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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王开岭的散文
阅读的盛宴
吴散人
我是一个嘴谗和挑食的读者。曾对一个朋友说：一部二十万字的书，若有一万字吸引我，我会买下来，若有一百字让我记住，就是一本值得眷恋和留存的书了。而眼前这本书，它在一周的阅读里赋予我的快感，让我在感动之余，甚至涌出一股感激。一股极度亢奋和深深满足后的感激。
题材之丰浩、细节之精准、纹理之细密、精神发现之独特、关怀视野之阔大、言说的锐度和思路的延展性……盖超乎我的想象。经年来，我很少看到在一册书中，由一个人的笔下竟洞开出那么大面积的精神风光：郁郁葱葱的故事森林，幽邃致远的理性深潭，峻峭挺拔的良知峰峦……在王开岭身上，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体悟型作家的全面性：文学的、美学的、理性的、情怀的、史思的、宗教的……一本书竟能汹涌、汇合那么多元素而又从容不迫！在这个浮燥的速记写作时代，你不得不承认，它有一种鲜见的“世外”品质。
准确地说，它给了我一个周期很长的阅读节日。就像一份丰盛大餐，它的丰饶和美味，几乎照顾到了我肠胃的每一层褶纹。
“二十世纪，神被杀害，童话被杀害。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人对大自然不再虔诚，不再怀有敬畏和感激之心……一切都在显示，二十世纪是一个财富和权力的世纪，一个仅供成年人生存与游戏的世纪。现代化，更是一个旨在表现成人属性和欲望的概念，它本质上忽视儿童。”(《森林被杀害，童话被杀害》)
这样美学化的理性文字，在以喧嚣、怯懦和虚伪著称的当代文坛，在以争夺语词和与概念调情为能的思想界，其含氧量是立即可判的，那种寂静独立的气息，使我在呼吸间就把它与它们区别开来。
毋庸讳言，我们正面临一个越来越商标化膨食化的阅读时代。文学界的先天不足和苍白自不必说，时代所能挤出的一点点脑汁，也多陷入学理的臃肿系统中不能自拔，一粒有用的药丸，往往须数以千倍的糖衣包裹和累赘体系为之服务，多少洋洋万言的繁文，一旦脱去了泡沫，甩干了那些语焉不祥和思维混乱的瘫痪性词语，真实有用的信息大概仅几十字或一句话。如此庞大的结构，对阅读来说，实为一种巨大的时间消耗和体力开支，简言之：累！或者说：表达的无能！而一些相对非学理性的民间书写，虽不乏自由和闪光的东西，但由于言说的任性姿态和散漫气质，又多在声音的分贝值上下功夫，一些有用的思想原材料，也多流于一种粗糙的机器生产，滥而殇，浮而佻，经不住检验和淘洗。
王开岭的文本显然属于一种手工，属于一种慢活。这使他的笔调又多了一种罕见的诚实和耐性。更要命的是，除了要求理性的精准，他还唯美。比如有一篇《向儿童学习》，在批判了成人社会对童年的粗野塑造之后，他这样说：“一个人的童心宛如一粒花粉，常常会在无意的成长中，被世俗历验这匹蟑螂悄悄拖走……然后，花粉消失，人变成了蟑螂。”“所谓的成熟，表面上是一种加法，但实为一种减法……就像一个纯洁的天使，不断地掏出衣袋里的珍珠，去换取巫婆手里的玻璃球。”“从什么时候起，一个少年开始学着嘲笑天真了，开始为自己的幼稚而鬼鬼祟祟地脸红了？”读这样的句子，你只有赞叹的份。它不仅贡献了智慧，还贡献了智慧最好的形式。
王开岭的文字，有一种温润的金属感，有一种磁性的光芒，它敏感、深邃，明澈又干净……如果用形象表达的话，我想说，王开岭的文本散发着一种鲜见的紫檀气质。这样一册书，摆放在书架上，俨然现代家居中蓦现出一件“檀品”，你会觉得眼前一闪，心神被什么东西给紧紧摄住了，它会带给你一种与平时迥异的阅读景象：不仅工艺精美，更多是其质地、其优雅的心灵和纹理的高贵，一种丛林里的高贵，一种靠沉淀、浓缩和结晶凝成的高贵，天然而非刻意，古老却又年轻，沉实且生气蓬勃……这样的资质于当代实在太难得。完全可以想象，其生成会多么缓慢，包含了多少苦寒和耐性。
无论是廓清历史、还是批判当代生态和权力之弊，他截取的往往是那些最不引人瞩目、最易被喧嚣的学界和民间所忽略、而又极具人文品质的片段和细节，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精神事件”（这是他常用的一个概念）和“心灵事件”。这几乎成了他选题的一个标准。也正是这样一个标准，保证了该书的纯度和精粹性。其实，这不是个运气问题，一切有赖于作者的提升之功，仰仗作者的心灵锐度和精神发现力。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着的人。”“假如人类有一天真的不再遭遇战争和杀戮，你会发现，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量，竟源于这样一组细节和情景：比如，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这样的文字，会让一个心灵敏细的人感到欢愉，也使一个思想习练者倍觉满足。这种文思兼容的品质，既替浅薄、贫血的散文界挽回了思想和良知的面子，又为鲁莽兼粗糙的思想界赢得了艺术与审美的声誉。或许正是因了这原因，近些年的各式“最佳”“年选”“精品”等选本大战中，均可见对王开岭名字的争夺。《请想一想华盛顿》《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精神明亮的人》《恐龙胃和物理人生》《向儿童学习》《古典之殇》《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大地伦理》《我们如何消费星空》等已成为这类作品的名篇。
