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牛阁是当今画家、词坛名宿吴藕汀先生的室名，先生为浙江嘉兴人，号药窗、小钝、信天翁等，民国二年生。家道殷实，自幼过着左琴右书的生活，并师从当地画家郭季人。
郭氏为绘画世家，一门风雅，季人先生有子和庭、屺庭、余庭、蔗庭皆工绘事，凡山水、人物、花卉，无不精能，虽为不出临摹为主的正统画派，但与死搬硬套的“作场派”有别。先生家有红霞楼，在鸳鸯湖畔，与烟雨楼遥遥相映，为其庶母朱媚川夫人所居，夫人擅诗画，为“毗陵画派”法嗣。楼中书画鼎彝，收藏甚富。故先生自幼耳濡目染，得益良多，弱冠时即加入“槜李金石书画社”。
先生喜填词，好拍曲，旁及金石篆刻，学识渊雅，才艺越人。当时翰苑耆宿金蓉镜、拨贡陈藻虞均甚器重，官僚兼名士的王步先生竟以孙女相许。日寇沦陷时期，拍曲虽偃板息鼓，绘事则未能去怀，然国破家亡，涉笔伤心，此为先生一生多愁善感，忧患人生之始。
五十年代初谋职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并在杭州结识了画界泰斗黄宾虹先生。当时宾老有感于传统画坛上陋陈相袭，以耳代目，到使中国画濒临绝境的痛切，在“画史必须重评”的宏愿，适先生撰有《嘉兴艺林三百年》一稿，将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师一一薄录，为研究画史提供了方便。宾老闻之大喜，邀谋雅会，且认“人弃吾求”一语许重之。
十年浩劫，一主专政，群魔乱舞，文艺扼杀。厄运也接连而来，先是失子，后是丧妻，悲愤欲绝；贫病交加，蹉瘵不堪，以变卖家什度日，无笔无砚无墨，世有“煮鹤焚琴”一语，按之先生可谓恰当。因久与嘉禾父老隔绝，不通音讯，似处敌国，故一时有“海外东坡”之谣。先生曾与诗友庄一佛、沈茹松等，因和朱竹垞“鸳鸯湖棹歌”，酿祸成案，因客居南浔得免。“棹歌案”虽已平反，但至今言及，犹觉心寒。身处如此逆境，真似炼狱，惟松柏其心，不丧其志，先生可称伟哉。
“文革”结束，清明渐开，经艺友吴门胡天如先生携送笔砚，方能重修旧缘。本世纪末，先生才得从南浔迁返故里，结束了五下年客居他乡的生涯。先生现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著有《烟雨楼史话》、《嘉兴三百年艺林志》、《药窗词》、《画牛阁词》、《词名索引》、《词调名辞典》等。
先生于绘画是填词之余的消遣，所谓自娱而已。他当初虽从郭氏入门，但立品不俗，非同一般“作场派”。虽也临摹众家，但能取其菁华，不以学像古人为满足，力参己意，以“拙”为归。当时他的叔丈王蘧常先生常以“你画杜造”笑之，先生也以“你书也杜造”相答，可见其志趣。因中年辍笔，这近四十年的荒寂，反而为后来摆脱束缚，打破窠臼，迈进艺术的自由王国带来了契机。无论是山水花卉，一气直写，笔运中锋，力避做作，用民间绘画与文人作家的精炼笔墨相结合，维系了传统中国画的嫡传，又创造了现代人类对山川事物的新认识、新感受，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先锋楷模。
这些谭艺点滴，都是从先生在“文革”后与已故良友沈茹松的往来书信中摘录下来的。沈茹松，号侗瘘，嘉兴籍，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工书画，曾执教安徽阜阳师范大学美术系。因与先生志趣较合，故书中论艺毫不遮避，直抒胸怀，故对事不对人，凡涉书画、诗词、戏曲、金石等，皆有不同常人的见解，闻其言可以知其品。书中虽为片言只语，但对当今中国画坛无疑是一剂热昏中这“清凉散”。
画牛阁谭艺（节选）
吴藕汀
我到很佩服子恺先生的画，别具一格，可以说"前无古人"当然不敢说"后无来者"。他所著的《缘缘堂随笔》比画还佩服。（74年3月7日）
