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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南《谈》北《论》 智效民 所谓南《谈》北《论》，是指南有《申报自由谈》，北有《独立评论》。我把这两个刊物相提并论，不仅是因为它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风靡一时，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可以看出当年知识分子不同的言论特色和价值取向。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两个刊物知之甚少，除了鲁迅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外，几乎看不到胡适和其他人“谈”“论”些什么。这也许国人脾气渐长、本事不大的一个因素。所幸两年前岳麓书社影印出版了全套《独立评论》，最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选编出版了当年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这就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南《谈》北《论》提供了方便。 当然，要对南《谈》北《论》进行比较研究，应该有论文或专著才能胜任。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谈谈它们的两点不同。 第一是作者阵容不同。《自由谈》是《申报》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它始办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主要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满足市民需要。该刊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由黎烈文主持后，发表了许多关注社会、抨击时弊、反思历史、讥讽现实的文章。这时的作者，除了鲁迅之外，还有章太炎、吴稚晖、柳亚子、瞿秋白、陈望道、茅盾、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林语堂、夏丏尊、巴金、老舍、曹聚仁、胡风、周扬、廖沫沙、章克标、阿英、徐懋庸、陈子展、胡愈之、胡绳、谢冰莹、姚雪垠、臧克家、欧阳山等一大批文化人。从表面上看，“这里有前朝遗老，有后进新秀，有左翼领袖，有右派元首，可谓老幼咸集，群贤毕至”（唐弢语），但实际上除了少数人以外，其中大多数是左翼作家，有些还是共产党员。 《独立评论》是一个同人刊物，其成员和作者，主要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蒋廷黻、周炳琳、吴景超、汪敬熙、蒋梦麟、张奚若、顾毓秀、陈之迈等人。这些人早年留学欧美，回国后都在大学或研究机关工作，到了３０年代，他们已经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卓有成就，是我国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第二是文章的风格不同。作为综合性文艺副刊，《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有杂文、随笔、散文、诗歌、游记、读书札记、小说连载、短篇翻译等多种形式，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的杂文。这种文章以鞭辟入里、冷嘲热讽、正话反说的笔触，把军政劣迹、权贵丑行、民间疾苦、遍地疮痍揭露出来，给人以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感觉。因此《中国大实话：申报自由谈》的编者认为，“《自由谈》把《新青年》所开创的现代报刊杂文推向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相比之下，《独立评论》的文章则以政论为主。该杂志创刊时就明确表示，它期望每一个作者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这些政论，奉行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其内容涉及到内政外交、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有时还因为过于敏感而为当局所不容，但是文章的风格，却不像杂文小品那般犀利、辛辣、冷峭、尖刻，更不像高头讲章那样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阅读这些深入浅出、有条不紊、实话实说、以理服人的文章，会让你发现作者真有学问，他们谈论的也都是真正的问题。 南《谈》北《论》的这种差异，可以从鲁迅和胡适的思想中得到解释。鲁迅早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晚年又有许多革命朋友，因此他的文章有一种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破坏性力量。破坏是不计后果、无须负责的，破坏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也没有答案。所谓“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其实是愤世嫉俗的文人在无路可走时的一种无奈选择。胡适等人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政论是关系到国家、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大事，所以他们主张写政论的人一定要先认清自己的责任，并且自信能够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才能出之于口，笔之于书。否则，就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却不可能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顺便说一句，《独立评论》的作者大多不用笔名，也表现了一种负责任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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