在王开岭理性精神的背后，我感受强烈的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浪漫：性情的浪漫，心灵的浪漫，目光的浪漫。这浪漫就像菌种，极大地生动了他的体悟和才华。看得出，王开岭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在他最具现实性和批判性的文本中，也影影绰绰闪动着朦胧的审美色彩，正是这色彩，让我瞥见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挺拔背影，一个自由高韬者的倔强。该书中即有一篇叫《精神明亮的人》的文章，若换了别人，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那么远的，文中，他提取了现代人生态中常常忽略的“看日出”这一细节，把生理惰性提升为精神遗憾：“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和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沐浴和照耀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与发现……”
有谁表达过这样的细节？有谁曾对这样简单的自然情景进行过精神提纯？或许是天然性情，或许是后天定力，王开岭对“流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免疫，在其作品中，你找不到流行话语的痕迹，对每一题材，他似乎都不满足从一个流行的入口进入正题，他表达的入口真正属于自己，而非租来的或盗来的。王开岭使得你很难重复他。你可以重复其材料，重复其观点，但你无法摹仿其纹理和气质。他的文字不是说教性文字，而是体验性文字，不是霸权式话语，而是共享性话语。他对读者有一种含蓄的谦让和尊重。而这种尊重，恰恰是我们很多——甚至包括被评价为“优秀”的作者所不具备的。他使用最多的是心灵，而不是嗓子。
透过这册书，作为读者，我游历了一个人的精神地理，被那些从未见过的神奇风光所吸引。那风光在日常的旅游地图上是见不到的。我不敢断言这样的地理绝无仅有，但我确定的是，这是当代为数不多的身兼多种文质的作家和作品。
一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智者，一位诗人，一颗良心，一个浪漫而冷峻的同时代人。这样一个夜晚，携上这样一本书，与之同行。我感到了雪的融化、心的欢愉和春天的临近。
循着那样的声音
王月鹏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一直把写作视为不甘沉沦于庸常生活的一种自救方式，是此岸向彼岸的泅渡。所以我固执地以为，写作的快乐更多地是指一种内在体验，尤其是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今天，它其实仅仅是一种更为真实的个体存在方式。我努力去做了，平静地生活，安静地写作，与世无争，心安理得。直到王开岭在我视域中出现，这种所谓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他说，“在上帝缺席的年代，艺术家是这样一群履行‘神职’的人——面对狼藉的生存，他必须哭泣。然而他必须停下哭泣，必须在夜的中央祭上理想的蜡烛。擎举着，颤巍着，照亮黑衣上的‘十字’，然后用它照亮……这是一道仪式。更像一种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是可敬的。因其民间身份的卑微与注定的孤独伤痛而愈发可敬。”一个绝决的、不够“安分”的年轻人，在对自我灵魂反复进行拷问的同时，亦向庞大的令人窒息的现实秩序表示了质疑和抗争——他关心的是，“我们可曾真正生活过？真正有力地心跳过？”这样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渗透在他所写下的每一篇文章之中：对陌生的“外省人”的悲悯，对“高大而又拄着拐杖”的歌德的叹惋，对慷慨赴死的荆轲的缅怀，对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的敬重，对周永臣“一个人的遭遇”的诘问，对捍卫人类尊严和良知的顾准的感激……