画梅花我倒觉得这种纸很好，看蚕用的另一种纸和上海买来的相差不远，我嫌它干燥，没有薄纸来得湿润。所以我自己也画了好几张，有红梅、有绿梅、有的圈了不着色。大致十分钟可以画一张。我现在有一个经验，画得越快越有精神，倘使慢一慢，就觉得板滞了，大概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你说中国戏剧样样都有，单少“书法”，其实“书法”是包括在绘画之内，中国文字本来是从象形发展出来的。
诗词书画说来毫无神秘，其实十分神秘，只能知者知之，无法从言语上和笔墨上来形容，此所谓“气韵”也。既不能著实，又不能空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似真非真，似假非假之间，才算是“艺术”。就是在戏剧里演孙悟空，既要有大将风度，又不能脱去猢狲的本性，太稳重，那是人，不是猢狲；太轻佻，那是小猢狲而不是齐天大圣的孙悟空了。张鉴庭说赵文华，既是小丑脚色，又不脱尚书身份，才到了“艺术的境界”。黄宾虹老人晚年的作品，说他是画，简直是照相，说他是照相，明明是画，就是这样不易学到的工夫。（74年4月11日）
昨夜陈石波来谈，说起了当代的画人，什么吴弗之、周昌谷等，我从来没有听得过。据说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可见我于绘画是外行的了。其他如程十发，以前好像听见过，但没有见过他的作品。唐云像是吴杏芬女史的儿子，记得画的人物早年好像钱派一路，俗不可耐，晚年未知如何。他现在也算名家，这样看来，中国画可以适可而止了。
杭州艺专所谓教师的画，画来并不算不好，实在太江湖气了。我的一张梅花和他们悬挂在一起，觉得我是陈大，他们是李桂春。工力、学力、经验等等我万不及他们，在气韵方面他们差得远了。所以袁寒云的蒋干，就是萧长华也要退避三舍的。前人说道：“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人知弹有弦琴，不知弹无弦琴。以迹求不以神求，何以得琴书之趣”绘画也是一样的道理。（74年4月12日）
谈谈角口的花罢，这就是"马王堆一号汉墓"外棺上的图画，云里画的东西画得很生动，我很喜欢，所以画几个你看看，下面角上的一羊抚一豹，多有趣。我国工艺在二千年前已是很惊人的了，你看一羊一豹大有卡通的形象，也象民间艺术里"羊皮戏"中的人物，非常可爱。
说起画真是各有不同，好像张大千那样，他是先画粗，后来知道基本功不够，马上转过来画工细，“回头是岸”的确是他成名的因素。朱其石兄也是这样，起初学吴昌硕，大刀劈斧，后来一个时间也转到工致方面，这是他的聪明处。
说起“变”，非要心境上有极大的震动帮助不可，而且还要有大智慧。因为画要“变”，要变得撤底，不可像孙悟空那样，变只庙宇尾巴没有放处，变成了后门口一根旗杆，马上被二郎神君法眼看了出来，逃也逃不过去。我没有才，没有学，只守着古人的范围，不敢跳出来，要画就是这一点点，那里敢大言说“变”。
说起程十发那位先生，好了好了，这算是国画，那真是阿弥陀佛了。不想十多年来，普天之下所谓国画糟到如此地步，我真是无法想像的了。甚于鲍月景冒了潘雅声的门生头衔，好像成了画仕女的权威。国画气数已尽，可以请柏鉴先生来引到封神台上去了，到也爽快。（1974年4月23日）
说起画我总以为要去其“巧”，而留其“拙”。王传淞的身段，张鉴庭的唱腔，陆长胜的一举一动，王献斋的一反一覆，莫不都是"拙"字上得来的。（74年5月31日）
新华书店有一张关山月的梅花，有人要我看，说得很好。一看真是天晓得，摇头不已。人的脑子里印出来的总是好的，中国画真是要霉头触尽了。（74年6月6日）
鲁迅不懂艺术，对于版画也不过是瞎说说，你看他不懂戏、不懂画，哪是会懂版画木刻。（74年6月14日）
你说：“画现代人物非素描根蒂较好的不行”我看也不尽然，倘使用西洋方法来画国画，总无法画得好的。徐悲鸿的素描能否定他不好？可以说好。但是一张《愚公移山》真不像样，算是国画，我实难过，虽然我没有见过他真迹，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的。拿国画来讲，他与齐公白石比，远矣，远矣。
我说画了西洋画决不能再画中国画，好比有诗根蒂的人不能填词，有话剧根蒂的人不能演电影。粗看好像一条路上，其实极端相反。
