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出疑问的不是我，是读大学二年级的女儿。那天她翻着一本诗歌杂志，嘴里禁不住嘟哝着：“不是说押韵是诗歌的基本特征吗，怎么这些诗……”
我没有回答，伸手要过那本杂志，发现上面的头题、二题都是竖排的短句，没有一句是押韵的。联想到前段时间读过的几篇诗歌评论，文中引用的所谓“妙句”也全是这一类句子，疑问也就成了我的，并且被带到了全国作代会上。
那是在北京饭店的电梯上，当有人介绍一位诗人时，我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疑问。诗人回答得很干脆，说：“新诗从来就不押韵。”
怎么可能呢？记忆中的新诗，从胡适的《鸽子》到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从臧克家的《老马》、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到贺敬之的《回延安》、余光中的《乡愁》，都是押韵的，只不过韵押得不是那么严格罢了。我有心提出异议，但我所在的17层到了，只好摆摆手告别了事。
第二天大会，我与一位颇有名气的西部诗人坐到一起，我又把疑问提到他的面前。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写古体诗的吧？” 不等我回答又说：“新诗追求的是内在的韵律。”
我明白他的意思，却并不认同只有写古体诗的人才重视押韵，以及只有新诗才追求内在韵律的观点。因为我知道，不少好的散文和小说作者，都是把追求语言的音韵美和节奏美视为目标的。至于我个人不仅写古体诗——新古体诗，也同样写过新诗——当然是押韵的新诗了。
我把两次请教的情况说给山东两位代表听，没想到他们跟我一样不以为然：“诗不押韵还叫诗吗？”
“就是叫诗有多少人会读呢？”
“有人说外国诗歌不押韵，那其实是翻译上的问题，是误读。”
“泰戈尔的诗不押韵，可通篇都是诗的节奏、音韵和意境，与咱们的新诗完全是两码事儿……”
从北京回来，一次诗人聚会，我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立刻得到了几位在场的新诗作者的赞同：
“新诗当然得押韵，只要别刻意就行。”
“说从心灵里流出的都是诗没有错，但你押韵和不押韵效果是不一样的。”
“该不该押韵应该以读者的欣赏习惯和要求为标准，没有音韵美、节奏美人家为什么要读诗？这应该是常识才对。”
“现在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古体诗的读者反而越来越多，这跟押不押韵和有没有音韵美、节奏美绝对是分不开的……”
由此我得出结论，主张新诗不押韵的只是一部分作者，更多的新诗作者还是赞同押韵的；而最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押韵，新诗的上帝也即众多读者的离去确是难以避免的。
接下来便是胶东之行了。那是为了参加一个作家们的书画活动，活动中我对当地一位小有成就的女诗人说起了我的思考和看法。她听后说：“也真是，经常觉得自己是在写一些有意断开的句子，可有时想押韵又觉得太麻烦，太费脑子。”
我说：“写诗是创作性劳动，怕麻烦和费脑子怎么行呢？”
她说：“你说得对，可现在不押韵的诗最时尚，很多报刊和评论、评奖推崇的都是这类作品，你让我们怎么着呢？”
话到这儿，我便无言以对了。
据实而论，我算不上诗人，可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和关心文学发展的人，我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和回答这个也许算不上太小的问题：新诗为什么不押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