在一片喧嚣和浮躁之中，我看到了那张充满忧愤的脸。一张年轻的、含泪的脸。一个可以视之为“兄长”的人。
“哭泣是因为灵魂的难度与真实，是精神严肃和强烈震动的结果。一个对生命特别忠诚与虔敬的人是无法抑制住哭泣的。”必须这样。只能这样。现实就那么存在着，无需证明或掩饰。王开岭开始独自作战，他的价值指向，始终都在瞄准良知、正义和尊严。这些本属常识范畴的东西，之所以被他频频提起，正是因了世人对它们的日渐疏远和淡忘。王开岭对此表现出了深深的不满和忧虑，他以自己的激情赋予这些“词语”以血性，用自己的青春助延它们的生命，从而感召更多人的生命。他一次次含泪捧起那些散落在浩淼历史长河中的珍贵精神片断，企望以此唤醒人们关于爱与良知的记忆。正如福克纳所说的，“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王开岭用心去做了。
时下很多所谓的宽容和超脱，常常是以思想的苍白和品格的软弱为背景的。在这样的境况中，王开岭无畏的抗争、啼血的呐喊，也就显得格外突兀。于是可以想象，那些毫无精神性的訾议，断章取义的评判，甚至粗暴的责难，将会怎样地接踵而至。他独自承受着，没有放弃继续言说的权利。在这个人们时常被物欲折腾得筋疲力尽，而对良知与尊严漠然视之的年代，王开岭自觉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之所以在苦苦支撑生存的隙间，挤出一点灵魂的胆汁，那是因为我觉得生命要有尊严，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否则，即对不起生命和生存。”虽然他自知“那些障碍在等着我，那些因阴暗而结实无比的墙在等着我”，但他坚信，“来自理想的厄运正深深满足着我，打击我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记得博尔赫斯说过，一切阅读都暗示着一次合作，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一次同谋。读王开岭的文章，我时常想象着他在那些不眠深夜里的神情。或许，对于那些所谓历尽沧桑的人而言，会从他的抗争中听出某种“颤音”，可是在一个拒绝浮躁和麻木，固守良知和正义的人看来，它确是振奋人心的——因为正是这种抗争与诘问，体现了一种将个人、哪怕是再微弱的个人的尊严凌驾于庞大的现存秩序之上的冲动。这份冲动的价值，在于它让强大的现实不禁为之一震，让激动的人们更为长久地激动着，同时，它也为另一种可能创造了可能。
它的价值，更多地在于行动和姿态。当人们沉浸在安逸里而日渐冷漠、麻木之时，王开岭们必然地出现了，一种抗争的姿态必然地出现了。
斯巴达·西隆曾经说过，莫让你的舌头抢先于你的思考。王开岭的抽屉文字首次结集出版时，他为之命名《激动的舌头》，这显然是有着别样涵义的。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有着独立自治的精神领地，只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他不理解那些肤浅和无知的写作者，何以活得那么坦然与从容，书写得那样自由和惬意？他同样不理解那些比他渊博、强大得多的师长和朋友，何以那般漠视良知与尊严，何以在现实苦难中呈现出那样的优越感？面对一颗正在滴血的心，他没有转身离去，而是勇敢地正视它，开始探察最深的伤口；当找到真实的伤口后，他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激动地说出了它们……
说出了那些感动，那些悲愤，那些关于生存的真相。
在俄罗斯白银时代，面对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迎着随时都会被流放、监禁，甚至秘密处决的危险，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等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高擎着由普希金、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传承下来的人文品格和自由精神，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言说和抗争，用全部生命承担整个民族的苦难。他们不但没有怨天忧人，反而“担心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一切，都是最令王开岭激动不已的东西。他没有从旁观者的角度发言，而是藉此对自身生存境遇进行极为冷静的精神观照。甚至，他想成为那个点燃肋骨充当路灯的人，为的是让“影子”出现，让道路明晰，让黑夜永远退去。
