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与仁爱的辨析

兼爱与仁爱的辨析

发布时间:2012-12-28 20:14 作者:顾如 

 

　　本文先从儒墨“公”与“私”的错位开始谈起，然后进行了兼爱和仁爱的对比。并且阐述了墨家从兼爱、到爱利分析、到仁义二本、到贵义、到法治的理路。最后结合天人两分的传统，归纳了墨家对君王权力的制约措施。文中提到的天人两分和天人合一的观点，请参考《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的辨析》，本文不再赘述。在辨析兼爱和仁爱之前我们需要先辨析儒墨的“公”与“私”。

 

　　一、先辨析“公”与“私”

 

　　各位可能觉得意外，“公”这个字，在《墨子》中根本就懒得提起。唯一提起的地方就讲被推举的贤者，要担负起「举公义，辟私怨」的责任（《尚同》）。其他提到“公”必定是“王公大人”连用，往往后面还跟着“士君子”。原因很简单，《帛书老子》「容乃公，公乃王」--能宽容、收纳，则能聚众，则能成为领头人。“公”字的本意就是“聚集成群”，所以《韩非》说“背私为公”。“公字”后来成为官府的专称，因为内容太多，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请自行在古今《尚书》、《国语》中搜索一下，并没有当今“公共”的含义在内。“公，平分也。（《说文》）”、“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春秋·元命苞》）”。我们看儒家这些书籍里的公，特别是经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已经给公字加上了褒义。（《论语》）子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也将“公”字进行了道德化。到了班固《白虎通义》，进一步将官位都弄成了道德：“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尽也，各量其职尽其才也。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卿之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为言大，扶进人者也。”。

 

　　笔者认为孔子的本意并不坏，他的本意不过是希望王公大人们对得起他所美化的“公”字。然而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恰恰造成了官府的被美化，因为他们手里有权力，汉武之后“公”字被一步步美化就是必然的了。而且将“公”字道德化，又离开了法治道路。由于“公”字如此美好，“私”字自然变成了恶魔。儒家对“公”字的处理，正是儒家对“公”这个意识的缩影。不知道孔子是不是因为出身没落贵族，少年家贫丧父又无田产。如果没有“公”的供给和“公”学，他连生存都成问题，所以孔子对“公”有特别的好感。老子要保持“小国寡民”，墨子要保持“天下万国”。其中“国”的疆域并不大，有诸侯国，有诸侯国内部再分封的小国，贵族一般就有一块封地，这叫作封建制。墨子常见的鲁阳文君和孟子见的滕文公，都不过50里封地。但孔子偏偏要对这些贵族--封建主下手，“恚三都”首开集权之风，搞他的公天下。当然，孔孟是想用仁政去实现公天下。孟子说“王如施仁政于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只不过，孔孟两位“政治上的稚童”没能力实现他们的理想，真正实现他们理想的是儒家的法制派--魏秦法家。

 

　　“私”这个字就这样被儒家变成贬义了。“中国人的传统是集体主义”，诚如是。然而孔子之前的华夏并不是这样。也许儒生觉得冤枉，《尚书·周官》不是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吗？是的，尚书是这么说。但华夏的传统是天人两分，不是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人家是讲君王，不关儒生什么事，更是与老百姓无关。君王是“天下器”，是“器”，不能表现自己的人性。看古籍有没有私，要看“利”，自利。翻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哪里有讲什么“自利”呢。《论语》只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利的境界很低。《孟子》更夸张：“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原来自利与仁义是对立关系，怀自利自心就会“去仁义”。

 

