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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思南路及南昌路名人故居一览
思南路57号-陈长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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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蘅（1888~1987），四川荣昌人，1946寓居与此，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主计部主计官 |
思南路34号-原远东最大药物实验室
思南路34号，（原马斯南路20号） 原为信谊化学制药厂，民国10年由药物学博士约费（德籍俄侨）创设实验室，为远东最大药物实验室，民国20年改组为中国企业。1927年湘雅药学院毕业的何子康药师应聘任华人经理。后经历多次发展并改组为华资信谊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春又扩建并购进的德邻公寓大楼。药厂旧房已拆除，新建了居民楼。
思南路36号-原杨森府邸
原为为杨森（抗日爱国将领）府邸，后转手黄金荣，其两个小妾金素琴、金素文（梅兰芳挂名弟子）居于此。1953~1956年为卢湾区区委房产，后与民政局对换。现为普通住宅，现居民多为民政局退休干部。
思南路36号曾是抗日爱国将领杨森的公馆。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杨森要求率部到前线作战，9月，他奉命率军参加凇沪抗战，10月15日战斗打响。
经过两天两夜激战，日军曾3次增援，但始终未能攻下杨森部队防守的阵地。后来杨森部队又奉命开赴苏州、常熟一线掩护上海军民转移。经过和日军激战两昼夜，终于完成掩护任务。
之后，他又在安徽一带，多次巧妙机智地打击日军。在他的数次胜利中，最为震惊世界的壮举是长沙的战役，杨森凭借与敌人实力悬殊的武器兵力，三次打退一次比一次攻势更强的进攻。
思南路36号是杨森在上海的私人住宅，这也是当时时尚的欧式花园洋房。在这里他结交上海各界的名流，在他赴抗日前线前，他把该住所给了自己的朋友照看。而朋友是京戏票友，因此将这里借给一对京剧演员俩姐妹居住，姐妹俩又拜梅兰芳为师，梅兰芳自己家近在咫尺，所以经常来此吊嗓子、演唱和会友，附近的邻里经常可以隔墙聆听梅兰芳大师优美动听的唱腔。 思南路36号后来曾是卢湾区首届区委所在地，现为居民住宅。而杨森本人1977年5月逝世于台湾，享年96岁。
思南路37号-原启秀中学
原为启秀中学（1937.8~1956由徐婉珊创办），原址为霞飞路634号，1956年与正行合并，改名十二女中。为茅丽英烈士的母校。现为第十二中学，地处思南路与香山路交界的地方,闹中取静之所在；内有烈士茅丽英塑像。
思南路39-41号-上海文史研究所
思南路41号原是三、四十年代金融界头面人物之一袁佐良的寓所。袁佐良是金城银行行长。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设总行于天津。创办时最大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和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实收资本50万，1927年增至700万。以对工业放款和投资较多而闻名。1936年时存款总额达1.8亿余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中国近代知名的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北方私营银行通称为“北四行”，以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而得名。虽是较小范围的联营，但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却是唯一的一个。联营能够为各参加单位提高声誉和扩大业务带来不少有利条件；但涉及到权利之争，又很不容易解决。银行联合经营虽是当时舆论所鼓吹，但“北四行”联营之能成为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四家银行总经理之间的人事关系和他们在各自银行中的作用。“北四行”的业务不仅在北洋政府时期发展迅速，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仍然是广设分支机构，继续发展。原在北方的总行或总管理处亦先后移至上海。1936年时，存款总额居于前列的五家私营银行依次为金城、上海、中南、盐业、大陆，“北四行”即占其中四家。
上海文史研究馆1953年成立，原址永嘉路623号，1980年12月迁至此处。张元济（1867~1959），清光绪进士，为第一任馆长。
现在俨然是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几乎能找到上海所有文化老人的身影。他们平时就在里面喝茶作画，唱戏聊天，然后互相回忆这个城市的历史。旁边有一个小书店，店堂很小，两旁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充满了书香气，所出售的图书也大多与文化、历史相关。
思南路44号-卢汉故居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40年代寓居与此，抗日爱国将领，曾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现为普通住宅（外事局房产）
