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清代宫廷珐琅彩瓷之五 珐琅彩的几个问题 在探讨清代珐琅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之前有两个概念性的问题需要澄清,即何为珐琅料,何为珐琅彩,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 珐琅料 珐琅料与珐琅彩从一开始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珐琅料为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具有光泽的物质(也称作釉药),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料中,加入颜料(金属氧化物)便成为有色珐琅,其釉药的液体性质较瓷釉稍浓。珐琅质的釉药在填用之前,首先要研成极细的粉末,把渣滓清滤掉,掺以水和颜色,分别以小碗盛之备用。珐琅料出现于12世纪的欧洲,13世纪风靡法国,明初时期传入我国,景泰年间,珐琅料即用于铜胎掐丝珐琅器,最终大获成功,清初铜胎画珐琅也用此料,同样取得相当好的成绩。 珐琅彩 珐琅彩是什么呢?在本文开头已经讲过,珐琅彩沿袭清代宫廷的称谓,正式名称应当为“瓷胎画珐琅”,俗称“珐琅彩”。它是运用加工极细的珐琅料在烧好的瓷胎上绘制花纹,然后经过700℃-800℃的窑炉烘烤而成。清代宫廷第一次将珐琅料作为彩瓷的绘画原料,创烧出闻名于世的珐琅彩瓷的时间应为清康熙中期,最迟不会晚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这一点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康熙帝给曹奏折的批示中可以得到证实,“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瓷器珐琅之类,先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 康熙朝使用的画珐琅原料仍为西洋进口料,雍正六年朝廷拨专款自行研制珐琅料大获成功,自此珐琅彩烧制非常兴盛,延续至乾隆中期以后遂成绝响。真正的珐琅彩应当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使用珍贵的西洋进口或宫中自行炼制的珐琅料画彩烧制的御用瓷器,彩料中不能掺和珐琅质以外的任何其他成分。器物表面花纹由于珐琅质釉料的浓稠不同而呈现凸凹不平的现象。在此时期,非宫廷画彩烧制的珐琅彩是根本不存在的。乾隆以后出现的所谓珐琅彩瓷实际上是粉彩料与局部珐琅料的混合彩。故宫藏品中的嘉庆、道光官窑中粉彩瓷器的边饰或纹样的某一部位也会使用玻璃质的珐琅料,但只是只鳞片爪,星星点点而已。民国初年出现的仿康熙、雍正、乾隆珐琅彩,比清三代珐琅彩瓷画的还要细,不是画得不到位,而是精细得过了头,使用玻璃质的料彩来顶替珐琅彩,不能与纯粹的瓷胎画珐琅同日而语。珐琅料与珐琅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这样说:珐琅料最迟在明代早期已经传入我国一直沿用至今,而精美绝伦的珐琅彩为清代宫廷所独有,康熙中晚期创烧,经雍正全盛发展至乾隆以后失传。 珐琅彩的判断 判断某件器物是否为珐琅彩,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前提,就是此器物是否为清代宫廷造办处的产品,如不是造办处所出产品,就不能算作真正的珐琅彩瓷,珐琅彩瓷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几个定义: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精美的瓷胎;所用彩料是西洋进口或宫中自炼珐琅料;从设计画样、合模、画彩到烧成所有工序都由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承接安排,所有彩绘均出自宫廷画家之手;皇帝亲自参与设计和修改意见,准烧什么,不准烧什么由皇帝钦定,烧成之后再送皇帝呈览。 珐琅彩瓷是清代宫廷艺术的光辉典范,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与宫廷密不可分的先决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被认定为真正的珐琅彩瓷。清代所有的珐琅彩器物烧成之后都有翔实记录,并呈皇上御览,然后登记造册,定名入账,成为皇家世袭财产妥善保管。根据档案记载,每件器物配制何种木质的匣子、收贮何处,皇帝都亲自过问并提出具体要求。 珐琅彩衰落的时间及原因 清代珐琅彩的具体衰亡时间,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是认为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另一种认为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两种看法都共同认定珐琅彩终止于乾隆朝,只是时间早晚有别。实际上珐琅彩生产具体截止到哪一年,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笔者比较倾向于前者,认为珐琅彩烧制截止于乾隆中期,笔者查阅乾隆朝《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造活计清档·珐琅作》的档案,所有与珐琅彩有关的记述都集中在乾隆三十年以前,乾隆中期以后已经看不到任何有关烧制珐琅的记述了。