　　儒生说：“‘仁爱’的起点应该是先爱自己的人，讲究孝道，然后再把这种爱心推而广之，最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兼爱’境界。”。这段话多了最前面那句“‘仁爱’的起点应该是先爱自己的人”，也学儒家自由派口吻。其实儒家自以为的无私中包藏极端主观，在儒家的性善论下，极端主观并不是自私而是至善。当然，我们现代人看到“本于自心”之类的话都知道那里面就饱含了自私，因为现代人已经接受了性恶论。但是古代的孔孟却不认为自己该自私，否则就不会有前面那些话。同样含义的内容还可以举出很多。而且儒生为了维护儒家却丢掉了人类其中一个最美好的情感：孝本是不求回报的。孝之中哪里有自利呢，请问谁是为了“爱自己的人”而去爱父母、尽孝道的呢？大概只有那些为了遗产的人吧。那么又怎么能从“爱自己的人”，修炼出无私的孝敬双亲呢？唉，我在第一篇里就说过：原本儒家是没有矛盾的。然而后儒或为了美化或为了把自己的观念掺和进去，反而使儒家学说出现了矛盾。孔孟的原始共产主义原本只是太幼稚，后儒曲解后就变得漏洞百出了。儒家之所以从孝开始修，正因为孝是无私的呀。否则孝不过是人类共有的而且必然是强烈的情感或者说人性而已，何须专门去修呢？墨子说：「（践行兼爱者）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墨子·兼爱下》）」。道理很简单，越是践行越是相信，越是利人越希望获得感恩，也就越会感到自己和家人的可贵。西方人不单列出“孝”来修身，难道他们就不孝了？大概《论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才是儒家的大实话吧？大概孔孟的“父母官”主张，才是老百姓要孝的原因吧？无私的孝是仁义之本呀，儒家君子就是要以无私做为目标。类似“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才是儒家独有的呀。《墨子·经上》「孝，利亲也。（说）以亲为芬，而能能利亲，不必得。」。注意“孝”字词条是所有道德词条中唯一的一个“不必得”，也就是无私。（《墨子·辞过》）「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圣人蓄私没错，错的是伤民。在墨家看来，连圣人都有私，何况儒家君子呢？墨家直接就把“义”定义为“利”（《墨子·经上》）。而且认为人们“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但是为了争个人的“义-利”则连身子都不要了，所以要贵义（《墨子·贵义》）！墨家不自利，如何能执行“交相利”的天志？墨家是工商层，不从别人那里获利，怎么活下去？如果“父母在不远游”，墨家怎么赚取更多的资金，帮助更多的人？“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交往和互利，总有一方需要先向对方伸出手。墨家认为应该由自己先伸出手。如果不这么做，出门盈利时父母托付给谁呢？沈善增先生在《还吾庄子》中则论证了先秦老庄也一样是“义，利也”。其实“義”字的字形本就是“我之利、我之吉”的意思。《说文》“义，吉、利也”。

 

　　二、现在可以辨析“兼爱”与“仁爱”了

 

　　必须明白所谓的“有公无私”是清儒将自己的理想套在了墨家身上，如此才好理解“兼爱”和“仁爱”的不同。兼爱与仁爱的差别并不是无私与有私，而是概念的不同和差等。仁爱内含的亲亲性质不需要笔者论证了。兼爱则认为爱不能有差等。其实双方“爱”的概念就不同，儒家的爱是亲爱，儒家为什么将爱视为亲爱呢？是因为他们将“爱”理解为“单方向的施予”，这是关键所在。他们修身的起点--孝就是单向施予的！正因为是单方向的施予，所以一个人是不可能向所有人施予的。而墨家认为人们总是互相影响的，爱别人，别人就会爱自己，是一种相互的感应。《墨子·兼爱下》「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爱是会引起共鸣的，而且爱利是两个概念，爱不包含“利”。当然，爱人就要利人，但墨家将“爱利”拆分之后就可以将“利”与“义”相结合。也就是所谓：「义，利也」。也就可以将「义本于外」了。义本于外，就使得大利转向了对社会规则的完善和遵守，也就是互利合作的社会。所以墨子说：「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墨子·耕柱》）」。墨家所说的“爱”就是“爱”，没有“亲”的属性，就是“希望对方好”是一种共鸣、通感。儒家的爱包含“单方向施予”，那当然是爱有差等的了，而且就只能“义本于内”，而且由近及远地去“爱”。修身修得越好，就越能及远。但是又有谁修成了圣人呢。更何况手握必然腐败的权力的君王和官员呢？所以不单“仁爱”扩展不成“泛爱”，仁政也必然是梦想。

 

