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十晋书王导传多溢美条云：
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惧妇为蔡谟所嘲，乃斥之云：“吾少游洛中，何知有蔡克儿？”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为门阀尔。
寅恪案，王氏为清代史学名家，此书复为世所习知，而此条所言乖谬特甚，故本文考辨史实，证明茂弘实为民族之功臣。至若斥蔡谟一节，晋书殆采自世说新语轻诋类王丞相轻蔡公条及刘注所引妒记，源出小说，事涉个人末节，无关本文宏旨，不足深论。又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是以亦不涉及。本文仅据当日情势，阐明王导在东晋初期之功业一点，或可供读史者之参考也。
东汉之末，三国鼎峙，司马氏灭蜀篡魏，然后平吴，中国统一。吴蜀之人同为被征服者，而其对征服者司马氏之政权态度不同，观下引史料可知也。
晋书五二华谭传略云：
华谭，广陵人也。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谭至洛阳，武帝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二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新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悫敦，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为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同晋书六八贺循传略云：
贺循，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前蒸阳令郭讷，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
寅恪案，吴、蜀之人对洛阳统治政权态度不同，谁与被征服时间之长短有关，然非其主因，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所致。蜀汉于曹魏固是死敌，但曹操出身寒族，以法术为治。刘备虽自云汉之宗室，然渊源既远，不能纪其世数，与汉之光武迥异，实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之后，乃亦家世相传之法家，故两国施政之道正复相同。蜀亡以后，西晋政乱，洛阳政府失去统治权，然终能恢复独立者非蜀汉旧境内之汉人，而是自汉中北徙，乘机南返之巴賨部落，盖蜀汉境内无强宗大族之汉人组织，地方反抗力薄弱，洛阳征服者易于统治，此晋武帝所谓“蜀人服化，无携二之心”者是也。吴之情势则不大然，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扰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故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西晋灭吴之后，此种地方势力并未因之消灭，所以能反抗洛阳之统治，而与蜀亡后之情势不同也。观陆机荐贺循之疏及华谭对晋武帝之策，皆以笼络吴地之统治阶级为绥靖之妙用，此中关键不难窥视矣。后来洛阳政府亦稍采用此种绥靖政策，尚未收大效，而中州以乱，陈敏遂乘此机会据有江东，恢复孙吴故壤，此本极自然之趋势，不足为怪。所可怪者，陈敏何以不能如孙氏之创业垂统，历数十年之久，基业未定，遽尔败亡，为世所笑，斯又吾人所应研究之问题，而当日江东地域即孙吴故壤特殊情势之真相所在也。
晋书一百陈敏传略云：
陈敏，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惠帝幸长安，四方交争，敏遂有割据江东之志。会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称皇太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荣并伪从之。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闻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遗荣等书曰：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诸君垂头，不能建翟义之谋，而顾生俯眉，已受羁绊之辱。贤何颜见中州之士邪？周玘、顾荣之徒常惧祸败，又得谭书，皆有惭色。玘、荣又说甘卓，卓遂背敏。敏单骑东奔，至江乘，为义兵所斩。
同书五二华谭传云：
顾荣先受[陈]敏官，而潜谋图之。谭不悟荣旨，露檄远近，极言其非，由此为荣所怨。
寅恪案，陈敏之失败由于江东之豪宗大族不与合作之故，史传所载甚明，不待详论。西晋末年孙吴旧壤内文化世族如吴郡顾氏等，武力豪宗如义与周氏等，皆当日最强之地方势力，陈敏既不属于文化世家，又非武力豪族。故华谭一檄提醒顾、周诸人之阶级性，对症下药，所以奏效若斯之神速也。东汉末年孙氏一门约相当于义兴周氏之雄武，而政治社会地位则颇不及之，孙坚、策、权父子兄弟声望才智又远过于陈敏，此孙氏为江淮之豪家大族所推戴，得成霸业，而陈敏则为东吴之豪宗大族所离弃，终遭失败也。
世说新语言语类云：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寅恪案，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元帝者所谓“国土”者，即孙吴之国土。所谓“人”者，即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之诸人。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于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
王导之功业即在勘破此重要关键，而执行笼络吴地士族之政策，观下引史料可知也。
晋书六五王导传云：
