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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
文学有地域性。它不仅关注和折射地域的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因素，而且与地域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紧密相通。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空间极其广阔。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文化群体，这些群体除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以外，还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并分布于不同的地域空间。在社会文化学领域，这种以各自不同文化特质分类的区域，被称为“文化区”。在同一个文化区内，文化群体的生存方式、文化特质是相同或相似的，带有这个文化区域文化的独有特征。由于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创造了适于他们生活的文化特质，即使生活在同样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因为地域的耕作条件、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传统习惯的差异，其文化特质也有差别。所以，山地耕民的文化与盆地耕民的文化有区别；平原耕民的文化与半牧半耕或半渔半耕民的文化也有区别。与不同的农耕文化相对应，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特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形成的风土人情、心理性格，更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显著标志。
传统意义上论及的中国几大文化区文化，如中原文化、关东文化、巴蜀文化等都是指在这几个地理空间形成的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系统特征的区域乡土文化。在这些文化区域中，分布着不同的依土地耕作而生存的文化群落。他们在各自的地域空间养成了适应当地环境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一致的性格、行为、观念、意识。同时，不同地域的乡土文化为该地的作家提供了写作的素材。
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时间是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这一历史时段当中，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伴随经济改革大潮而来的是文化大潮的涌起。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大量引入，致使中国学人纷纷调整研究视点和研究思路，比较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新儒学的探索，在八十年代中期直至九十年代，一潮高过一潮。拉美文学的劲风吹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哈蒙契尔，这使中国作家们在文学的情景中开始了艰难的深层的探索。于是，在这文化和文学的背景之中，陈忠实开始了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反思，对人生目标的重构，他不满足于以往的成绩，他要写一部压轴之作，用关中农村的话说，就是要给自己死后造一个“枕头”。枕头工程从启动到竣工，都是在文学和文化的潮涌之中。文学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创作的新视角、新方法，文化的潮涌给予他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理解、新思考。陈忠实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发表的《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这是作者对关中文化的理性解说。继这一解说之后的是《白鹿原》的诞生。形象而感性地把作者的解说再现出来，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解说关中文化的融感性理性于一体的文化文本。
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来自描写对象，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方言、文化传统等。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的审美效应。
一、自然景观——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在《白鹿原》的环境描写中，作者采用极为俭省的描写策略，不作大篇幅的景物铺排，而是取用古人所说的“极省法”，把描写掺融于叙述之中，把景物渗透于关中大地之中，通过间断的描写，展示关中的春夏秋冬，展示关中大地的农耕文明。在小说的第八章中，作者写出了白鹿原关中一年四季的环境。
“牛拉着箍着一圈生铁的大木轮子牛车嘎吱嘎吱碾过辙印深陷的土路，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田地和村庄之间悠然往还，冬天和春天载着沉重的烘肥从场院送到田里，夏天和秋天又把收下的麦捆或谷穗从田地里运回场院。”
“一个连阴雨天的后晌，雨住天开，云缝里泄下一抹羞怯的阳光，洒在湿漉漉的房瓦上，令人心胸舒畅了些。”
“田野已经改换过另一种姿容，斑斓驳杂的秋天的色彩像羽毛一样脱光褪尽荡然无存了，河川里呈现出喧闹之后的沉寂。灌渠渠沿上堆积着刚刚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包谷秆子。麦子播种几近尾声，刚刚播种不久的田块裸露着湿漉漉的泥土，早种的田地已经泛出麦苗幼叶的嫩绿。秋天的淫雨季节已告结束，长久弥漫在河川和村庄上空的阴霾和沉闷已全部廓清。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