　　既然仁爱和兼爱都有“利人”共同点，我们就先从“利人”的爱角度谈谈双方的区别。（《墨子·经上》）「利，所得而喜也。（说）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利人就要投其所好。墨家讲兼爱兼利，就是要为所有人好，投所有人所好。其实也不是所有人，（《墨子·经下》）「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而必人之可尽爱也，誖。人若不盈先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无穷无难。」。也就是说人们实践兼爱，不可能直接就加之所有人，而应该先自身周围真正把兼爱实践起来。注意，这与儒家从亲亲开始扩展的泛爱不同，也不能说成“由近及远”。在村子里大家都是亲戚，只有远近的区别，当然是从亲人开始扩展。这种情况，墨家也说：「亲厚，厚；亲薄，薄。亲至，薄不至（《墨子·大取》）。」。但是因为人是会走动的，跑到公司、公家的单位去工作呢？兼爱意味着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对周围的人无差和爱。墨子是工商层，要到不同的地方去，要接触不同的人，想出来是兼爱可不是小农社会那种仁爱。墨家的兼爱，可以用电磁波来形容。每个人都是一个电磁波的发射中心，同时也是接收器。“利”是电磁波的强度，“爱”是电磁波里包含的信息。“仁（爱）本于内”，无差地向各个方向发射出去；“义本于外”，无差地接收各个方向的电磁波。虽然“利”的力度在递减，但是发向各个人的信号（爱）是相同的。（《墨子·大取》）「厚不外己，爱无厚薄」。儒家仁义皆本于自心，只有发射端没接收端。而且儒家的亲爱，是不能扩展的。孔孟想当然以为亲爱能扩展为泛爱。但是随着人群的扩大，孔孟还和人家有亲吗？没亲了还亲爱吗？基于亲爱的仁爱，推广成泛爱，就是儒家用来批墨家的那种与人性不合的爱。那是儒家自己的错误，不关墨家的事，墨家不是亲爱。

 

　　儒家的仁爱，用于实践是非常幼稚的。①前面提到在满是远近亲戚的小村子里，儒墨的主张相同。但是在社会中实行仁爱，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后果。②在单位里面，如果有人搞裙带关系的仁爱而不兼爱。这个人只可能被其他人视为混蛋。难道还会有人赞赏说：“不愧是“仁者爱人”呀！我相信“仁者无敌”，您是孔子说的‘天生木铎（榜样）’呀！”。当然，笔者很希望有人这样去讽刺那些官员。可是权势逼人，人们往往敢怒不敢言，所以人们也就离心离德了。③儒家的宗法社会就是这样，虽然有儒家学说的反复教导，人们还是不愿意接受这种荒谬的东西，社会当然离心离德了。只有那些当权者会喜欢这种为自己搞裙带论证的仁爱说。也许有的儒生抱屈，我们现在也反对裙带，不要再追究我们了。那么笔者先问一句：你们能烧光儒家书吗？也好，现在我们假设仁爱只适用人际关系，不适用权力组织了。④我们先看看一个人做生意，你能当着顾客的面给这些顾客多一点，给那些顾客少一点吗？此时儒生们会扔点儒家仁爱的幼稚，改而实行墨家的兼爱的成熟，给顾客们一样多的货物。⑤我们再看看大家吃酒席的情形。一人向隅，满座不乐。情绪会相互传染，而且人们都有自私妒忌之心。那么儒生在参加酒席的时候，能只与自己亲戚或者好友私语谈笑旁若无人吗？如果我们在集体活动中看到这种人，我们必然知道这个人是个很幼稚的人。对不对？其实儒生们在这种时候必然扔掉儒家仁爱的幼稚，改而实行墨家兼爱的成熟。平等地对身边的每个人，试图使大家都高兴和热烈。当然，如果酒席上有领导就不同了，一般人们会围绕领导，即使领导违法抱着个小姐不时亲个嘴儿。人们还是见怪不怪，这是奴性，不是人性。仁爱说无非就是要为仁政做论证嘛。领导亲亲他的亲亲，难道不是领导的仁爱吗？

 

