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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鲁迅的一生是受压抑的一生，不仅是动乱的政局、腐败的环境、苛刻的言论等社会环境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祖父科场案对鲁迅的打击，封建家族对鲁迅的迫害，包办婚姻给鲁迅造成的创伤。正因为这压抑的人生，使他的人格和作品产生了虐恋倾向。 【关键词】： 抑郁;受虐;施虐;内倾;骂人
一、鲁迅抑郁的人格根源于早年经历
内驱力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基本动因，起着有指向地控制行为的作用。一个人具有的内驱力与他所体验到的被剥夺或不愉快的数量，大致成正比例的关系。苏联神经生理学家赫尔贡和鲁夫鲍卢指出：“大脑皮层的积极性和人的易于动情都依赖于网状结构和丘脑下部的活动。”多数心理学家一致公认，挫折是内驱力的重要来源。
童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社会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出众的积极性，其来源是在“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中受到的种种挫折和刺激；其生理基础则可以假定为其网状结构和丘脑下部的特别积极的活动。虽然先天的素质是多义性的，但人可以在它的基础上依其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发展起不同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逆境出文豪，“文章憎命达”简直是一种普遍规律。无怪于海明威要认定“不愉快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
鲁迅的人格压抑是显而易见的：严肃、刚毅直至严厉、威猛而又不容争辩，隐藏着一颗活泼、好动之心，显然是长期压抑的结果。也就是说，活泼、好动之心是其本性或童年时期的性格，严厉、威猛而不容争辩则是生活压抑的结果。鲁迅出生官宦人家，祖父为清朝进士，做过京官，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自由、轻松的童年生活原本不至于形成人格压抑。但事实上他人格上的抑郁通过他的多疑、惊恐都一一表现出来了。这样，鲁迅的人格压抑很可能是在下面所说的几次重大遭遇中形成的。
（一）社会环境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诞生的时代，风云变幻，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当时的中国近代史正是在卑鄙的叛卖、镇压和英勇的起义、斗争中不断演进，一步步迎来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所预言的“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绍兴历来是中国封建势力最浓厚的地方之一，鲁迅称之为“越中棘地”。当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发展现代工业时，绍兴还是一座制造迷信产品的“锡半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半以上依赖“箔税”，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一些开明之士的视野。作为封建社会缩影的周氏家族，也已处于“颓运方至，变故渐多”之时。
（二）祖父科场案对鲁迅的刺激
鲁迅的童年是在一个虽已日渐败落，但尚能维持小康局面的封建大家庭中度过的。当时的鲁迅祖孙一系，还有人丁兴旺的景象。加上祖父还在京中做官，家人也无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安乐感。然而13岁那年（1893）祖父科场案发，却给童年鲁迅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这场风暴改变了鲁迅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从官宦人家的童年沦为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在专制王朝的淫威之下，家长犯法，就会株连家属，新台门厅堂前会稽衙门差役“捉拿犯官周福清”的高声吆喝如晴空霹雳震惊了台门里的老老少少，也在童年鲁迅的心坎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同时，这场风暴也使鲁迅失去了不愁吃穿的小康生活，堕入困顿，成为遭人白眼的“乞食者”。由于家庭变故、没落，世态炎凉，这次竟受到不同以往的冷遇。同族中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
（三）父亲病逝对鲁迅的打击
在祖父科场案发期间，鲁迅的父亲因与科场案有牵连，原来取得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由于打击太大，父亲于1894年冬突然大吐血，延医诊治，开始略有好转，不久却日见沉重，终于在1896年死去。从1893年至1896年的短短四年中祖父下狱和父亲久病不治而去世，周家从不愁生计的小康人家坠入“困顿”，这给童年的鲁迅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鲁迅家庭的坠入“困顿”，在客观上，使鲁迅有机会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和感受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由此想到在家道中落中看熟了“S城人的脸……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终于下定了离开S城的决心，“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由上可以看出，鲁迅的人格压抑根源于他的童少年，正是生活中前后的巨大反差，从而造成鲁迅倍于常人的人格压抑与心灵创伤，也正是如此巨大的反差造就了他的受虐倾向。