[琅邪王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寅恪案，资治通鉴八六晋纪怀帝永嘉元年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业条考异于此类有疑义，然司马君实不过怀疑此传文中数事有小失实处，而于王导执行笼络江东士族之大计，仍信用此传所载也。考司马氏之篡魏，乃东汉儒家大族势力之再起，晋之皇室及中州避乱南来之士大夫大抵为东汉末年之儒家大族拥戴司马氏集团之子孙，其与顾荣诸人虽属不同邦土，然就社会阶级言之，实为同一气类，此江东士族宁戴仇雠敌国之子孙以为君主，而羞于同属孙吴旧壤寒贱庶族之陈敏合作之故也。兹更引史料以证明王导之政策及其功业所在之关键如下：
出世说新语政事类云：
丞相（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刘注引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
同书同类又云：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刘注引殷羡言行曰：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羡时行遇收捕者于途，慨然叹曰:丙吉问牛喘，似不尔。尝从容谓庚冰曰:卿辈自是网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无理事。谢安石每叹咏此唱。庾赤玉曾问羡：王公治何似，讵是所长？羡曰：其余令绩不复称论。然三捉三治，三休三败。）
同书规箴类云：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参晋书八三顾和传）
寅恪案，东汉末年曹操、袁绍两人行政之方法不同，操刑纲峻密，绍宽纵大族，观陈琳代绍罪操之檄文及操平邺后之令可知也。司马氏本为儒家大族，与袁绍正同，故其夺取曹魏政权以后，其施政之道号称平恕，其实是宽纵大族，一反曹氏之所为，此则与蜀汉之治术有异，而与孙吴之政情相合则也。东晋初年既欲笼络孙吴之士族，故必仍循宽纵大族之旧政策，顾和所谓“纲漏吞舟”，即指此而言。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壤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斯点立论，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孙亦得与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兴废。岂偶然哉！
世说新语方正类云：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楼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同书排调类云：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棊局曰：何乃渹!(刘注云：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如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刘注引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同书政事类云：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刘注引语林曰：任名颙，时官在都，预三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 君出，临海便无复人。 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寅恪案，后来北魏孝文帝为诸弟聘汉人士族之女为妃及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施行汉化政策，藉以巩固鲜卑统治地位，正与王导以笼络吴人之故求婚陆氏强作吴语者，正复暗合。所可注意者，东晋初年江左吴人士族在社会婚姻上其对北人态度之骄傲预后来萧齐以降迥不侔矣。吴语者当时统治阶级之北人及江左吴人士族所同羞用之方言（详见拙作从史实论切韵），王导乃不惜屈尊为之，故宜为北人名士所笑，而导之苦心可以推见也。临海任姓自是吴人，故导亦曲意与兰成实与此相关，故附记此重有趣之公案以待异日之参究耳。
王导笼络吴人之例证既如上述，其他东晋初年施行之大政策可以据此类推，不必列举。其最可注意不得不稍详加论述者，则有元帝王导对待义兴周氏一事，此事属于北人南来之路线及其居住地域问题，实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经济史之关键所在，职是之故，多录史料并推论之于后：
晋书五八周处传附周玘传云：
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凯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先是，流人帅夏铁等寓于淮泗，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己当与玘以三吴应之。建兴初，铁已聚众数百人，临淮太守蔡豹斩铁以闻。恢闻铁死，惧罪，奔于玘，玘杀之，埋于豕牢。帝闻而秘之，召玘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芜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喜。今以为军谘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玘忿于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将卒，谓之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
同书同卷周勰传云：