　　不要随口就说笔者恶意攻击。儒家灌输2000千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笔者只是在说大实话而已。总结前面所说，只有在满是远近亲戚的小村子里兼爱和仁爱是相同的。墨家本就将伦理称为“伦列”，是清儒硬是要将明明白白的“伦列”翻译为“无差的爱”，把《墨子·大取》篇五分之一的内容愣给毁掉了。因为他们一定要拿儒家的无私精神来美化墨家，“信念伦理”的儒家就是这么让人无奈。在有权势存在的情况下，儒生会坚持仁爱。当权势在自己之手，他们去裙带亲友。当权势在别人手里，他们希望自己被裙带关照。在没有权势存在的情况下，儒生会扔掉仁爱--因为会为其他人所忌，转而实行墨家的兼爱。否则就太幼稚了，得罪人。现代西方的理论认为人们只要爱自己周围的人，互相影响和传递，自然会形成一个博爱的社会。但是其中有一个关键：不能差别对待，对不同的人执行不同的规范。墨家的兼爱说正是如此，而儒家的仁爱说仅仅在亲戚关系的小村子里才勉强满足条件。否则其亲亲、差等直接就破坏了自己与周围的关系。影响和传递的就是错误的信息。

 

　　在国内，亲亲、差等是儒家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已经给国人灌输了2000之久，国人对亲亲、差等的容忍度很高，国内基本是一个亲亲的社会。国人至今仍然以为仁爱是好东西，符合人性。可是人性真的像儒家所说的那样是善的吗？显然不是。中国人的仁爱习惯是让中国人得利还是吃亏？看看那些在国外的中国人，越是早期过去的过得越惨。与仁爱没有关系？跑到国外去，没有成为欧洲人、美国人，倒是成为了唐人街的人。欧美人见到中国人一般就形成了成见：他们不合群，只与中国人做朋友。是啊，人家歧视我们。但是你到人家那里去搞亲亲搞小团体，用差等的眼光看人家的社会，人家不歧视你才怪。你争着去给领导撑伞，人家不歧视你才怪。2000年前的墨子就说过，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从里面看到的是自己。墨家整个理路目的就是“相连”“连属”“逆旅--迎向众人”“猎走--合作打猎”，也就是合群、互利合作，从而实现自生和生生，这是兼爱说的内在目的（参考《墨子解析·大取》）。在《墨子》中“兼相爱”总是和“交相利”并称，“交相利”本就是实现“兼相爱”的主要思路。随着国内儒学的回归，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恐怕也是事实吧？儒生肯定会叫屈，我们是要避免社会固化。但汉武以后，除了改朝换代之外，社会是不是越来越固化呢？为什么现在的儒学回归和社会固化又正好同步呢？

 

　　先秦的时候是小农社会，封建社会，仁爱的危害性可能不明显。老墨两家也只是批评儒家虚伪而已。《老子》楚简甲本和乙丙本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年代较早的甲本没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说明老子在著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孔子这个“仁人”真的把“仁”字变成了亲亲之仁。但是乙丙本出现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则说明老子的后学们已经认识到了儒家仁爱的虚伪（参考《黄老与老庄》）。认识到了儒家的“仁”已经背叛了华夏传统的“仁”。华夏传统的“仁”，各位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古今文《尚书》，总共只出现4次，只是个不起眼的概念。而且这些“仁”字恐怕都不含亲亲之意。（《尚书·泰誓》）「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大概用《墨子·经上》的解释更合理吧？「仁，体爱也。（说）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着若明」。仁者爱人利人，利人则要因对方之所好。所以华夏传统的仁，是能换位思考的仁，而不是单向推己及人的仁。至于爱己不是为了用己，爱人不是为了用人，请对比（《论语》）的子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墨家认为仁之表现是义，义的表现是利。要能换位思考就需要知道对方的义，要能执行双方同意的义--共义--共同的规则。由于人必然有的主观性，无论怎么强调“仁”的换位思考性质，都不如“贵义”更能顺应双方的意志。所以说「仁本于内，义本于外」。如此才能自利的同时互利，“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这就是墨家爱、利、仁、义四者的关系。儒家那种本于自心的仁义礼，如何能实现共利呢？儒生引导国人做了一个概念的偷换，儒家的义实际不是社会的义，而是儒家君子自以为是然后强压给社会的义。类似当今的法律，我们谁参与过立法呢？儒家的“义”不想利人还好，还不会侵害别人的意志自由。可偏偏孔孟是要“直道而行”“利天下”的，如此就兑现了“信念伦理”必将引导社会“通往奴役之路”的西哲预言。

 

　　三、墨家的仁内义外二本

 