卢汉在抗日战争中打了无数次战役，直至代表中方接受日军投降。他在解放战争中一次也没与共产党部队交锋，相反还破了蒋介石的美梦??企图利用卢汉为省长的云南山势险峻的地理优势和云南容易得到美国方面支援的有利条件在云南顽固坚守，等待美国支援的到来，做最后的顽抗。为此蒋介石在云南“整肃”，查封进步报刊、学校，逮捕进步人士。卢汉通过夫人将被捕名单传出，使他们迅速转移。在大搜捕中有数百人无辜被捕，毛人凤竟要判处400多人，卢汉以证据不足，利用多方关系进行周旋，终于解救了所有被捕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依托西南付隅反攻的企图。在蒋介石作最后打算守住云南企图决一死战时，1949年2月，卢汉通电全国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使国民党阴谋没能得逞。卢汉后半生一直站在我们党的立场，并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很多贡献，还利用自己与台湾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为台湾回归作了大量的努力。
思南路46号-原法国巡捕房
原法国巡捕房，解放后为部队警备区房产。现为普通住宅，部队家属居住。
最初，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律由以法国人为主的外国人组成，后来才准许雇佣中国人当巡捕。到1933年的时候，巡捕房警务人员已有近2000人，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警官。当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就曾任督察长一职。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中国政情变以及军事经济社会动态中的情况，并专门关注在法租界里居住活动的政治人物以及社会名流，是法国人在法租界统治的神经中枢。
思南路61号-薛笃弼故居
（原马斯南路95号） 薛笃弼（1892~1973），山西解县人，1925寓居与此，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水利部部长，解放后任上海律师学会副主任。系法式风格三层花园洋房。现为普通住宅。
思南路61号，法式风格独立式三层洋房，住宅建筑面积与花园面积相仿，约400～500平方米，花园里种植有广玉兰、棕榈等树木，尤其是3棵广玉兰，占据了花园的大部分空间。薛笃弼早年受孙中山影响，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卫生部长、水利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
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
如果从思南路拐弯到更短更幽静的香山路。你可以看见香山路7号，挂着孙中山故居牌子的花园洋房。这是中山先生生前在上海最后居住的寓所，他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等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短短的香山路上，还居住过原国民党的立法院长孙科，共产党高官胡厥文，而和思南路相交的南昌路和复兴中路上，更是名人荟萃。既有政界要人，如“国民党元老重臣”吴稚晖、叶楚伧的寓所、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进步人士杨杏佛、何香凝、柳亚子，也有文化艺术界泰斗级的人物，如刘海粟、林风眠、赵丹等等。这些历史名人以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滋养着这片街区，使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传奇色彩。
孙中山虽曾20多次来到上海，但长期没有固定寓所。1918年，四位加拿大归国华侨从原准备在沪开化妆品厂的股本中抽出一笔钱，买下了莫利哀路29号(现香山路7号)的住宅送给孙中山。在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下，孙中山不便推辞，于是在1920年1月从环龙路迁入新居，直至1924年11月北上，他们夫妇俩一直居住在此。
这幢小楼环境幽静，布局合理紧凑。楼前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环绕着的冬青、玉兰、香樟和松柏苍翠欲滴。屋内楼下是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室内阳台。室内的陈设是1956年来庆龄按当时原样布置的，绝大部分是原物。
走进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用五色木块拼成的大镜框。镶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拍摄的照片。这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着当时的五色国旗，意喻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的共和。镜框四角刻着相同的花朵图案，每个图案由18颗星组成，表示在辛亥革命时全国共有18个省响应。像片的周围用彩色丝带围成一个钟形，意喻孙中山要用革命的钟声唤起中国民众。
餐厅中陈列的一把精制指挥刀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日本友人久原房之助赠送的祖传宝刀。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曾掠去这把宝刀。战后，经过交涉又重归故居。陈列品中还有中山先生1924年北上时沿途各地赠送的银盾、银杯等。
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客房。书房中央摆着一张普通的写字台，台上放着当年中山先生使用过的文房四宝。周围墙上接着大小不同的地图，其中一张“上海吴激间水陆交通图附军队配备地点”和另一张用毛笔画的军事示意图，都是中山先生亲自绘制的。在书房里和室外走廊上，存有中外文藏书27O0余册，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和法律等诸多方面。