[勰]常缄父言。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馥杀吴兴太守袁琇，有众数千，将奉札为主。时札以疾归家，闻而大惊，乃告乱于义兴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发兵。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众亦溃，宣城太守陶猷灭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
同书同卷周札传略云：
札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王敦深忌之。后（周）筵丧母，送者千数，敦益惮焉。及敦疾，钱风以周氏宗强，与沈充权势相侔，欲自托于充，谋灭周氏，使充得专威扬土，乃说敦曰：夫有国者患于强逼，自古衅难恒必由之。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后嗣可安，国家可保耳。敦纳之。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故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筵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筵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进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距之。兵散见杀。及敦死，札、莚故吏并诣阙讼周氏之冤，宜加赠谥。事下八坐，司徒王导议以宜与周顗、戴若思等同例。朝廷竟从导议，追赠札卫尉。
寅恪案，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略可分为二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等是，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前者易于笼络，后者则难驯服，而后者之中推义兴周氏为首，钱风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者，诚为实录，盖此等强宗具有武力经济等地方之实力，最易于南来北人发生利害冲突，而元帝、王导委曲求全，以绥靖周氏，实由其实力特强之故，必非有所偏爱。不过畏其地方势力之强大而出此，断可知也。然江东之豪族不止义兴周氏，孙吴旧统治阶级亦多不满南来之北人，何以义兴周氏一门特别愤恨北人，至于此极者，颇疑其所居住之地域与南来之北人接触，两不相下，利害冲突所制也。
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非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之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见晋书九一儒林传徐邈传），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别少也。兹先就至长江下游之路线言之，下层阶级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甚大之地域，既以人数寡少，不能成为强有力之集团，复因政治文化地位之低下，更不敢与当地吴人抗衡，遂不得不逐渐同化于土著之吴人，即与吴人通婚姻，口语为吴语，此等可以陈之皇室及王敬则家等为代表，（称霸先先娶吴兴钱氏女，续娶吴兴章氏即钮氏女，见南史一二陈武宣章皇后传。王敬则接士庶皆吴语，见南齐书二六王敬则传。称霸先之先世，不知其在西晋末年真为何地人，但避难南来，定居吴兴郡长城县。王敬则之籍贯，据南史四五王敬则传，本为临淮射阳，后侨居晋陵南沙县。然则同为自北而南避难过江之伧楚，俱是北来南人之下层社会阶级，故杂居吴人势力甚大之地域，遂同化于吴人也。）此等人之势力至南齐以后终渐兴起，其在东晋初年颇不重要，故本文姑置不论。
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难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健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据元和郡县图志二五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条云：
新丰湖在县东北三十里，晋元帝大兴四年晋陵内使张闿所立。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闿创湖，成灌溉之利。初以劳役免官，后追纪其功，超为大司农。
可知东晋初年京口晋陵一带地广人稀，后来此区域之发展繁盛实有赖于此种避难南来者之力也。又据元和郡县图志二五江南道一常州义兴县条云：
晋惠帝时妖贼石冰寇乱扬土，县人周玘创义讨冰。割吴兴之阳羡并长城县之北乡为义兴郡，以表玘功。
及宋书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略云：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晋陵太守领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万一百一十三。义兴太守领户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口八万九千五百二十五。
世说新语捷悟类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条刘注引南徐州记曰：
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
晋书六四刘牢之传略云：
刘牢之，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 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世以壮勇称。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沈毅多计画。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宋书一武帝纪略云：