　　前面笔者说在亲戚关系的小村庄里，兼爱和仁爱差不多。但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墨家对于“伦列”还有一句话：「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墨子·大取》）。也就是说，孝敬父母和自利也是受社会规则约束的！儒家要窜辍王公大人们侵夺民财搞厚葬表现自己的孝；要不顾百姓正在水深火热而自己去过奢靡的生活；要动用百人甚至数百人为自己演奏。那是不行的，因为圣人也有私，但圣人的私是建立在不亏夺老百姓的生活基础上的。儒生要守孝三年摧残自己，也不行。到了当今，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男人打老婆，父母打孩子，同样要被共义干涉。而不能视为纲常了事。墨家的平等也止于执行相同的规则--贵义。上天是立法者，对人类只做赏善罚恶，那么遵守“皆天臣”天志的含义自然是执行共同的天志。请参考《墨家的理路·五大超法律原则》。

 

　　墨家整个理路目的就是“相连”“连属”“逆旅--迎向众人”“猎走--合作打猎”，也就是合群、互利合作，这是兼爱说的内在目的。那么为了形成这种兼爱社会，就必须有执法者去“补漏”，剔除“相害”者，从而实现自生和生生，去“除害沮恶”。（《墨子·大取》）「一日而百万生--使某人成为君王，爱不加厚，其类在恶害。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雍--补漏。」。这是墨家法治的目的。所以墨家将华夏传统的社会目标：自生和生生，定义为「生，刑与知处也（《墨子·经上》）」。要达到“生”的目的，必须是法治的、充分发挥人类智能的。

 

　　如此，墨家绝对不能像儒家那样“仁义皆本于自心”的极端主观，必须是“仁内义外”的二本。在墨家看来人性“无善无恶”，爱人利人之心也就是仁，连善都算不上。爱己利己也就是自私，也不能被说成恶。只有人们的行为形成了利人或者害人效果时--志功为辩，才出现善与恶（请参考《墨家的理路·人性论》）。（《墨子·经说上》）「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害。得是而恶，则是害也。」。既然利和害是接收者的感受，而不是施予者的感受--注意与儒家仁义皆本于自心的极端主观相区别。那么施利除害就需要知道接受者的意志--义。所以墨家的“义”必须本于外，而不能本于自心。其实《经下》篇说得很明白：「民若法也」。如果义不本于外，只能是己若法也。对于君王来说就是君若法也。这是儒家一本的必然，不是墨家的东西。

 

　　义本于外，那么是不是说人们合伙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呢？不是！原因很简单，我们还要兼爱其他人，我们的合作也不能对其他人形成伤害，最好还能形成利人效果。人类相对于上天是渺小的、卑下的、无知的，只有上天「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所以人类必须自觉接受上天的指引和规范。一个人自身的经验相对于数万年的人类经验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必须以圣王--经验的集中体现为本。实际上天志也是人类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却是几乎牢不可破、可以起到提纲挚领指导作用的经验。当然，我们合伙是要谋利，只是我们需要关注每个合伙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原群实，用中利”。这就是墨家三表法在“义本于外”原理中的运用。而这一套理路就是墨家所说的法的内涵：「法，所若而然也。」。至于天志、圣王、群实的“义”如何体现为法治之法，也就是如何“所若而然”内涵向外延为法呢？理论方面，《墨子·经上》做了解释。天志、圣王之法，则「法，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意--志，规--意和规合称义，圆--刑律。当然，上天只有“志”，人们不知道上天的规和圆。天志和圣王之外的法从哪里来呢？「佴（随后），然也者，民若法也」；「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也就是说在上天之外，老百姓的意志就是法！实践方面，则在《尚同》篇有描述，是在基层民众参与的法律实践中获取法律，层层向上取同到天子那里，各地未被取同的法律则成为当地自己的法律，而天子严格无偏地去执法。这几乎就是当今普通法国家的惯例法形成过程和执法观念（请参考《墨家的理路·尚同》）。反观儒家直到今天还是不停地“善”“善”“善”，有用吗？更何况儒家的善如果被实施只会得到恶的效果呢！

 

　　四、墨家送给王公大人士君子的枷锁

 

　　墨家通过“仁义二本说”理清了天、人、性（爱利）、君、德、法整套理路。最符合当今理念的是，墨家同时为君王和官员准备了一整套“枷锁”。墨家为什么“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呢？正因为这整套枷锁不符合王公大人士君子的“人性”，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下”，所以反他们的人性就被称为“反天下之心”了。

 