卧室中的床、衣橱等，布置简单、朴素，都是原来就有的。墙上接着孙中山和宋庆龄1930年的合影。宋庆龄微笑地端坐在椅子里，孙中山亲切地站在她身旁。
楼上右侧是一间小会客室，壁橱内陈列着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中山装”。这是1923年他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且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对襟式短衫或大襟式长衫等服装，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在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基础上，加上翻领，把三个暗袋改成四个明袋而成。孙中山说，这样改革衣袋，便于携带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可使袋内物品不易丢失。这种样式的服装一经孙中山提倡，在中国民众中广泛盛行，经久不衰，故以“中山装”命名。会客室里还陈列着中山先生行医时使用过的医疗器械，以及他使用过的票夹、眼镜、行军餐具等，通过这些陈列的物品，可以想见这位革命先驱当年为国操劳的工作情景。1922年，孙中山在这里会晤了李大钊和林伯渠同志。
经过多次交谈，孙中山于当年9月在这里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历史性会议。
在上海期间，中山先生深居简出，生活简单朴素，平时见客，无论冬夏，总是一身中装或中山装。他精神饱满日常佐餐仅三四昧小菜，间有宴请宾客，多用闽菜招待。外出无自备车辆，有时雇用马车，每月生活应酬开支，由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入帐，个人并不领取薪水，故经济上常感桔据。
香山路7号是中山先生生前最后居住的寓所，时间虽仅4年多一点，但却成为孙中山的思想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见证，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发起和酝酿之处。他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等一些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居此，1913－1933年先后在此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英国作家肖伯纳；1937年7月，会见赴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拥护支持中共提出共同抗日主张。
1961年3月4日，孙中山故居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思南路73号-周公馆
（原马斯南路107号） 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黄天霞租住。民国35年（1945年）5月上旬，黄迁南京，6月中共代表团设住沪办事处，外称周恩来将军寓所（周公馆）。民国36年3月5日撤离，19日民盟受托代管，民盟中央副主任秘书周新民等当晚迁入居住，30日，芦家湾警察局分局接管。解放后，旧址长期作居民住宅，1979年居民迁出，1980年按原貌修缮，1981年4月，正式筹建纪念馆。系西班牙式花园洋房，三楼一底，坐北朝南，西侧临街，原义品洋行房产。现为市级革命历史保护单位（1980年8月26日公布），设有纪念馆，对外开放。
进义品村73号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也叫周公馆。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当时的门牌号码是思南路107号。
周恩来曾经四次来上海，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周公馆是一幢三层楼的独立式花园洋房，住宅前有一个约300平方米的朝南花园，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塔松，沿着花园周边种着一些郁郁葱葱的树木，使花园与世隔绝。据说当年周恩来最喜欢在晚饭后坐在大塔松下的藤椅里。
周公馆的建筑外墙用水泥拉毛装饰，红瓦屋顶，红色百叶窗，简洁而大气。一楼有厨房、卫生间、浴室、佣人房、储存室等，二楼是大起居室，宽敞的餐厅，还有一间主卧室，三楼有三个卧室，其中的两间带卫生间。
当年，周公馆是国民党特务、警察监视、盯梢和捣乱的重要目标，卢家湾警察局就在周公馆对面设立了秘密据点，通过电话窃听、汽车跟踪等手段将所获情报每日呈报给市警察局。
为了确保周公馆内的人员的进出安全，卢家湾警察局中共地下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利用上岗、巡逻的机会全力保护周公馆的安全。当时在思南路、复兴中路、林森路(现为淮海中路)一带指挥交通的交警王锦来、宋玉龙、李炳南、许金根等地下党员，曾多次用手中的红绿灯，暗中保护周公馆座车的安全畅通。
一个夏天的午后，正在复兴中路、思南路口上岗的交警、地下党员李炳南发现周公馆的一辆汽车由南向北疾弛而来，后面有辆橘黄色的汽车紧紧尾随。老李意识到这是国民党特务在盯梢，他急中生智，等周公馆汽车开过后，他马上将绿灯扳为红灯，迫使盯梢的汽车不得不停了下来。而周公馆的汽车乘机甩掉了尾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又有一次，有批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分子冒充学生聚集在周公馆附近闹事，并在墙上、地上涂写反动标语。地下党员张文汉就以警察身份驱赶那些三青团分子，并以整顿市容的名义，找来一些拾荒的孩子，让他们撕掉墙上的标语，擦掉涂在地上的反动词句。