二、压抑的人生使鲁迅变成了受虐者
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的，当然要受不少的奚落和嘲讽，这也是使鲁迅所受的印象特别深的。在他的作品里，几乎常常是这样的字了：奚落，嘲讽，或是一片哄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自身的一种过分的神经质的惊恐。因而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情绪里。R.M.Bartlett在他的《新中国的思想领袖》里说鲁迅的作品很像朵斯退益夫斯基和高尔基的文艺，“极富于同情人和热烈的情绪”。
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景宋说他“是爱怕羞的”，又说，“他自以为不会做事”，我想这是他的真面目。
他常是对环境加以憎恨，他讨厌一般人的“语言无味”，他慨然于“天下浅薄者之多”，他甚而“只愿意独自躲在房里看书”，他处处有对“群”的恶感。他形容厦门大学：
我新近看到了一句话，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千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妇”们，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性行为为玩意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
他的结论是：“世界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他之极端憎恶态度，是溢于言表了。
他和群愚是立于一种不能相安的地步，所以他说：“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所以他说，“离开了那些无聊的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在应酬方面，他是宁使其少，而不使其多，甚而加以拒绝。关于这，“景宋当然知道得最清楚”，林语堂却也有同样的记载，以为：“常常辞谢宴会的邀请”，已是“他的习惯”。
这种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内倾”，就是所谓的受虐者的外在表现之一。
因为陷在情感里，他的生活的重心是内倾的，是偏向于自我的，于是他不能没有一种寂寞的哀愁。这种哀愁是太习见于他的作品中了；因为真切，所以这往往是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最成功的一点，也是在读者方面最获得同情的一点。
也因为陷在情感里吧，他容易把事情看得坏，这形成他一种似乎忧郁和迫害的心情：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但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浃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野草》，页一）
这种忧郁的心情是病态的表现。
鲁迅又多疑。他在纪念柔石的文章里说：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的也在重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他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南腔北调集》，页七八）
太敏锐就很容易变到多疑上去。这种多疑的性格，鲁迅也曾表现在诗里：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方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好颜色”。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集外集》，页一九）
在鲁迅的骂人生涯中，更是不难举出多疑的实例。在以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而著称的《两地书》中，他谈到“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同样也明确承认“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鲁迅还曾说，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这种“毒气和鬼气”是一种泛论，当然也包含了多疑。若说他多疑的实例，又可以举“杨树达”袭来事件，误认丁玲求助信为沈从文捉弄事等。从这些实例看，他确实是多疑了，确实是具有一种受虐情结。
三、骂人：鲁迅施虐倾向的体现
在我们分析鲁迅的施虐倾向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弗洛伊德对“施虐与受虐双性同体”的认识。他认为：“一个在性关系中能够从对他人施加痛苦中感到快乐的人，也能够享受从性关系中接受痛苦的快乐。一个有施虐倾向的人，虽然这一变态的主动或被动方面在他身上发展得更为强烈，在他的性活动中表现为主要倾向。”施虐者大多有过受虐的经历： 恰恰因为施虐者自身曾经有过将痛感和快感联系在一起的受虐经验，他也就很难从他人的痛苦中发现快乐。而鲁迅的施虐倾向正是基于他早年压抑的人生之上的。从他的童年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有一种施虐的倾向。童年鲁迅曾因反感于沈家（子传家的房客）的一个叫八斤的孩子毫无忌惮的“示威”，“气无可出”，便画了一幅题为《射死八斤》的画以示“儿童的反抗心理”。进三味书屋读书后，更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爱憎精神。他极尊敬“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先生；另一面却对用“撒尿签”折磨学生的广思堂的“矮癞胡”先生和缠缎弄内打骂过路学生的那个武秀才义愤填膺，他带领同学冲入前者的书房，“撅听”了他的那些“撒尿签”，又藏了祖父的腰刀，组织同学守候在后者的门口，伺机惩罚。幼年的鲁迅也很喜欢做各种游戏，如“破洋山”。孩子们选择了一个较大的坟墩，假设为“洋山”。小伙伴们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一部分在山下。然后山下的人向山上的人进攻，若把山上的人拉了下来，洋山算是攻破了；如被洋山上的人拉住了，破洋山也就失败了。鲁迅往往担任破洋山的头领。由此可以看出，童年的鲁迅身上就有一种攻击性。此外，十岁上下就开始产生的“仇猫”的感知倾向，几乎贯穿其一生，这种独特的感情偏颇，成了他在杂感中熔铸社会典型的素材。