　　墨家为王公大人士君子准备的反他们人性的枷锁有：①上天信仰，鬼神的威慑，建立有信仰的社会。注意与将上天送给皇帝的儒家天人合一说相区别。②皆天臣、兼相爱、交相利、不相攻、志功为辩的天志。③民立法。亲自立法，不需要依靠王公大人士君子的善意。④天子必须严格守法和执法，不得偏私，不得选择性执法。⑤禅让或者选立天子。可惜没有形成定期轮换主张。⑥认为天子只是“天下器”，限定他的职能为卫国、治安（通过监督执法者，和执法者独立执法达致，这是司法独立的雏形）、公共事业。也就是当今的小政府主张。类似主张在《老子》中也可以看到。⑦保持天下万国的封建制度，实行治权的制衡。这是最为关键的措施，墨家跑来跑去非攻无非两个目的：不搞兼并，不连累老百姓。注意对比孔子的恚三都和儒家的大一统。封建制可以形成天子、各级诸侯、家君的互相制约。“国”的规模小则能使基层诸侯不可能离开大众；而且行政、法律相对独立使得基层诸侯不容易获得上级诸侯的武力支持。那么统治者就必须和民众共和了。⑧实现由各种各样社会自治组织组成的大社会。墨家本身就是由一大堆各种组织组成的，核心组织的领导者是巨子。注意，能满嘴西方民主理论的儒生，居然仍然指责墨家是黑社会。可是没有所谓“黑社会”，被拆散成的独立个人如何对抗强权呢？当今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封建制或者联邦制，那么老子的“无为之治”、墨家的“黑社会”和法治、法家的“治吏不治民”就是最佳组合。今儒一边骂墨家黑社会，一边自称为社会保存了“宗族”这个社会组织。真是笑话，更何况古代儒家禁止了所有的“黑社会”。孔子去打翻子路赈济灾民的锅子，理由居然是会和官府抢饭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⑨告诉老百姓不需要依靠王公大人们“养民”，而要依靠“自强”。⑩坚持尚武精神。这是个人、民众最后的自保手段。？诛暴王主张。此所谓“诛”，而不是“攻”。？要求王公大人士君子不得脱离民众，亏夺民财，必须节用。可笑今儒明明看到了西方有官员甚至上街擦皮鞋，但还是要依据《庄子·天下》篇说墨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真不知道儒家修身修得的“良知”到底在哪里。

 

　　从⑦⑧⑨⑩四点我们可以看到墨家的独立自主精神。其实当今的西方社会与其说是“民主”社会不如说是“自主”社会。整个制度目的无非是要保卫独立自主和互利合作，与墨家的主张完全一致。只是墨家的制度架构主张只达到了西方16世纪水平，但是墨家可是存在于2000年前哦。墨家为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准备了整套枷锁，但是这套枷锁又不会套在老百姓身上，因为墨家继承的是华夏传统的天人两分说，适用君王的并不能同时适用于老百姓。而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体系就麻烦了，套君王的枷锁必然要套到自己和老百姓身上。锁儒家君子的“致命的自负”，笔者赞同；锁老百姓就糟透了。所以儒家只有前述枷锁的第11点，诛暴王；也发明了五行相胜说威胁君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魏秦法家，也就是儒家法制派则多一个：君王、官吏严格守法和执法。算是保有一点良知，但是没有相应的正确制度的配合，只能是道德幻想而已。儒家理想的圣王大一统，结果只能是将自己送入被奴役的境地，也就是宗法集权专制。历史的实践结果正是如此，儒家朱熹先生悲叹天下从来没有实现过儒家理想，可是如此幼稚和自残的儒家理想怎么可能实现得了呢？

 

　　综上所述：

 

　　笔者在《墨家的理路》阐述墨家时，为了避免过多攻击儒家束手束脚。使得好些墨家爱好者看了以后仍然不知墨家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当今的国人已经被儒家教化2000年了。所持的概念和是非观念往往都是儒家制造。用儒家的概念和观念看墨家的主张自然看不懂。如果不通过大量的儒墨对比，对儒家的批判和对墨家观念的树立，人们是不会明白墨家的思路和主张的。

 