绘画以致于其他"决不做他人奴隶"很对很对。不过真真使人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即是做“门下走狗”也是何妨事的。阿难、迦叶也要做释迦牟尼的侍者，周将军和关老爷掮大刀，柳树精同吕纯阳背药箱，他们都不是无名之辈。但是要与道兄摇旗，不要与瘟生拜帅，那是真的。（74年7月6日）
我兄爱唐诗不爱宋诗，如我爱北宋词不爱南宋词一样。因为喜欢朴素，不喜欢堆砌。其实凭良心讲，堆砌是进步的。乾隆年间钱载，汪如洋、王又曾等人称为“嘉兴派”，大致也是宋诗的一路。后来钱仪吉、沈曾植就是继承这一派。据说宋诗最难学，当然著重在“艺术加工”上，和清末“四先生”的词一样，“艺术”固然过了关，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动人。王福厂的篆印花没有邓粪翁来得漂亮，言菊朋敌不过马连良，也是这个缘故。归根结蒂仍然脱不了“拙”与“巧”，好比吴秋农与杨伯润，吴待秋与冯超然皆是。（74年10月5日）
创新何等容易，兄真是老实人，并已有二人，他们也会画，能创新吗？不见动用了多少人力，多少物力，还不是连环图画和杨柳青画的气味，那里有一点新的气象。难道说凭着古装换了时装，跑马乘船换了趁汽车赶飞机就算创新吗？真是骗骗自己，教人笑话而已。
近代看画的所谓“鉴赏家”公认只有二人，都是出在南浔，一是庞虚斋，一是张葱玉。我认为“鉴赏家”只有辨识古画的真伪，根本不懂得画家的好莠。不见庞氏的《虚斋名画记》皇皇大著而没有一个无名的画家列入在内，可以为证。这书只有拾人牙慧，没有发掘新人。不及《丁丑劫余印存》到有一些不知氏里的印人作品收入在内。故而庞氏的眼力只有辩识古画范围以内，并不是远若董玄宰、近若余越园这一类人物，其实庞氏只能称为“鉴定家”比较合适，这个“赏”字，不是这一路。张葱玉不久在“参考资料”上见过他的记载，关于宋朝山水的问题，他说“早期山水多摄取全形，要到南宋李唐、马远、夏圭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才向另一种局势发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画树不是中原景色。南宋才出现水天空的一角，剩水残山，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这些话前人早已说过，并不新颖。下面说：“它肯定了艺术的社会性，说明艺术是原于生活并非凭什么灵感单独存在，所以社会斗争激烈的时候，艺术也必然会发生分裂零碎空茫避世种种现象……它肯定了艺术的时代性，从变的方面，看艺术早期的写实，到后期的写意就是一种演变，这种演变与历史的发展是密切关系的”。虽然他有八股的气味，也有可取的地方。我觉得他对于画法的领会也不觉得什么高明，可见看画和论画的不同。在论画里也要分内容和画意的不同，更不能以为会画的人就能够看画和论画了。好比军事家并不等于军事学家，白起、韩信是军事家，孙武、孙膑是军事学家，有所不同。……当代论画应推宾虹先生，当年评定百年内的画家，甲是任伯年，吴秋农、吴昌硕，乙是陆廉夫与杨伯润。他把杨列入。就是突出的表现与一般俗眼不同。在我二十岁左右，杨氏和吴秋农，陆廉夫作品的市价，犹如天壤。好比一把扇子，吴、陆至少要四十元上下，而杨三元也不大吃香。尤其是陆廉夫比吴秋农更好卖（同等价格）。当然，因为苏州人比嘉兴人富有，是最大的原因。一般苏州人藏书画先要陆廉夫，后要吴秋农。还有一个原因，苏州人喜欢吹捧本地的画家，而嘉兴人反而喜欢诋毁本地的画家，什么吴秋农画水好像泥司灶上画的，杨伯润的山水如水氽馒头都是。陆廉夫有几个学生樊少云，袁培基、陆进厂等等当然也有帮助。其实杨氏有几帧画得真好。我记得张秋池有几张尺页很精采，恐亦遭了劫数。