“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他含泪地问着。
“我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我在与王开岭的灵魂相撞时忍不住扪心自问。坦白而言，因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我在现实中可以说一直是“谨言慎行”的，但这从未影响我对那些颇具锋芒、极富个性的人的好感，并且还常常从心底对他们滋生一种敬意。
王开岭即是其中的一位。最初读到他的文字，是在《山东文学》上。《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文学为理想而战》、《远行笔记》、《向“现场直播”致敬》、《“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从1998年开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的文章在《山东文学》频频登场，由此我知道济宁有一个叫做王开岭的同龄人，也在全身心地爱着文学。在一个物欲时代，这种选择该是何其不易。我曾想主动写信或打电话给他，因了寂寞中一份对交流或倾谈的渴望，更因了对他文章中奔涌的激情与血性的敬意。感谢刘烨园先生，他在电话里说：“你和开岭之间是该多联系多沟通的。”随后，经他介绍，开岭把刚出版的随笔集《激动的舌头》寄给了我……
我们于是开始神交起来。于是我才有缘陆续读到了他一本又一本的书，并且从中汲取着营养、启悟和力量。
感谢文学，牵引我结识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我亦将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以思考和书写的方式，向他、向他们致意。
王开岭：锋棱的瘦骨
王刚
读王开岭的文章使我想到两个人：一是当代散文家刘烨园，一是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前者是王开岭的良师益友，后者索尔仁尼琴与王开岭素昧平生，但是他赠与了王开岭成长所必需的诸多元素。我们不能说王开岭在叙述风格上与上述两人存在着某种相似，我们要进行深入地判断：这是他们的人格与灵魂在最深处的一致。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殿堂建构在古拉格群岛之上，刘烨园的才思迸发于文革的废墟中，经过古拉格与文革的人是不幸的，但是时代付出了一个高昂的代价让他们获得了一个观察人生的特殊的角度和机会，从而使他们对人性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知。王开岭没有这样的幸运，看来他也不需要这样的幸运，他出生在1969年。他的写作缘自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良知，他把这些灾难经历作为人类生存的大环境进行了考察和关照。他敏锐的双眼洞察了事实的真相：即使那些灾难的岁月已成为过去，但形成古拉格、文化革命、奥斯威辛等等悲剧的精神因素仍然潜伏在普遍的人性之中。王开岭自愿承担了一个排雷士兵的危险角色，他要深入细致地抚摸大地上每一个受伤的角落。因为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却歌舞太平的世界，文艺家必须象只兔子一样竖起自己多疑的耳朵，然后把获得的危险的信息以尖利的声音向四面八方传达。这是他们的良心，也是他们的职责。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认为：王开岭来自刘烨园和索尔仁尼琴，他继承了他们，总结了他们，并最终背叛即升华了他们。这是冬天白桦树上新抽的一枝嫩芽，它也许尚不如母体壮硕，但它的存在已足以安慰我们在冬天中日益干枯的眼睛。
——据说毕加索60岁生日的时候，法国总统送给他一箱子礼物，这是一箱子炸弹。王开岭的文章我读的很少，但印象深刻。最近，当朋友把他的一整本《激动的舌头》送到我面前的时候，它无疑是在我的单人囚室里送来了一箱子炸弹。它让我看到了精神世界旷日持久的遮蔽与覆盖，看到了灌木丛下横陈着一条铁石般的冰河，它的流淌不紧不慢，不清不白。生活象一只松花蛋，惰性和奴性象泥巴和蛋壳紧紧包围着事物的内核，使其变质，使其适合于发展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舌苔和味蕾。王开岭的文章使我苏醒，也使我感到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令我喜欢，因为这是一种能力。王开岭说：“你必须痛苦”“痛苦是因为灵魂的难度与真实。”（《必须》）一个病人能够感觉到伤口的疼痛，这证明了健全的神经和救治的希望，如果鲜血四溢却没有痛感，这将会预示着危机。痛苦应该是当代人最正常最普遍的表情。一味的傻笑使我感到恐惧与绝望，而痛苦，却使我看到了曙光。