　　墨家的理路是自生与生生的统一。生生是上天的意志，做为“皆天臣”的一分子，自生当然也是生生之一。而且生生才能更好地自生。正如《墨子·大取》篇所言“江上井”，本于大江，取其一井自用。江水清而满，井水自然也清而满。兼爱，则不斤斤计较而要环顾四周，依照共同社会规则的允许范围行事。以交相利，去“利之中取其大”；以不相攻--“除害沮恶”去“害之中取其小”。利之中取其大，不可强制（求）。害之中取其小之强制，只能以“存”人为目标。只能舍己不能舍人，舍人则需要人们的共同同意。人们只要不相害，重新恢复分工合作互利的社会，那么就实现了墨家的兼爱理想。人们从相害求存中抽身，从事生产、科学研究等等“知”，就能逐渐改善生活的质量。“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并不需要“养民”“制民之产”，更不需要教化和宗法集权专制。而是要君王节用不扰民，百姓自强自立则足以富裕（当时土地肥沃而且有余）。

 

　　同时官府应该是卫国和维护秩序的“天下器”，执民所立之法，去“补漏”、“除害沮恶”保证社会秩序。贤者必须不能离开社会大众，而且应该从社会大众中被选拔出来，如此才能不像儒家君子那样“本于自心”用自己的主观去强制、教化大众。而是依照人类的社会经验和民众之所愿“举公义，辟私怨”。“仁本于内，义本于外”，个人与社会相结合自觉接受社会规则的约束，才能在不相害的社会中实现自主，发挥个人的才干。

 

　　为了防止统治者的变质，则必须禅让或者选立天子。天子必须处在“上下通察”，互相公开的环境之中，减少信息不对等所造成的罪恶。天下必须保持天下万国的状态，以形成天子、各级诸侯、家君的互相制约。“国”的规模小则能使基层诸侯不可能离开大众；而且行政、法律相对独立使得基层诸侯不容易获得上级诸侯的武力支持。贤者之独立精神，则能形成首脑和官员的互相制衡。民众的独立自主、尚武、黑社会（儒生言）则能对统治者形成有力的制约。这些都源自兼爱与仁爱的不同。没有兼爱的观念，就没有社会共和的观念和可能。没有兼爱的观念，就没有注重接受者感受的观念。没有注重接受者感受的观念，就不会强调“利”，包括自利和别人的自利。没有社会共和的观念，就没有利人。没有自利和利人相统一的观念。没有自利和利人相统一，就没有“仁本于内，义本于外”的道德观。没有仁内义外，就没有贵义--共义观念。没有贵义观念就没有，个人与共义相互作用产生善恶的观念。没有这种善恶观念，就意识不到需要进行约束型制度设计。当然，墨家为兼爱说找到了更可靠和强力的来源：上天！

 

　　儒家原教旨的整套理论体系，即使完全正确也不过相当于墨家“仁本于内”和“贤者自律”而已，其在整个社会的构成的原理、机制和制度理论方面几无建树，反而要依靠统治者的善去达致理想社会。幼稚得可笑。大同理想则属于罪恶了。大同理想的实现反而葬送了他们自己的节操，而且拖累中国陷入宗法集权专制长达2000多年。可笑历代儒生尽心竭忠，仍然被皇上和后代儒生推出来做替罪羊。这还是在假设儒家原教旨理论完全正确的基础上，还没有提所谓“仁爱”“仁政”对统治者的专制起到的论证作用。

 

　　儒生们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个历史细节：鲁国自建国开始，也就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时代，就已经“革其礼”“变其俗”长达500年（《史记·周鲁公世家》）。孔子还有什么理由复周礼去教化百姓？周公旦死后，鲁国就闹叛乱，伯禽只能依靠武力弹压去搞他的周礼。“革其礼”“变其俗”的实践结果是失败的，最终依靠的是武力征服。孔子在这种历史经验教训之下仍然保持了他的理想真是不可思议。孔子真的是在复周礼吗？显然不是，他只是在借用周礼之仪去搞他的理想国罢了。其实孔孟的做法就是“革其礼”“变其俗”，显然也是失败了。而儒家法制派商鞅等人，扮演的角色就是武力征服者，最终获得了成功。孔孟和儒家法制派不过是重复了一遍鲁国建国时的做法罢了。后来的儒家看不懂这一点，仅凭对孔孟高尚言辞的迷信和统治者的诱惑，又将孔子的理想保持了2500年更是不可思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