我对于绘画实在没有多大兴味，年青时不过当它是游戏的一部份。并没有想卖画赚钱，也没有依照师门画法去画，乱七八糟，不名一格。原因当然我家藏有很多的画是分不开的。沦陷时期，正是我年富力壮之时，你也知道我也不大画，以后更不必谈了。早在二十八年前的丁亥给你信中有云：“画之成名，当非一朝一夕，世多盲从，究鲜识者。弟对于绘事早已消沈。频年以来，殊少动笔，若欲谋生，宜于从俗。试画前人诗句，写意扇头恐为他人所讥，不以示人……。”你给我信里说：“兄才学俱富，从俗之说为弟所不取，虽弟自知庸劣，近年来方知绘事之难，难在免俗。屡欲针砭，感俗骨难医，有何所适从之叹。里中诸同辈，弟匪过誉，惟兄尚能为浊世下一清凉剂，一新耳目。伏枥之骥，志在千里，何消沈之有，俟将来一鸣惊人，拭目待之。”不想你我白头，还在通讯谈艺，亦意所未料也。（1975年2月20日）
民翔兄的“某禅”一印你真的代他击了边吗？那真是完了完了，这方图章我欢喜的是“全缘”，表现了一个“拙”字。倘使一击了边，那就变成了“不巧”“不拙”有什么好呢？故而已经击了边，那未这方印章肯定要大为逊色，成了“缺陷之美”。这是“拙”与“巧”两条路线的分岐，不要说郑妥不知“拙”，就是吴缶老也没有懂得“拙”字是艺术最高的指标。北宋人填词有些句子似通非通，好像硬凑，那就是得了“拙”字的决窍，此之所谓“填”，非南宋人所能望其项背。金冬心，罗两峰的画，必从“拙”字上得来。近代只有齐白石和晚年黄宾虹也很有“拙”字的味儿。徐悲鸿辈去之远矣。西冷八家的刻印何尝不是如此，赵叔，吴让之到吴缶老不免“巧”字而已。论派别徽派“拙”，皖派“巧”，而浙派“多拙而少巧”。
你提的“印史大纲”很完备，不过材料很难很难，一般印人未必有印学知识，我又要说军事家与军事学家有所分别的。（1975年7月15日）
谈艺我看不谈也好，倘使一谈就有了框框，好比无党派成了群就变成了党派一样。最好是随心所欲，那可以表现出个人的特性，不受框框的限制，从而挣脱了"六法"的畴范，也有可能。
潘派不论人物、花鸟都是一脉相承，没有特色。这是师傅传授徒弟的老方法，不是"画家"的派头。因为他们主要是换饭吃，画是放在不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潘派数十人中没有一个能跳出圈子，这是值得研究的。（1975年8月4日）
我现在画了一笔算一笔，从来不去打什么稿，所以画张画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手总是要听大脑指挥的，画出来难免仍然脱不了前人的框框。据我看来，绘画的人一生不去看前人的画，单独的发展出来，可能有它独特的作品出现，亦未可知。
画翎毛近代先前是任伯年，后来是王一亭。拿嘉兴来讲朱梦庐还算不差，比王秋言强。以后学朱的少，学王的多。嘉兴人在民国三年死的郭慕梁，他不学本乡的朱，到学外乡的王。仲小某画的翎毛，好象从女工刺绣里得来的，以后潘派的翎毛都是这一路。比较起来。徐小隐好一些，高警时是及不来他。赵肃英先生到是学任氏的，画来很灵活，江湖无敌手。沈锦笙、徐小隐到稍受了他一点影响。金北楼以下的翎毛，我看也是平平。他们都是双勾花卉里的翎毛，不够写意，是沈南频一脉相承的。与画人，画神象一样，但求形似，不求笔墨。日本一些所谓“画伯”，也是这一路东西。大致就是“画院派”和“纱灯派”。程瑶笙虽然比较浑厚，但还不脱追求形似的习惯。（75年8月15日）
绘画评论有什么“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我看都不是。艺术的真谛，应该要学禅宗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才能通达上乘，可惜象我那样自小接触前人作品太多，所以万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常常要埋怨大脑的反应，没有脱出前人的窠臼。（75年8月15日）
吕逸字韵清，能画梅花，很秀丽，女史笔耳。我见过张鸣珂《谈艺锁录》原稿，其中也收入了她，在刻印时有人诽谤她而把她删去了。我已写入《近三百年嘉兴艺人志》中，希望不使她淹没无闻。