乾隆二十三年以后,铜胎珐琅器的制作已由造办处移出交给广东地方粤海关承作,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七行文中记载:“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画得瓶、罐、纸样大小四十张持进,着粤海关接样,自配花纹做西洋珐琅,要乾隆年款矣有传旨不必烧造时,再行停止烧造,钦此!”珐琅彩与铜胎画珐琅乾隆二十三年以前都在宫中造办处珐琅作烧制,为什么突然要移至远离京城的广东粤海关呢?主要出于经济的原因。清前期的“康乾盛世”至乾隆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迅速下滑的趋势,国库财力枯竭,捉襟见肘,钱局曾一度缺铜铸钱,铜价猛涨,不得不动用宫中大件铜胎珐琅以及雍正朝内府留下的大量铜活字交钱局铸币。甚至拆掉瓷器内的铜胆(官窑瓷瓶多有铜质内胆)铸币用。国库亏空,宫廷生活的奢侈之风必然会受到影响,珐琅作银两紧缺,生产条件每况愈下,而珐琅彩瓷造价昂贵、费工费时,各方面都难以维系它庞大的经费开支,最后终于停止生产。可以认为乾隆中晚期社会经济衰退是导致珐琅彩迅速消亡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景德镇进贡的高档素胎白瓷越来越少。自从乾隆六年唐英被提升为淮安关税的官员之后,唐英便不再深入窑场直接指挥陶瓷烧造,珐琅作用于画珐琅的素胎白瓷器供不应求,没有大批的可供画珐琅所用的上好素胎进呈,在珐琅彩工艺一环扣一还的连贯性工作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全局,瓷胎质量的下降最终影响了珐琅彩的产量。唐英升官后,其办公地点已远离景德镇,不能每天到现场直接监督制坯、施釉、烧造等工艺操作,而接替唐英的督窑官默尔森额又远不如唐英深谙此道,且一度重病缠身,使烧造工作松懈不振,可以提供给造办处珐琅作的上档次的素胎瓷减少,而原先存留下来的合格瓷胎也很快用完。乾隆帝对此很是不满,乾隆六年内务府的档案记载:“四月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传旨:唐英烧造上色瓷器甚糙,釉水不好,内亦有破的。着怡亲王寄字与唐英,钦此!”唐英被责后回奏:“ 奴才又距厂三百余里,不能逐件指点,以至所得瓷器,不无粗糙。”唐英任职的淮安衙门距御窑厂有三百余里之遥,仅有马车为交通工具,他不可能每日亲临现场坐镇,大有“鞭长莫及”之叹。接下来乾隆十三年、十五年的档案中又见记载:“乾隆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唐英上年进瓷器内选出缺釉毛边足破甚多,明系尔离任时将脚货送入上色,希图蒙混!将选出釉水不全等瓷器数目不准报销!着伊陪补,再传与回子知道,以后选上色瓷器务要细心办理,不可疏忽,钦此!”此时乾隆皇帝对江西进呈的部分脚货(指劣等瓷器)已有些不耐烦了,随着造办处派往景德镇的督窑官三年一任,频频换人,生产勉强维持毫无起色。乾隆三十年以后进呈的薄胎瓷器几乎挑不出多少可以画珐琅的合格产品了,没有精良坚质的薄胎瓷胎为基础,珐琅彩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先决条件,随即绝响于时。 珐琅彩烧制工艺失传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宫廷对珐琅彩烧造的全面垄断,导致技术失传。珐琅彩自产生以来一直是皇帝御前独享的“御用珍玩”,秘不示人,相关的技术不许外传。自元代景德镇创建官窑以来,宫廷需要的所有瓷器多由景德镇提供,唯独珐琅彩坯胎与画彩分别在景德镇和北京两个地方完成,景德镇只负责提供素瓷,画彩和烧制的关键工序安排在与世隔绝的紫禁城内完成(清代怡亲王府、圆明园也有烧珐琅作坊,但统归大内的造办处管辖)。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供职画家,西洋画师和名工巧匠都集中于造办处,外国进贡的珐琅器、珐琅料也收贮在造办处,便于工匠们学习模仿;另一方面,皇帝寝宫和办公地点与珐琅作近在咫尺,方便皇帝余暇亲临作坊指导观看。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进口的珐琅料或自制珐琅料都十分珍贵,流散出去难免发生丢失盗用事件,皇室方面绝不想让这种高档御用品制作技术流入民间,所以对彩料和技术进行全面封锁,所有的有关烧造的事宜都长年由宫中任职的人来担当,连窑炉匠也是当差太监,一切都在严格控制管理之下进行烧制。 1911年清朝以前,外界根本不知道珐琅彩为何物,就更谈不上民间制造了。珐琅彩瓷一旦失去宫廷的全力扶持,珐琅彩瓷的绝妙烧造技术也随之全面失传。雍正时期发明了以玻璃白打底的粉彩瓷器,彩绘效果可以与珐琅彩相媲美,而且造价低廉。此工艺一经出现便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随之粉彩瓷成为领导彩瓷发展的新潮流,造价昂贵且珍秘的珐琅彩瓷很快被新兴的粉彩所取而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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