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上海于1843年开埠，得西方文明风气之先，西欧风情的马车，日本的二轮小车，以致火轮车、轮船、电车、汽车都先后在沪上出现，上海是我国首先开始步入现代交通的城市。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车站、码头、机场全是吊机、传送带等机械，青年们已很少知道杠棒、箩筐为何物了。而在三、四十年代，出门行旅则尽是肩挑、手提为多，远至清季末年，到处全是“箩扛”、“扁担”、“肩挑背抬”的景况，当时上海正处在末代肩舆与现代交通的历史转折时期。舆．原系指车子载人的部分，因中国山地丘陵多，山区不便马车，人们把车子载人的部分扛起来，即为肩舆，所谓肩舆实际上就是轿子。
清季末年，上海已是“江海通津”、五方杂处的都会，尤其租界开辟后，引来一些文人墨客到沪上游览。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苏金匮瘦鹤在《游沪笔记》中描绘了苏州河一带情形。说旧时江西路桥沿岸从二摆渡桥、头摆渡桥(即今四川路桥)到大桥(即今外白渡娇)一带，当时是苏州、无锡的长河渡码头，四乡民船汇集岸边各种行栈鳞次栉比，南北货物都堆积在栈房和马路上。各种“箩扛者”(即挑夫)就专门等侯在码头行栈周围，等待派工。这些肩挑者都在码头内街租屋聚居以便渡船一到．随即应召雇唤。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那时有一种陋规，凡是船到码头，旅客上岸不准雇用小车(独轮车)，只有落船搭客方可由小车送货。所以登岸旅客行李就全由这些挑夫包揽了。陋规已成惯例因此沿岸各码头挑夫垄断地盘，以便伺机勒索，索价很高。如果事前未先讲明价格，挑夫先是热情攀附，东拉西扯，一人提一物，一人一方向，使旅行者无路可告；或者半路上停顿，把重物放下，进行苛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使旅行者叫苦不迭。更有甚者，挑夫与渡船早有默契，在船中设有窨井，在乘客上岸之际，忙乱之中，打开仓中窨井甲板，把旅客行李藏匿其中，等到旅客追问，挑夫即双手一摊，任由搜索，旅客见挑夫未曾它去，船上也确实已无行李，只好自认晦气，殊不知行李早已落入挑夫所设陷阱之中了。当时二摆渡河沿岸挑夫聚处，霸占地盘，垄断搬运业。不像南市(指十六铺)各行栈均有定价，相安谋生。工部局为此亦曾专门出告示严禁，但二摆渡河一带挑夫“敲竹杠”行径始终未断。
当年上海滩，从外滩到十六铺，市集繁盛，码头栉比，沿黄浦江有太古、怡和、招商、宁绍等轮船公司码头。北面停泊天津、大沽，南面停泊宁绍、港粤、长江各埠轮船，来往外洋巨艘也都停靠于此。因此码头附近人烟稠密，店肆货栈林立，从早到晚熙攘喧闹，人声鼎沸。例如沪粤码头上，广粤轮船五、六日便可到沪，四月间便有南国西瓜上市，依次是荔枝、龙眼、黄皮果、芒果、香蕉、杨桃、波萝、椰子、柑橙等，都莫不先时而来。而闽中青果、福桔、甘蔗也在秋冬间纷至沓来。当时如鸿元盛、潘元盛、广茂和等水果批发店也毗连栉比。因此外滩沿街，码头车站，交通要道，都聚集着大批挑夫等待雇用。这些挑夫多数无固定职业，流动性大，手持扛捧，上结绳索．沿街兜搭，被称为“野鸡”力伕。据当时报导，对他们若“稍一疏忽，即便远飏”。有时也跑到轮船码头，欺负那些初出远门的生客，往往在旅客簇拥中乱抓行李，“殷勤”相助，一些外地旅客，不知有诈，也不问价目，故往往“一肩之物，数里之谣，索钱数百文”。但自光绪以来，小车盛行，而且独轮车负重较大，收费较廉，使肩桃者逐步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