古代关于绘画的记载都是谈它的艺术如何、没有提起他们的生活状况。其实吴道子为寺院里画壁画也是卖画的一端，历代以来卖画的方法很多，画院里的画人，这也是卖画的一种。《桃花扇》传奇里也有蓝田叔到金陵卖画住在李香君住过的地方一则，这就是"行道"的方式。以后乾隆时的"扬州八怪"和近数十年来在上海的画家相差不远。所不同者他们可能是依靠大商人的。吴秋农在北京卖画是依靠大官僚的。清末苏州的"怡园七子"是富豪官僚与卖画人混起来的。（七子是指顾子山、吴俊卿，顾若波，金心兰、胡三桥、倪墨耕，吴秋农）陆廉夫在吴清卿处是以幕友身份的。（《孽海花》小说也提到的）后来在南浔庞氏宜园是以清客身份出现的。（和庭在张氏适园、起庭在庞氏宜园是同一流。）我看卖画是形形色色的，可惜没有足够的资料，倘使写成一部《卖画史》，真是丰富多彩，森罗万象的。不见汉墓有画，敦煌石室有画，隋唐墓里也有壁画，而且个别还有画人的姓名记载。我想在《药窗诗话》里写一篇，作为缘起，成书当然不是吾辈之份了。（75年9月10日）
谈起了潘派，我想，画人卖画历古以来到也是层出不穷的，集合起来做一本《卖画史》到很有趣，可惜没有参考书了。（1975年10月26日）
说起绘画，我们真不及古人条件好。好比我年轻时听人讲，胡公寿当年画竹，桌下放一个竹箩，画得不中意，就此“一团”塞进去。我们现在如何得了，非但钱不容易，而且宣纸还难以买到，这样的光景，如何得乱抛乱弃？不惬意也只好出门不认货，任它将来大方一笑了罢。（76年6月24日）
谈起画我觉得不要跟在前人背后为是，像我在学画时很注意什么派，尤其是后来学山水更加变本加厉地分什么南宗北宗。甚至画部山水册页十二张要仿十二个人，真是十足的临摹派。好在二十年不动笔墨，把一切都忘了。“老先生”都化了灰尘，以致无所依靠，只好走自己的路了。这也可算得是“逼上梁山”。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画墨兰和画墨竹自昔以来很少生辣，但多园浑。见过影印的苏东坡和见过真迹的石涛、板桥都是这样画墨竹，蒲作英更逃不出这个圈套。总之有些江湖气，我都不喜欢。画竹我看还是看灯光下的竹影，仔细思量或许有良好的收获。前人是不足学的，不是一股蛮劲，就是弱不禁风，所以我不敢画竹。画兰亦如是，清秀些难免闺阁气，坚劲些难免江湖气，酌乎其中很不易得手。当时张燕昌画兰用绿色、不勾。钱善扬画兰用墨色，彩色草石补景。大致这二位先生知道画兰之难，籍以取巧耳。（76年12月6日）
花卉好久没有画，的确是很陌生了。因为花卉不能像山水那样随意杜造，非要一花一叶，生得有地位，也不能脱去本来的形象。我虽然是画花卉出身，但是认花卉是畏途，外行人不知道，认为花卉是最容易画的。所以久不画花卉，各种花也画不出来。你说的迎春花，我也无法画个样子，但知道花色是黄的，梗是硬的，没有叶就开花。以前在西湖上，好比中山公园、西泠印社等处山壁上，时常有的，也不去留心它。我因为搬来南浔，就不想再从事绘画，所以不经意地把这种稿本都生了火，化了烟灰，也不可惜。当时我在十八、九岁时，曾经画有一部百花的长卷，一部百花的尺页。（每张二种共五十张）这个长卷，我后来送给了兰坡兄。这部尺页因为蔗兄收长安这位徒弟拿去当画稿了。现在只有见到一种花，仔细看一看，回来描个样儿。可惜的很，要见一种花也是很难。在这里就是一株梅花、一株桂花也难得见，何况其它的了。就是这些药草是我亲手培植过的，故而画出来比较准确，不会瞎三话四，有时也用书本与实践结合起来应用。时间都是依照我种的纪录。我画的十二月花，好些花我好久没有画到它了。连荷花也很生疏了，何论其它。我近来画的只有梅花和菊花。石榴花还是今年为了纪念七妹而才画起的。这一种瓶兰花是我看了花画的，当时我的合作百花卷，先师季人先生就是画这花。花瓣绿色，有香味，中心像瓶，色白，所以叫它瓶兰花，因为兰花既香而色必绿。当年我庶母借来过一个百花的手卷，其中的花有百分之五六十不识得，画来很工细，费了一、二年，临了一过。后来这个卷子，庶母过世后，仍放在红霞楼上，丁丑之后就不知去向。现在想来，这个可能是百药图，不是近来我画的药花，好多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呢，花和叶实在很难分得出来。我看百花图可以用药花，不见牡丹、芍药、杜鹃、芙蓉……等等都已入药？但是百药图，就不能画进不入药的花，这是很自然的。当时郭氏画百花图说不要药花，这话是不通的。何以射干、僧鞋菊等画进在内呢？可见那时花和药的概念还是十分含混的，大概也是因为"药栏花圃"之误吧。（76年12月12日）
