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孝庄太后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 位于皇宫西部偏北的慈宁宫以孝庄太后居住而名闻天下，这是一座独立的宫院，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耗银六十万两，称仁寿宫，主要为皇太后居所。 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是努尔哈赤的儿媳，皇太极永福宫庄妃，顺治皇帝的生母，康熙皇帝的祖母。她机智过人，善于谋略，身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两辅幼主，权位并隆，是清朝唯一的一位太皇太后。她对清朝贡献大，故事也多。孝庄太后和多尔衮的关系，有种种传闻和故事。传闻最广的，当今家喻户晓的是所谓“太后下嫁”。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一事。民国八年（1919年），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则更记得如同亲闻目睹，说“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本来就好色成性，此时更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也有人借顺治帝的话而认为孝庄搬到睿王府住居：“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至今仍有人认为“太后下嫁”确有其事，并提出以下九条理由。下面逐一分析。 一，庄妃下嫁为保全儿子皇位。顺治帝继位是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不是庄妃委身于多尔衮所取得的。 其二，兄死弟娶其嫂是满洲习俗。满洲确有这样的旧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 其三，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尊称，如同光绪帝称慈禧太后为“皇阿玛”（皇父）一样。 其四，蒋良骐《东华录》有记载。书里说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就是慈宁宫。高阳认为，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相恋的事可能有，也可能无，但这不能证明太后下嫁了多尔衮。 其五，孝庄太后死后葬在昭西陵清孝庄太后病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年七十五；孝惠太后病死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二月初六日，年七十七；孝圣太后病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二十三日，年八十六：去世时间都在腊正月。这是值得老年体弱病人注意的季节。清东陵的昭西陵，因在皇太极盛京昭陵西向，故称昭西陵。孝庄太后和康熙皇帝都做了解释：“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cuò），则我心无憾矣。”太皇太后不愿意惊动太宗亡灵，而愿意同儿孙在一起。 其六，有人说见过《太后下嫁诏》。此诏如果真有，必经辨认、登录，多人过目，不会只一人看见。历史不能凭某一人的一说做定断。 其七，明末张煌言记载了这件事。张煌言（苍水）《建夷宫词》：“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盛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张苍水全集》）“建”是建州，“夷”是夷狄，明显带有民族偏见。这时张苍水在江南，南明和清朝是敌对的政体。孟森先生早就指出：“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比附，也可以想象、虚构。 其八，朝鲜史书里记载了这件事。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的《李朝实录》里，没有“太后下嫁”诏谕的记载，而像这样的大事，如有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也会有记载的。 其九，顺治帝报复多尔衮为反证。如顺治帝母后已下嫁多尔衮，多尔衮即为其父，且母亲健在，怎能对多尔衮掘坟墓、撤庙享呢？这将置母亲于何地！ 总之，至今还没有见到一条关于“太后下嫁”的史证。我认为：孝庄太后同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之事确实无。当然，孝庄太后考量母子命运和江山社稷，尽量笼络多尔衮，则是不用怀疑的。 中华国宝，文明精粹，沧桑巨变，历经磨难。有人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为什么会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了呢？这要从国宝南迁说起。 辛亥鼎革，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历经艰难。从清朝皇宫演变为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所收藏的宝物，成为博物院的藏品，从而成为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宝。