地下党员王锦来曾用自己是苏北人的身份，掩护过周公馆的人员安全撤退。当时王锦来在中正思二路(先为瑞金二路 )、环龙路(近为南昌路)路口值勤，发现理发店附近有辆牌号为11165的军调处汽车。为了一探究竟，老王借口找苏北老乡聊天，就去店内和苏北理发师闲聊，暗示周公馆人员“外面有狗”，然后让周公馆人员理完发后从店门悄悄离去。
卢家湾警察局地下党支部开展的这场无形战斗，直到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才结束。
皋兰路1号-张学良故居
皋兰路一号被称为西班牙建筑的典范。
1934 年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来到上海，他的侍卫副官长谭海物色到了高乃依路也就是现在的皋兰路一号的花园洋房，并租了下来。
它是一幢三层的花园洋房，毗邻复兴公园，乳白色的外墙，进门处为凸出的二层楼，楼下为过道，西面长方形，楼下南有走廊，第二层有阳台。主楼面积约800平方米，楼下有大厅，是当年宴客之所，会客室在二楼，张学良、赵一荻的卧室在三楼，是西班牙式的套房，房内放着一张西班牙式的大床，是按原样仿制的。房外有20平方米的平台。楼前有一座大花园，面积约1000 平方米，现名荻苑。园中栽种香樟、雪松、紫藤、玉兰、金桂、银桂，草坪是马尼拉式的，还有可坐几个人的秋千架等。
张学良住在里面的时间很短。
思南路87号-梅兰芳故居
（原马斯南路121号）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江苏泰州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寓居于此，斋名梅华书屋。为一栋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层。
思南路87号是当年梅兰芳先生的寓所。梅兰芳第一次演压大轴的新排戏《穆柯寨》就在上海，当年轰动上海滩。1 914年，他再赴上海，45天以22万多张票被选为"伶界大王"。1932年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梅兰芳偕全家告别了北平故居"缀玉轩"故居，在上海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定居下来。
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层。楼房前栽有不少花卉树木，中间是绿莹莹的草地，环境十分优雅。
在思南路居住期间，梅兰芳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戏。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罢歌罢舞，息影舞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此杜门谢客，深居简出。梅兰芳当时已经蓄须八载了，他逢人就说自己老了，嗓子已经退化，今后不能再登台演出。他靠卖画典当为生，过着清苦隐居的生活。他也曾多次拒绝别人的高薪聘请唱戏，曾有一位戏馆老板对梅兰芳说，只要你出来演出，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梅兰芳婉言谢绝了。
1942年深秋的一天，汪伪政府的一个头目突然来到马斯南路梅兰芳的寓所，闯进书房，说有要事商量。他们要梅兰芳率团赴南京等地演出，以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但梅兰芳坚决推却了。
事隔不久，日军头目山家少佐勒令梅兰芳一定要参加这次演出，再有违抗便以军法从事。他说"既然梅兰芳年纪大了不能再登台，那么出来讲一段话还是可以的吧。"梅兰芳则以打预防针立即会发烧为对策，请私人医生为他打了三针后，果然 "身患重病，卧病在床"。日军医奉命前来梅家查看，结果证实"梅兰芳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
直到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思南路住宅立刻剃去了胡子，重新焕发艺术青春。
思南路91号-李烈钧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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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马斯南路125号） 李烈钧（1882~1946），江西武宁人，1931寓居与此，20世纪早期的革命家，曾任国民政府委员。1913年7月2日，再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并发布讨袁檄文，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1928年李烈钧从政坛引退，来上海闲居，就住在此处。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抗战爆发后从新赴内陆参加抗日工作，直到1946年2月20日在重庆病故。现为思南路幼儿园。 |
南昌路136弄11号-徐志摩故居
南昌路136弄11号，著名诗人徐志摩的故居,他与陆小曼婚后就在此居住。为租下这栋三层花园别墅，陆小曼花了每月100大洋的租金。
记者在徐志摩故居看到，三层楼的别墅已经分别由四户人家租用，围墙上高出一截的镂花铸铁栏杆上，撑着晾衣竹竿，上面挂满了衣物，窗户也早已变成了现代的塑钢窗。只有门口那块卢湾区旅委挂的“徐志摩曾在此居住”的旧居牌，证明着这栋房子曾拥有过的荣耀。
故居的邻居周先生告诉记者，平时这里很少有人来参观，住在名人故居边也并无特别。“可能是这块铭牌太不显眼吧。”周先生打开自家的铁门，褐色的故居牌刚好被挡在铁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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