我画山水实在毫无兴趣，因为在非山又非水处很难画出一点明堂来，就是画出来也难脱吴门派的窠臼。吴门一派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的。以前不要说，从秋圃老农，杨南湖到郭氏弟兄都是我年轻时临抚的对象，而且也很喜欢冯超然和吴观岱一流人物，所以我觉得画花草来得适应环境。（77年1月24日）
说起大千先生为什么到嘉善？他与嘉善有没有渊源我到不知道。大概是梅花和尚墓的关系。这位先生江湖气很严重，这时他鬻画没有润例，随口开价。（据说大千先生的润例订得很大。他的老师曾农髯见了不以为然，由是他收回了润例。）毕竟价太大，请教的人不多。（当时大千先生的画，一般商人之类是不喜欢的）。他就扬言到四川去了，要求他们要画快点来拿，否则要一年二年后回来再画了。由此可以招揽一笔生意（在仁报上登了启事之类，还有些在报上和他捧场）。这样一来不好意思留滞在上海，搬到嘉善去住一时，算到四川老家游山玩水去了，其实也不过是掩耳盗钟。到了嘉善至少与外间有所隔绝，生意更少了。因为这样，嘉兴一带的裱画店里，常常发现大千先生的画出售。（那时我也见过好多，立幅大概十多元一幅（花卉）），有一回我与警时、中韬去看过他。明说大千先生画了出卖，当然不好意思。大都推托学生子偷出来的，所以价钱比较贱。我曾经出二元卖了一张红荷花的扇面，上有墨迹，不知故意或偶然拓上去，不得而知。这张扇面还没有写字，丁丑之役放在红霞楼上失去了。当然这种事是当时海派人物的惯技，到也并不可能贬低他的艺术声誉的。他做假石涛卖给日本人很多，做假并不坏，是有本领的。（做假当真卖有本领，做假当假卖是笨货）。我对大千先生很崇拜。（1977年3月22日）
为什么潘派中人没有一个人能超过雅声先生呢？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呢？我看有些人看得前人好比月亮，自己不过是一颗小行星或一块石头，自卑心理的产生助长人家稳稳当当做皇帝。什么四王哩，扬州八怪哩等等，永远是高高在上的。难道不能把他们踏在脚下，真真……（77年10月12日）
乾良兄劝我款字不要潦草，孙乐兄也说过，这也是意趣不同的问题。我以为书与画要“合而为一”书即是画，画亦即是书。书画不能脱离。我现在还不能有条件做到“书画一枝笔”，我自己画的已经有用颜色来题款了。因为拿出去人家一定要说太“怪”，所以暂时只能自娱而已。我的绘画理想，逐渐地超出了绘画的境界，与书法慢慢地缩小距离的差度，做到“合而为一”。何况前人早已把题款的位置纳入了绘画之中，并且包括盖图章在内，这也是曾经提起过的。总之任何一种艺术，不能够在本身上打圈子，要寻找外来东西去充实它的不足，也不能脱离了本身去卖身投靠。孙悟空虽然能变七十二套，毕竟尾巴还是要变根旗杆，猢狲没有尾巴，那就不是猢狲了。画从书出，倘使画脱离了书，那就是忘了娘家的不肖子孙。
本来环境的演变是难以捉摸的，各人有各人的环境，各人有各人的演变。好比我放弃了绘画，读了二十年的书，然后再提起笔来绘画而造成了今天的绘画。这种类似的环境演变也不多吧。我的绘画根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也曾临摹过数以百计的名家画法，不论粗粗细细的人物、仕女、山水、虫豸、翎毛、走兽，甚至乌龙、博古都尝试过，难道说我要画像唐云、王个移那样的东西不能吗？我是不屑为。因为我自己有一套，不去追随任何人。有时我觉得缶翁好，白石好，不免由印象而反映出来，这也是自然的现象。非萧曹也。吾兄知已，发此狂言，外人岂能道乎。（77年11月9日）
你说石涛、八大、缶老、白石之流为何会出名，很简单，都是外国人在作“祟”，中国人是永远不给他们好评的。中国人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矮子看戏，人云亦云"。虽然心里不大佩服，然而口头上不得不称他个是"大画家"，自己也不愧是鉴赏有素的识宝太师了。