寻找痛苦，剖析痛苦，医治痛苦，这无疑是王开岭的写作要义之所在。甚至他语句中的节奏，意象，那些带着冬天的气味和色彩的文字，无不来自作者激情的高涨，痛苦的程度，以及灵魂进入的高度和深度，而这一切，不能看作是一种文本的技巧，而是一种精神的全部投入。在我们的作家协会里，存在着无数用肚子进行写作的技术能手和文学泥瓦匠，而王开岭是稀有的用大脑和身体进行创作的知识分子，他在一个浮华的时代抚摸到了时代的脉搏和自己的心跳，他的痛苦就是时代的痛苦，时代的肿瘤就是他的肿瘤，他必须介入它，关怀它，安慰它，他不能外在于时代而生存，这正是他的全部痛苦之所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理想的自由者，而不是现实的自由者。必须是那种痛处感不自由之后——为自由而呐喊呼号而奔波拼争的知识分子。这不是一个天然的利益享受者之身份，而是一个对权利不公发难者的角色。”（《自由与公共》）王开岭就是这样一个燃烧型，损耗型的作家，这个时代奠定了他，丰富了他，同时也伤害了他。在朋友之间的聚会中，常常看见他清瘦的面孔。刘烨园先生曾经说；“在一个痛苦的时代，一切胖子都是可疑的。”唐朝是丰腴的，宋朝是憔悴的，一个作家必须具有时代的形貌，发出时代的声音。而在朋友眼中，王开岭的这种清瘦甚至也被看作是一种人格的保证，因为这是他承担了时代了时代责任的证明。他在一个措辞不清的黄昏里具有“罕见的说是与不是的坚决与彻底的能力”，他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以峭拔的姿态和锋利的目光守护着美与良心。“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杜甫的这句诗可以看作对王开岭其人其文的简单概括。
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
侯培元
我的老朋友张老师退休后，被儿子接到了上海，他最近给我发了好些短信，其中有一条引用的是王开岭的一段话：“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这是王开岭《每个故乡都在消逝》里的句子。
张老师一直喜欢读王开岭的文章，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走进了王开岭。
王开岭：男，1969年生，山东滕州人。曲阜师大政治系87级毕业。先后创作散文、思想性随笔、文学评论一百五十余万字。著有想随笔集和文学评论集《激动的舌头》、《黑暗中的锐角》、《有毒的情人》、《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现居北京，任央视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栏目指导。
王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架马车之一。他是个用心灵说话的人。在王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贪功，不居奇……
恢复文学的“业余”和表达的本能，跳出“专业”游戏的缠绕和常规命题的窠臼，不张望，不纠缠，不入圈，不联盟，他独立得干干净净，彻底的“业余”，把写作当作爱好和消遣，把思想视为正常的呼吸，他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学局外人”的清醒和从容——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更近，离文坛生活更远。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学送回去——回到文学最早出发的地方，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的中央、而只是你头顶上的一颗星……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他还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文学和思想太当回事。
他是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比嗓子和奖杯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除了忧郁，他还明亮；除了锋利，他还温润；除了理性，他还唯美。
而今，他开始自觉地追求“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都算一种美德。