从“宫”到“院”，这条道路，走了百年。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在乾清宫前举行隆重典礼。这一天，神武门上镶嵌李煜瀛手书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当天正式开放。自永乐建宫五百多年来，人们第一次可以游览故宫中路三大殿和后三宫，以及西六宫、养心殿、寿安宫、文渊阁、乐寿堂等处。两天内前来参观的多达5万人。同时，筹建故宫博物院两馆一处——古物馆、图书馆和文献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占我东北，平津危急。为了守护国宝，决定将文物南迁。国宝南迁避寇，历时十五年（1933—1947年），分为南迁、西迁与东归三个阶段。 抗战胜利，国宝东归。文物避寇，三路西迁，几经转徙，幸免劫燹，最后分别迁定于四川的巴县、乐山、峨眉。文物回归，三处集中，会于重庆，历时一年。于1947年5月始，首批文物，从重庆启运东归，水陆兼行，合计10批；12月8日，末批南迁国宝，运抵南京入库。 三地合一。巴县、乐山、峨眉三处文物东归，不求迅急，只计安全，首先汇集重庆。集中的次序，首巴县，次峨眉，次乐山。集中仓库的分配，在重庆向家坡，房屋依山势建筑，按上、中、下三层，分成甲、乙、丙三组。甲组仓库，由前巴县办事处保管；乙组仓库，由前乐山办事处保管；丙组仓库，由前峨眉办事处保管。仓库修缮告竣，集中工作，立即开始。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汇集——水路运输，洪水期，时间短，轮船小，容量低，按五个月期限难以做到；常水期，仅通木船，危险性大。铁路运输，来回转拨，费时费力，容易破损。汽车运输，较为方便。于是决定，先将巴县、乐山、峨眉三处文物用汽车运集于重庆，然后以登陆艇载运，随大江顺流东归南京。 巴县文物，1947年1月21日启运，共80箱，行20公里，经时八天，运到重庆。三个月后，峨眉文物，于5月15日，先以一辆轻车编特号前发，沿途实地履勘；履勘所得，且经一月商讨，始定车运全程为由峨眉，循乐西（西昌）公路，径达乐山，转由乐内（内江）、成（成都）渝（重庆）两公路而直抵重庆。雇用商车，又加公车，分21批，9447箱，运达重庆。又后，乐山文物则在峨眉文物集中结束之日启运，而乐山、安谷间，犹须赖水运。故运输全程，因客观条件所限，自成为两阶段：安谷—乐山之间，水程转驳；乐山—重庆之间，陆程车运。乐山库存文物移运程序，先许祠，次土主祠，终以武庙。许祠与土主祠，距乐西公路一华里许，田埂狭隘，难以通车，遂于公路旁设临时站，以备装载。装成之车，次第集于新南门外县立图书馆门前广场，结队待发。文物转驳，分两期进行。初期自1946年9月10日到30日，中间因下雨停工五日，计转驳16天。当时以陆程车辆稀少，转运不及衔接，致临时转运站仓库存箱塞满，而暂停水程转驳。次期，自同年11月22日到29日，中间因雨停工三日，计转驳五日。所有迁储安谷乡六库文物，分33批，7286箱，最后运达重庆。巴县、乐山、峨眉三处所藏文物统计，据欧阳达道《故宫文物避寇记》，因其间略有变化，故数字少有差异，只供参考。巴县、乐山、峨眉三地文物，都已集中重庆，再向南京集结。 集结南京。巴县、乐山、峨眉三地避寇国宝，共16815箱，东归南京。国宝避寇，万里辗转，几度惊险，安然回归，来去离合，恰为10年。在文物集结的过程中，路经风雨，有惊无恙。如首次转驳的文物，恰逢中秋佳节，明月东升，天气清爽。各筏均经覆盖竹簟（diàn，席）、油布。时过午夜，天气骤变，狂风暴雨，天亮方停。所有员工，初闻风雨，互相唤起，率同筏工，冒雨在各筏加盖油布。天明复查，有的受湿。当即卸运入库，开箱逐一检视。经查内有一二箱文物部分受湿，立即晒晾，待干重装。但是，拆箱一看，文物无恙，仅衬草、棉花、纸张受潮，随时更换重装。经查凡是未渗湿的箱件，都因箱内衬垫蒙盖的牛皮纸阻水。实不幸中的大幸。 迁台过程，也有故事。第一批文物，用海军军舰运送，海军人员家属，闻讯赶来，拖儿带女，携带行李，挤满了船。怎么劝说，也不下船。请来桂永清司令，百般劝慰，许愿另派船，才都下了船。第二批是商船，还算简单。第三批又是军舰，船一开到，海军官兵眷属，就挤满了舱位。箱件运上了船，物人混在一起。押运人又请来桂司令。他向大家开导，希望诸位下船。官兵眷属哀求说：希望老长官，帮他们的忙——男女老幼，哭成一片。那种凄惨的场面，桂司令也落了泪，只有准许他们随船。据当事人回忆，海浪拍船，狗在狂吠，风声涛声，孩子哭声，似末日来临。这船不是专运文物的，沿途港口，都要停靠，1949年1月29日开出，2月22日才到基隆。不久文物转到台中，先暂借存于糖厂仓库，后转到台中雾峰北沟库房和地库。 国宝避寇南迁、西迁，抗战胜利，文物回归。后主要分藏状况是：其一，运迁并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2972箱60余万件。其二，存南京博物院南迁文物2176箱104735件。其三，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所存11178箱，绝大部分于1950年、1953年、1958年三次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三处是南迁文物回归后分藏的情况。 故宫文物，原合为一。沧海变迁，时局动荡，现分藏于两岸。《三国演义》开篇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分开来说，都是大故宫的一部分；合起来说，全都是大故宫的文物：总之，共同典守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之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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