清朝一代画家大都重“纱帽头”，好像“四王”，以致戴熙、汤贻芬。早的有高士奇、宋荦都是这样风气，一直到现在还是无法消除，何怪宾虹先生要慨而言之了。他画室里挂的都是无名画家，我都忘了。（因为名气不大）。
我并不否定“美院派”，毕竟懂得画理，比“作场派”好得多哩。“美院派”基本工夫不足，这是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学齐白石，黄宾虹……如何学得好，如果学得好，也不过是有皮无骨而已。（1977年11月16日）
画画一向叫它描绘，我看描是学习阶段，绘是自出新意阶段。每一种艺术（包括泥木漆工在内）总先要打底子才能发挥它的所长。好比写字先要写正楷，唱戏先要唱慢板等等。画画就是先要描，所谓依样画葫芦。当年米元章说黄山谷为描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知道了众家所长，然后自出新意，加以发挥，那就是绘了。不是我小看人，就是“濮院三老”也不过还在描的阶段，离绘还有很大距离。因为他们都是我所谓“作场派”--师傅带徒弟的一路，一定要教会，教会就算大功告成，即所谓“满师”。据我看来艺术是没有“满师”的一天（通俗能寻饭吃就是满师）可见我的画画与他们画画完全是两条路（想望不一）。美院派是绘，而没有描的根基。不是我说过一起手就是吴昌硕、齐白石，没有那么容易，他们走的是大路，不是“作场派”的小路。好比下海的票友，大都是大路而根基不厚。
中国画的关键且看谢赫的“六法”，它的“气韵生动”还在“骨法用笔”之前，因为“骨法用笔”可以传授，而“气韵”是无法传授的。这种“气韵生动”在戏剧界里的术语就是“台风”，什么是“台风”？那是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的。实在也是“不可知论”。所以欣赏一种艺术非要多读书不可，否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也不知，怎么可以“欣赏”呢？……艺术有时很难讲。当然也有它的发展过程，中国画与西洋画各有各的环境所造成的，倘然“死搬硬套”必然成为非驴非马。……现在我画画最好的条件是我行我素，人家说好也罢，不好也罢，反正不是从这里去寻生活的。不比当年吴秋农要把砚子丢到鹦鹉湖中去了。（77年12月1日）
海盐任氏门中的画，我也见过，描描而已，未足为画焉。图章当然也是如此，这种东西只不过是一隅之地所盛传耳。
我并不反对新，新得好，何尝不好。画只马在路上走，能够画出他跑步的姿态，一辆汽车在路上，请教停与开有何分别。艺术着重在"美"，一把电风扇何美之有，那里及得来几张芭蕉叶那样好看。（77年12月14日）
“石轩画石”被你败了兴，本来这种掠人之美之事，在艺林中不算一回事。就是庞元济他的山水都是他的门客所画，先有陆廉夫，后有郭屺亭，当然还有其他人，他后来在画上盖了一方“虚斋嫡笔”的图章，他自己也承认了。周庆云的各种书籍都是别人代做的。吴昌硕的文章也是由任堇叔代做的。当时上海有二位女史，一是书，一是画。书是吴芝瑛（是廉南湖夫人）画是吴吉芬，（我印象中是唐云的母亲）人家知道她们由人代笔，还是有很多人请教她们书画的。天台山农润格上也有篆刻，每字 X 元的字样。刘丈当面对我父亲说，有人来请教，就叫其石刻了。所以世上并不是没有天台山农所刻图章的。……艺术界里一件东西，只要你自己承认就算是真的了，好像已成了习惯。
我没有一支像样的写字笔，画墨竹很难，我不敢尝试。何况画墨竹最好是写字笔来画，因为这是书家的事。我记得还在二十岁前临一张王小某的仕女，半身靠在一树梅花上，梅树旁有儿枝墨竹，那时我就没有画，可见我是畏竹如虎了。你去年曾经一度很有兴致画兰竹，我是没有这种兴致了，“六十岁学吹打”毕竟是要不得的了。（1977年12月21日）
不敢画山水，就为此眼前无山水也。（77年12月28日）