王开岭说，“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被扩展的思想根系
――读王开岭《精神自治》
张杰
很巧合，读王开岭先生的新书《精神自治》时，两晚做了同一个梦：在漫漫黑夜里，一群人拉着一列沉重的列车在泥泞的道路――甚至田埂一样泥泞的坡道上艰难上行，空中飘着雨，路似乎没有尽头。
――它让我想起那些时代的拉纤人！
……列车怎么能够拉着前进？是什么使它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而纤夫们天生就被赋于了拉纤的命运？世界卑污而崎岖，肮脏的世俗风雨从四面八方打来……难道拉着的时代列车艰难行进在时光的旷野，践约几乎不可能的理想和梦，是为了使一个时代得救？因为他们――一群灵魂的自救者，精神的殉难者，思想的圣徒，赋于时代以意义，舔着时代的伤口与黑暗，成为暗夜里的一抹风景？人们眼里为什么充满感激的泪水？梦境意外地与正读着的《精神自治》的精神实质暗合了（丝毫牵强便是亵渎！）。这梦使暗夜里思想者的影子渐渐清晰，仿佛一尾深水鱼，渐渐浮出水面，带着水底水草摇曳的风姿和气息，以及思想者于前夜的闪烁，连同书里镭射一般的光，仿佛一棵树渐渐生长起来的细节。灵魂被照亮了。
生命原来可以如此被丰富？这是一部像森林一样丰富的书，构造出一个思想探险般的神秘世界，灵魂的“诗意地栖居”地遍布它的每个角落。如果把王开岭先生以前的书称为精神“点射”作品的话，《精神自治》无疑是一种集中更先进思想武器和火力的精神爆破组――难怪此书的出版几经周折辗转。它不止像大地上一株呼吸自如的树，更像是一个系统，一片森林或热带雨林。经年的生长，自己的性格、绿荫和生态，根深叶茂、枝柯相接、根脉相通，在一个自己的体系世界里，独立于大地风景而自成“气候”。但又与整个大地脉络相连，组成大地共同的壮观生态――大地因有这样的森林而丰饶，生命因有这样的丰饶而完整。（站在这片思想森林前，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人感到灵魂愉悦而神清气爽，顿感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王开岭的作品素以“人”为基本点、发出自己认为应该发出的声音著称――人们以为这样便足够了。但他却认为人不仅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且要拥有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世界。面对黑压压的、不住地压过来的黑云，以及持久的呼叫和射击，或许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迅速“搂卡了弹匣的战士”。令人惊愕的现实。一场持久的战斗，丑恶、严峻、尴尬和紧张，会使战士的姿势迅速变得僵硬、变形、嗓音喑哑。他体验到了最深刻而无声的暗夜悲哀――在这种世界里人已不复为人。他知道，靠“点射”的威力，已经几乎对这个世界不起任何作用――像面对一个已经下达了病危死亡报告的患者或一个刁钻而不可救药的世界，预先准备好的诊治报告或拯救方案已无能为力，必须重新思考一切，以更高级的科技手段应对――包括手中拿着的手术刀或冲锋武器的科技含量等等――让人欣慰的是他在这部书里做到了。他知道，精神家园――这一涉及灵魂的工程，必须首先让人完全告别过去的匍匐或半匍匐状态，变成真正的直立行走、完整的“人”，变成大地上的从容行走或诗意散步。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被他以非常漂亮的姿势做了出来――在被污染的“温室效应室”甚至毒气室里，想像大自然空气的清新；在一个颓败、丑陋的世界里，想像胜利后的美好、喜悦和辉煌――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做支撑！如何做到的呢？简单说就像书名一样――精神自治，这意味着一个主动的、俯瞰的精神姿态、灵魂的清洁和有力――自治后的灵魂可以直面一切，也是这部书具有超常的精神想像和思想力度的原因。它几乎触及到一个正常的生命和灵魂应该触及到的所有领域。其涵盖之广、触及之深、力度之大，不只呈现出生命原来可以如此被丰富这一事实，而且确立了一种生命原来可以如此被丰富的精神自治的生命理念：《向儿童学习》、《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请想一想华盛顿……》、《武器的纯洁性》、《“宗教感”：来自太空的伟大爱意》、《枯树新绿：从“宗教原旨”到“宗教感”》、《谈谈生命，谈谈墓地》、《“人类夫人”》等；“没有独立的精神领地，没有个性的生动与闪光，没有自足的个体意志和理想，一个人无论面皮多么红润白皙，其生命都谈不上鲜活与健康；无论肉体的居住环境多么轩敞耀眼，其生态都是黯淡、阴郁和低垂的，灵魂都无法真正明快起来。”