鲁迅的一生，是受迫害的一生，伴随着他的是无数的谎言，诽谤，诬陷。一会儿说鲁迅“开书店”，一会儿又说他 “同收版税百余元”；一会儿说鲁迅已经领取“中央党部文学奖金”，一会儿又说他“被捕”了；一会儿说他“收苏俄卢布”，一会儿又说他充当“日探”；一会儿说他“往莫斯科”了，一会儿又说他“生脑膜炎”了。凡此种种，无限的谣言像蝗虫似的在鲁迅头上飞转。鲁迅一不战斗，一不扑打，似乎立即就要被吞噬了。
鲁迅多次谈到了自己的受压迫。比如，在《三闲集 序言》中说：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学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时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1931年2月5日在致荆有麟的信中说：
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应当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字便无敌了。
是的，鲁迅的一生中确实也“骂”过许多人，他的个性中也有着强烈的攻击的倾向。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爱“骂人”，为什么“刻毒”呢？我们应该去寻找隐藏在鲁迅这种攻击性背后的客观的原因，这就是鲁迅被压迫、受围剿的苦难的历程。被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骂不还口”，是奴才哲学；以牙还牙，则是战士的性格。鲁迅的“刻毒”的“骂人”文章，与其说是理性使然，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个人的际遇或经验。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很多主张，不是来自理论的蛊惑，而是亲见亲历的“我以为然”。一套《鲁迅全集》，留下了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骂鲁迅，甚至首先骂鲁迅的文章，多已灰飞烟灭。如此，人们只看到鲁迅“骂”，而难以看到别的一切了。这就客观上给不懂真相的人感觉到，鲁迅似乎真的是刻薄了。鲁迅的母亲曾经说过一段大白话，也是实在话：
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北平《民国学院院刊》第七期，1936年11月３日）
“人家去惹他”鲁迅气得死去活来，才还击，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首先是时代，社会的压迫，接着才是鲁迅的反抗与攻击。的确，没有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毕生心力倾注在这样的斗争中。
鲁迅生前最后的文字之一《女吊》，说的是“报仇雪耻之乡”孤魂厉鬼的复仇故事：……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头，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红衫。……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接近……
这些描写多少有些自况，因为那时的鲁迅已经病入膏肓，在他写下《女吊》之前，他已经写有一篇题为《死》的文字，那里面引了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所作的序文，并录有他的遗嘱，那末尾的一条是：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才勿和他接近。
鲁迅相信“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不过是凶手及其帮闲的策略，所以他说过“一个都不原谅”的话。鲁迅把宽恕当作权力者及其帮闲的工具，因此他绝不宽恕。正是这种由精神的创伤和阴暗记忆形成的不信任感，这种总是把现实作为逝去经验的悲剧性循环的心理图式，导致了鲁迅施虐倾向的形成。
四、文如其人：《阿Q正传》中的虐恋倾向
《阿Q正传》问世之前，虽然精神胜利法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已普遍存在，但是谁也没有提起过它，谁也不在意。不消说，这是谁也不以为有什么的缘故，因而人人习焉不察，听之由之。《阿Q正传》一发表，不少人惊讶了，不少人栗栗危惧了，不少人惶惶然了，更有不少人因鲁迅的这一振聋发聩的发现而引起了深省与反思，尤其是作为受虐者的阿Q形象，更给人以深层次的思考。
１、夸耀先前的阔，设想儿子的阔：
阿Q本来不阔，但他偏要向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样来安慰自己，他在精神上胜利了。对于赵太爷钱太爷的儿子是文童，将来可以考取秀才，因而赵太爷钱太爷受到人们的尊敬；阿Q心里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比赵、钱二太爷的儿子阔得多，将来阿Q当然也要比赵、钱二太爷受尊敬了；他在精神方面又胜利了，他比赵、钱二太爷阔得多。自己满足于被压迫的现状，就永远不会觉悟来改变这种现状，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这种对现状的自我满足正是阿Q作为一个受虐者的表现之一。
２、忌讳头上瘌疮疤，而又说别人还不配：