高祖武皇帝讳裕，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曾祖）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高祖）乃与（东海何）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于是与弟道规、沛郡刘毅、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
魏书九八岛夷萧道成传略云：
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
则知此种人群所居住之晋陵郡，其人口之数在当时为较繁庶者，但尚不及周氏住居之义兴郡，是周氏宗族之强大可以推见。此种北来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之集团，易言之，即江左北人之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之霸业皆此集团之子孙也。此种人群既为勇武之团体，而与豪宗大族之义兴周氏所居之地接近，人数武力颇足对抗，其利害冲突不相上下，又不能同化，势成仇敌，理所必然。此东晋初年义兴周氏所具之特殊性，而为元帝、王导笼络吴人政策中最重要之一点，抑可知矣。至南来北人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住居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马氏皇室既舍旧日之首都洛阳，迁于江左之新都建业，则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是也。但建业本为孙吴旧都，吴人之潜在势力甚大，又人口繁庶，其经济情势必非京口晋陵一带地广人稀空虚区域可比。此集团固占当日新都政治上之高位，若复殖产兴利，与当地吴人作经济上之竞争，则必招致吴人之仇怨，违反当日笼络吴人之国策，此王导及其集团之人所不欲或不能为者也。其豪奢腐败促成洛阳政权之崩溃，逃命江左，“寄人国土”，喘息稍定，旧习难除，自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以恢复其旧日物质及精神上之享乐。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观下引此集团领丄袖王、谢诸家“求田问舍”之史料，可为例证也。
晋书八十王羲之传略云：
（王）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吏部郎谢万书曰：顷东游还，修植桑果。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
宋书六七谢灵运传略云：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
寅恪案，世人以为王右军谢康乐为吾国文学艺术史上特出之人物，其欣赏自然界美景之能力甚高，而浙东山水佳胜，故于此区域作“求田问舍”之计，此说固亦可通，但难解释阳羡溪山之优美甲于江左，而又在长江流域，王、谢诸名士何以舍近就远，东过浙江“求田问舍”，特留此幽美之溪山，以待后贤之游赏耶？鄙意阳羡溪山虽美，然在“杀虎斩蛟”之义兴周氏势力范围以内（可参晋书五八周处传），王、谢诸名士之先世（参晋书七九谢安传）及本身断不敢亦不能与此吴地豪雄大族竞争。故唯有舍幽美之胜地，远至与王导坐上群胡同类任姓客所居临海郡接近之区域，为养生适意之；“乐园”耳。由此可言，北来上层社会阶级虽在建业首都作政治之活动，然其殖产兴利为经济之发展，则在会稽临海间之区域。故此一带区域亦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所居住之地也。上述南来北人至长江下游之路线及其居住之区域既竟，兹请再论南来北人至长江上游之路线，及其居住之区域如下：
梁书十萧颖达传略云：
兄颖胄，齐建武末行荆州事，颖达亦为西中郎外兵参军，俱在西府。东昏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道过荆州，密敕颖胄袭雍州。时高祖已为备矣。仍遣颖胄亲人王天虎以书疑之。山阳至，果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
寅恪案，此传最可注意点为席阐文所谓“江陵素畏襄阳人”一语。此点不独涉及梁武帝之霸业，即前此之桓玄、刘毅、沈攸之，后此之梁元帝、萧詧诸人之兴亡成败皆与之相关也。若欲明了此中关键，必先考释居住襄阳及江陵之南来北人为当时何等社会阶级。此种南来北人亦可分为三等，与南来北人之迁居长江下游者之类别亦约略相似。兹为简便计，其下层阶级南来北人与吴人杂居者，关系不重要，可置不论，只论上中两层南来北人之阶级如下：
宋书三七州郡志三雍州刺史条云：
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
南齐书一五州郡志雍州条略云：
雍州。
新野郡。
寅恪案，史言“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此谓永嘉南渡后事。然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以求保全，当时具有逃避能力者自然逐渐向南移动，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此不仅以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自较安全；且因其为当日长江上游之政治中心，要为占有政治上地位之人群所乐居者也。又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又南徙而至此区域。此两种人之性质适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北人相似，俱是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宜其为居住江陵近旁一带之文化士族所畏惧也。请更分析解释下引史料，以证明之：
周书四一庾信传哀江南赋云：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
隋书七八艺术传庾季才传略云：