我看学画最不好是有面目，一有面目就是“作场”的性质，没有什么所谓灵气。美院派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为美院中人大都不是有了“天才”才去学画，他们的学画是有目的的。上次信上已经说过了。换句话说就是为绘画而绘画的。这种不自然的现象，好比当时小庙里买个小孩子来做和尚一样，没有善根，决不能成为高僧。没有天才，也决不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画家。最多不过是萧规曹随而已。所以前人的作品，要看得多看得广，才能溶合在自己的作品中。你看像潘氏门中的子弟，他们除了要看潘派以外，其他的东西简直是不要看的，故而他们的面目毕具，别人的画法水也泼不进去，和作场里一样，师傅这样做，徒弟依样葫芦照办，不去改变，不去改进，一贯这样的传下去，头脑里脱不了一个模特儿，很多年来流毒已很深，一时要改很困难。当时的画院派，一称“纱灯派”，好像有点讽刺的味儿。总而言之，这种东西是没有手法与没有意境的。（78年1月26日）
盖图章与插花一样，也是一项艺术。一个题款，一张书画，盖图章是能好能坏的，有它一定的作用。
附下的“花好月圆”很美，这幅画设想殊佳，尤其是一对鸳鸯。画人物仕女最重要的是线条与神态，令师定夫先生神态自然而线条不足。近来依我看来倪墨耕胜于任伯年，但一般都以贬倪而逢任也。（78年2月5日）
你的人物虽然还不脱定夫先生，但是风格殊异，大有出蓝之誉。无量寿佛补景菩提树画得很好。就是佛背的树未留空白，觉得薄一些，佛像就难以突出的了。总之这两张人物很好，并不俗。题材俗，并不意味着画来俗。我觉得笔枯一些可能还要比较古朴，你意为如何也。
绘画以及其它艺事，当然自己要有毅力，不过还要接受有益的意见，不可盲目地自以为是。最重要当然是鉴赏力，倘使不先学好这一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虽然埋头苦干，也是徒然的。当时所谓游学--寻师访友，就是要听取各种不同的看法，自己加以选择应用。虽然是好的东西，也不能囫囵吞枣，不加消化而使用，这就是硬搬。好比而今画院中人，一定要像什么齐白石、黄宾虹……等等，你不是白石、宾虹，怎么会画得一样呢？是要打个问号。名人的东西不是处处是好，要学也要择其精华，弃其糟粕，吸收进去。盲目叫好是无补于自己的，你看对不对。不合时宜，更加不要理采。艺术不是给人做奴隶的，否则就是亵渎了她的高尚品质。（78年2月8日）
我记起这位刘慎旃老兄为了吴昌硕的画，我与他争论过。他说齐白石是无产阶级的画家，吴昌硕是资产阶级的画家。我不承认画画有什么阶级不阶级，花上又没有标上签子。后来西泠印社成立了吴昌硕纪念室，他就无言可说了。可见一般人喜欢学时髦，这大概是人的本能吧。（78年3月8日）
嘉兴画花卉近代大致宗张子祥，不过张氏很少画鸟，至朱梦庐才花鸟为正本了。朱梦泉虽然亦是张氏门生，但比张氏要大两岁，他的画与张氏是不同的，崇尚淡雅，无艳丽之气，可与同时钱晓庭相媲美。钱诗庭出身双勾，是学山阴李汉青。李氏清末曾来嘉兴行道，专画双勾。后来在哈同花园绘画，和他的同事由里山人是差不多的一路。（78年3月15日）
我认为绘画必须要从工笔着手始有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飘飘荡荡地没有着落。到现在那些美术学校，还是次殖民地时那种教育方法，勿三勿四，勿中勿西，那里会有好的人材出现。他们就是没有基础，刚学画，不是齐白石就是吴昌硕，怎么能够学得好。程度的起点没有摸清，一步登天什么得了。仅仅是“画饼充饥”，对于艺术是没有好处的。近来书刊上所登的东西，好的真是寥若晨星，不懂的人认为书刊上登出来的总是好的，误人莫过于此。倘使文艺不好好地端整起来，中国艺术是毫无希望的，国画当然也包括在内。如我这样的人毫无能力，所以也不需要杞人忧天，不过是我行我素而已，求名求利两不相干。舌还在，不免又要说这“多余的话”。（78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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