他头上长了几处瘌疮疤，怕别人提到它，而别人又偏拿他开玩笑，他不能反抗，“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瘌头疮”。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明明是他的缺点，他认为别人还不配有，他不就又比别人强了吗？在阿Q身上，由挫折到成功，由失败到胜利，由被侮辱、被损害到快乐的享受的转换，或说由聪明到愚蠢的转换，在他的苦中求乐，以苦为乐的心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３、被人打了，不能反抗，说是“儿子打老子”：
打不过人家，倒霉了，他从不从实际报复，会得只是这样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他就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这样，打他的人是他的儿子，他不就成了打他人的爸爸，比人家高了一辈子吗？他不是又胜利了吗？他被别人打了，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出阿Q吃了亏，但他却能看出这是儿子打老子。现实到这儿被模糊了，似乎确是儿子打了老子。阿Q是老子，而儿子打老子是罪不可恕的。所以阿Q之不还手，认败认输，正是想把对方的罪状大白于世的，使大家认清。阿Q不愿意模糊了别人的视线，所以阿Q不还手。这就是虐恋的受虐者的以退为进法，通过受虐来消解现实中的痛苦、灾难，从而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换。
4、“他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他又胜利了：
有人揪住他的黄鞭子，打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打虫子，好不好？我是虫子，还不放么？”阿Q这样回对，也就心满意足的以为得胜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正是这种逆来顺受、自轻自贱，阿Q在受虐的同时也得到了“快乐”。
５、打自己的嘴巴，认为被打的是别人，他胜利了：
阿Q好赌，但总是输，好不容易有一回福星高照了，但却打起架来了，“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他怎能不懊恼!这回的阿Q与以往大不相同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子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了。在失败的痛苦中煎熬了片刻之后，他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的得胜”了。他的胜利属于虚拟与假想的胜利，从中完成了他在虐恋活动中受虐与施虐双性同体的角色转换。
６、把对他的一切侮辱，都很快地忘却：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着头睡着了。”当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用手杖“拍！拍拍！”打了他后，“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第一件屈辱是被王胡打败了）。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是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儿，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有些高兴了。”忘却，终究不过是自我麻痹，并不能使虐恋者真正强大起来。
受虐的阿Q就是这样，既可悲又荒唐，在欺压和凌辱面前，不能正视现实、进行反抗，反而采用一种畸形的方式来自我麻痹、自欺欺人，借以寻找逃路，并求得精神上的抚慰。
五、结束语
虐恋活动是为了缓解内心焦虐而出现的现象，是为了把得不到保护的伤害变成可以控制的行为。从自我心理学的角度看，恋虐倾向是自我对来自各种方向的内外威胁的自我保护反应。既具有回避危险的性质，又具有寻求满足的性质。作为一种对比，在岛民的原始部落中，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惩罚，也没有性禁忌，因此在那里既没有俄狄浦斯情绪，也没有各种变态性欲。这就充分说明，精神的压力和焦虐来自社会和境遇。因此说鲁迅的虐恋情绪和他的人生际遇，尤其是早年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而他的骂人更是基于他自身的虐恋之上的。鲁迅的一生是受压抑的一生，不仅是动乱的政局、腐败的环境、苛刻的言论等社会环境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祖父科场案对鲁迅的打击，封建家族对鲁迅的迫害，包办婚姻给鲁迅造成的创伤。正因为这压抑的人生，使他的人格和作品中产生了虐恋倾向。
“文如其人”，是一句我们常常拿来作为评判一个作家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评语。倘若把它作为衡量鲁迅的标准，从他的创作风格而引申到他的作风人格，则大体上可以认识到内中的关系。翻遍他的全部作品（主要指小说），是否可以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他创作的最原始的契机在于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强烈追求，从而表现出自我的本质和力量。同时，家庭的烙印和自身的成长，加上社会环境、时代气氛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切使得他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动荡岁月里，在强大的反动统治势力面前，只能用文字来表示内心的愤懑。这种孤独与忧郁是鲁迅个性中的主旋律。事实上，这种孤傲和忧郁正是他憎恨社会的黑暗、痛感自身反抗之无力的表现，是愤世疾俗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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