庾季才，新野人也。八世祖淘，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
梁书一九宗夬传略云：
宗夬，字明扬，南阳涅阳人也，世居江陵。祖景，宋时征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郎谘议参军。夬少勤学，有局干。弱冠，举郢州秀才。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永明中，与魏和亲，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时选也。
南齐书五四刘虬传（参南史五十刘虬传）略云：
刘虬，南阳涅阳人也。旧族，徙居江陵。建元初，豫章王为荆州，教辟虬为别驾，与同郡宗测、新野庾易并遣书礼请。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诏征为通直郎，不就。
世说新语栖逸类（参晋书九十隐逸传刘驎之传）略云：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荆州刺史桓冲征为长史。（刘注引邓粲晋纪曰：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
又同书任诞类云：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歧村。（刘注云：村临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刘注引中兴书曰：刘驎之一字遗民）
吴士鉴晋书刘驎之传校注引洪亮吉东晋疆域志曰：
石首有阳岐。
寅恪案，上述北人南来之上层士族，其先本居南阳一带，后徙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权之后期，渐次著称。及梁元帝迁都江陵，为此集团最盛时代。然西魏灭梁，此种士族与北方南来居住建业之上层士族遭遇侯景之乱，幸得逃命至江陵者，同为俘虏，随征服者而北迁，于是北方上层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告一结束矣。
宋书八三宗越传云：
宗越，南阳叶人也。本河南人，晋乱，徙南阳宛县，又土断属叶。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
梁书九曹景宗传略云：
曹景宗，新野人也。父欣之，为宋将，位至征虏将军、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骑射。
同书十蔡道恭传（南史五五蔡道恭传同）略云：
蔡道恭，南阳冠军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累有战功。
同书同卷杨公则传（南史五五杨公则传同）略云：
杨公则，天水西县人也。父仲怀，宋泰始初为豫州刺史殷琰将，战死于横塘。公则殓毕，徒步负丧归乡里（寅恪案，宋书三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条下有南天水太守及西县令。公则之乡里当即指此。）
同书一二席阐文传（南史五五席阐文传同）略云：
席阐文，安定临泾人也。齐初，为雍州刺史萧赤斧中兵参军，由是与其子颖胄善。（寅恪案，宋书三七州郡志秦州刺史条有安定太守。又云：晋孝武复立，寄治襄阳。阐文既为雍州刺史府参军，疑其家亦因晋孝武时“胡亡氐乱”南迁襄阳者也。）
同书一七马仙琕传（南史二六袁湛传附马仙琕传同）略云：
马仙琕，扶风郿人也。父伯鸾，宋冠军司马。仙琕少以果敢闻。（寅恪案，宋书三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条下有扶风太守郿县令。)
同书一八康绚传（南史五五康绚传同）略云：
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绚少俶傥有志气，齐文帝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绚特以才力召为西曹书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请。文帝在东宫，以旧恩引为直，后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振威将军、华山太守。推诚抚循，荒余悦服。迁前军将军，复为华山太守。永元元年，义兵起，绚举郡以应。
寅恪案，上述诸人皆属长江上游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本为北方中层社会阶级，即宗越传所谓“次门”者是，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南来北人为武力集团者正同，但其南迁之时代较晚，观杨公则、席阐文、康绚诸传，可知此等人其先世之南迁当在“胡亡氐乱”以后，故其战斗力之衰退亦较诸居住长江下游京口晋陵一带之武力集团为稍迟，梁武帝之兴起实赖此集团之武力，梁之季年此集团之武力已不足用，故梁武不得已改用北来降将。至陈霸先则又别用南方土著之豪族，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之大变动，本文所不能详及者也。
总而言之，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一般庶族势力微薄，观陈敏之败亡，可以为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只论也。寅恪草此文时，距寓庐不远，适远见一晋墓（墓在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其该砖铭曰：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馀）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余（馀）广州，平且康。
呜呼！当永嘉之世，九州空荒，但仅存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者，是谁之力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