（王开岭《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是的，我们必须仰望点什么。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让疲倦的视线从物面上挪开，从狭仄而琐碎的生存槽沟里昂起，向上，向着高远，看一看那巍峨与矗立，看一看那自由与辽阔、澄明与纯净……”（王开岭《“宗教感”：来自太空的伟大爱意》）；树、动物、生物、国家、社会、大地、伦理、生命、孩子、人生、快乐、自然、星空、宗教、信仰、灵魂、墓地、女性、情欲、爱情……一个完美、理想而使灵魂自由的世界诞生了。人的自治，整个世界的自治，世界借此找到自己的根，根系们也因此被扩展，呈现出一片生命的原生态，一切以它本应存在的方式而存在――我仿佛在一棵参天大树前，瞬间明白了根深叶茂的道理；在一座精神森林面前，意识到思想根系一旦被扩展意味着什么――这个多么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却可以蕴涵那么多。他创造的这个纯粹而美好的理想世界，也正是他一直钟情、盼望和向往的世界――一个世界必须首先是自治的、独立的、有力的、自由的、自给的。
人一旦像高山一样站立，便会与原来匍匐的视野大有不同。像最初的直立行走，人类开始用“人”的眼睛看世界一样，世界转眼由仰望变成俯察，眼界由原来的地面延伸到更加高且阔的视域。这时世界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变成迥乎不同的两个世界，俨然一片新大陆了。这种首先的“体内的革命”，不只帮助作者丰富自己，而且可以使他更加得心应手地拓展自己的思想精神空间，这无疑于一场尼采的“道德和价值重估”。扩展思想根系同时，可以使一个人站在另一个至高点，更理性地审视和分析这个世界，变得目光如炬、思想如燧。这时，它们往往会具有激光、核或铀元素的属性，精神威慑力和思想杀伤力已由一个普通级别上升到一个非同一般的超级层次，可以使一种思想趋向“无边”的意境，思想者借此完美自身。他的这次拓展，一定会在其作为思想者的精神道路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也可以说由此进入了一个另一个级别的思想阶段。（也是一个思想者不可缺少的一个里程。）书中蕴含一种让人极不舒服的思想个性，像大海中的沙砾一样，我知道，那是思想与精神的利刃，在折磨、切割着我倦怠、朽钝的神经惯性――对这个世界何尝不是这样。这让我想起苏联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先生，时代给了他许多灾难、痛苦和压抑，他却借此成全了音乐――十五部交响曲、十五部弦乐四重奏、二十首前奏曲与赋格等，夹缝中的生存使音乐掺进的粗砺的岁月风沙，却能够使人崩紧了神经，每听一次便要经受一次精神的严峻考验。我经常不听它们，但它们在那儿，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它们在那儿――《精神自治》便让我产生了一种“它们在那儿”的踏实和放心。
我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洞穴人，或史前人，仿佛几万年没有与这个世界打过交道，而且丧失了和它交道的能力。有时，甚至需要一些手段才能自我证明自己的存在――使劲掐疼自己或意外发现留在纸片上自己的痕迹。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甚至让我怀疑存在的意义。《精神自治》这束思想强光，却将我逼到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来，像对膏肓病人的一剂猛药或对一个颓败世界的集中爆破，让我似乎找到自己。虽然我有点不能适应，但它的确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原来可以有美好和未来，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依然不习惯将王开岭称为一个战士，因为这样至少承认了一个我不愿面对的现实：世界依然缺少美好与和平，存在“战争”。我倒更愿意把叫做一个大地诗人或思想者――哪怕是战地诗人或思想者，因为他骨子里是崇尚美的，惟美的本质使他的思想和精神上升到一种高度和境界――《精神自治》更能证明这一点。
是惟美成就了思想还是思想拯救了惟美？不禁又一次想到时代的拉纤人。当一个时代枯竭时，他们正是这样成全或拯救时代，正是这样丰富繁茂着人类的精神森林――当一个时代失去前进动力时，成为一种必须。他们即动力。
时代拉纤人，我习惯上又把他们叫做时代的输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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