传世珐琅彩瓷的各自匣盒编号。从编号来看，雍正年制品为“西**号”，乾隆年制品为“东**号”，偶有不一致者。从现存档案资料可知，匣盒为乾隆三年开始陆续配制的： “乾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磁胎外黄内白五彩珐琅碗十件（内二件有璺），磁胎五彩珐琅碗二件，......传旨：著按对配楠木匣盛装，将各色年号刻在匣盖上。钦此。《乾清宫》 ..............................................乾隆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配匣珐琅磁器为何不做？查明回奏。钦此。于本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查得原交出珐琅器皿磁器并已完、未完匣子目单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奏闻。奉旨：知道了...。《记事录》” 虽然匣盒配备终止时间有待考证，但总体感觉端凝殿藏品中乾隆后期珐琅彩瓷所占比例不多，是否是由于配匣上限时间较早，乾隆后期制品没有重点列入配匣范围都值得今后探讨。参考乾隆十八年珐琅作活计档案，发现当时的珐琅彩瓷制作量相当惊人： “十一月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磁盘一件（有透璺），白磁暗龙盘一件（二等，无款）。传旨：著交珐琅处烧珐琅，烧的烧不得的，将小些的试用。钦此。《珐琅作》十一月二十日：員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填白磁碟大小一百三十件（二等）。传旨：著交珐琅处烧珐琅。钦此。《珐琅作》....................（略）十二月初六日：員外郎白世秀来说总管潘凤交白磁盘大小十四件。传旨：著交珐琅作烧珐琅。钦此。《珐琅作》” 撇开其它没有历史资料的数年时间不提，仅乾隆十八年十一、二月份的珐琅彩瓷制作任务就是492件，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与以往人们对珐琅彩瓷数量的推测很难吻合。现在两宫珐琅彩瓷传世品过少的原因除乾隆时期的赏赐、流失外，是否由于人们对乾隆后期珐琅彩瓷认识不足而导致部分该类制品被忽视也值得笔者思索。 五、清朝珐琅彩瓷制作的终止原因 此前，不少学者将乾朝珐琅彩瓷的终止与当时杰出督陶官唐英去世产生必然联系，但若考查历史资料会发现该观点并不确切。从瓷胎画珐琅制作技术角度讲，乾隆中期的珐琅彩瓷制作已经相当成熟，并不存在唐英之后瓷胎工艺不合格等问题。从现有历史资料看：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催长海陛持来...磁珐琅小瓶一件，玻璃水盛一件...，黄磁牡丹瓶一件...白磁五彩珐琅双耳瓶一件...彩釉磁白鹿桃椿花插一件...。传旨：著交造办处带进京内交进。钦此。于本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将磁珐琅小瓶二十三件，持进，交讫。《记事录》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司库劉山久、催总白世秀来説、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传旨：今日所进磁胎珐琅碗、盅、碟花样烧造甚好，有从前交出磁瓶，亦照此盘、碗盅碟花样烧造。钦此。《行文》” 以上资料虽然残缺不全，但都表明珐琅彩瓷在乾隆后期依然生产制作，下限很可能为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的圆明园珐琅作解散，这些资料都可以表明乾隆珐琅彩瓷的制作终止与唐英的去世并无直接联系，且下限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向后推移。 六、乾隆朝的非本朝珐琅彩瓷胎使用情况 一般情况下，乾隆朝所制珐琅彩瓷基本是使用本朝景德镇御厂所制的钦令填白釉、脱胎瓷胎，但是也偶尔出现过类似康、雍时期使用它朝制品的情况：“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員外郎白世秀来说总管潘凤交填白磁靶碗四件（宣德暗款，二等）。传旨：著交珐琅处烧珐琅。钦此。《珐琅作》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員外郎白世秀来说总管潘凤交嘉靖明款白磁茶盅八件（二等）、永乐暗款白磁茶盅八件（二等）、无款白磁茶盅八件（二等）、无款白磁茶盅六件（三等）、无款白磁盘八件（头等）、无款白磁盘大小七件（二等）。传旨：著交珐琅处烧珐琅。钦此。《珐琅作》” 如果历史资料保存齐备，应该还会发现更多类似档案记录，更值得遗憾的是这些资料中所提的非本朝瓷胎制品至今未见传世实物。 七、总结 应该坦诚的说，乾隆珐琅彩瓷存在的未解问题很多，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又充分暴露了笔者对该类彩瓷的认识局限性，因此文中出现的狭窄、错误观点以及存在争议的地方希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比使笔者进一步提高自己对珐琅彩瓷的认识。 ！觉得精彩就顶一下，顶的多了，文章将出现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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