“秋收秋播完毕到地冻上粪前的暖融融的十月小阳春里，早播的靠茬麦子眼看着忽忽往上蹿，庄稼人便用黄牛和青骡套上光场的小石磨进行碾压。麦无二旺，秋旺春不旺。川原上下，在绿葱葱的麦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间传着庄稼汉悠悠的‘乱弹’腔儿。”
“当一场凶猛的西北风带来厚可盈尺的大雪，立即结束了给秋小麦造成春天错觉的小阳春天气，地冻天寒，凛冽的清晨里，牛拉着粪车或牛驮着冻干的粪袋，喷着白雾往来于场院和麦田之间。”
这些段落描写，从春天的农忙到夏雨的湿润；从秋天的收获到冬雪的白雾。写出了白鹿原(关中平原)有别于陕北高原和陕南山地的地域特色，“原湿宽平，土脉膏润”；“自潼关而西，垂杨夹道，稻谷盈道”；“终南、二华之阴，泉流交错，田宜稻，最称沃壤”。更写出了原上农民生活的恬静，写出了原上农耕的文明，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农忙时节牛车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田地和村庄之间悠然往还；听到的是雨过天晴人们心胸舒畅的笑声和庄稼汉悠悠的乱弹腔儿。这画面素净、简洁、明丽，如一幅宁静的关中乡村风景画，给人一种如临其境舒心悦目的美感。
在《白鹿原》中，作者根据塑造人物，展开情节的需要，配置了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借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帮助推动情节的发展，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小说的展开部分，“白嘉轩佝偻着腰走过白鹿原的街道，又转折上进入白鹿村的丁字路，脚下已经落下一层厚厚的积雪，嚓嚓嚓响着，背抄在腰上的手和脖子感到雪花融化的冰冷，天上的雪还在下着”。这是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首页 -> 2007年第1期 《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作者：吕作民家族斗争中鹿子霖的阴谋得逞、白孝文的命运逆转、白嘉轩的希望破灭的关键时刻，也是小说情节发展趋向高潮的重要一环，关于雪的描写，无疑强化了情节的张力，有助于更好地展示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理冲突和心灵创伤，有助于在洁净的底色上彰显家族斗争的残酷及人性的卑劣和丑恶。第二十八章里，作者写道：“朱先生依然保持着晨读的习惯。他开开门看见了一片白雪。原坡上一片雪白。书院的房瓦上一片雪白。大树小树的枝枝权权都裹着一层白雪。天阔地茫冰清玉洁万树银花。世间一切污秽和丑陋全部被覆盖得严丝不露了。雪景瞬间消除了他许久以来的烦闷。”这段充满诗意与画境的描写，非常典型地显示了他对混乱与血腥历史现实的绝望和厌恶，显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情怀。
二、人文景观——文化传统的渊源
人类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中的，因而以反映人们活动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再现生活时，是离不开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的。正如茅盾所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这段话阐明了环境和人物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无论是故事发生的背景——社会背景和自然背景，或是故事发生和发展的场景——外景和内景，都会直接影响表现人物的行为、思想、感受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白鹿原”位于关中土地上，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这里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正好在关中一带。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这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人文景观所透射出的地域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在小说的第二章中，当白嘉轩的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之后，白嘉轩面临着没有女人而无法传宗接代，他没有办法向阴地里的父亲秉德老汉交代，他要谨慎地对待自己婚事，要请阴阳先生看看。“他拄着一根棍子，脚下嚓嚓响着走向银白的田野。雪地里闪耀着绿色蓝色的光带，眼前常常出现五彩缤纷的迷宫一样的琼楼仙阁。”在这样一种玄妙雪景的衬托下，自嘉轩惊奇地发现茫茫雪地里竟然长出一株绿油油的小蓟，在他希望几乎破灭的关键时刻，他找到了救命的稻草，有了重新娶女人重新振兴家业的希望。可以说这段雪景的描写，强化了情节的张力，更好地展现人物内心巨大的变化及命运的转折，也更好地为下文有关白鹿原的神奇传说打下伏笔。
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悠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的麦苗。……这就是白鹿原。
从传说来看，一是白鹿原得名的历史悠久，它是与关中文明一脉相承，它透视着这块土地的神奇，揭示着这块土地的历史；二是白鹿原绝对不是一般的原，白鹿带来的是原上的麦苗，带来的是原上农耕的文明，带来的是原上人们生活的幸福。三是白鹿的传说寄寓着原上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美好的白鹿则是关中大地文化精神的象征。
由于白鹿原农民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作品中环境描写的多样性，如果说白鹿原的传说象征着这一地域文化的历史悠久的话，那么，白鹿书院的故事就更印证了这一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白鹿原的传说没有确定的时间，是一种虚幻；而白鹿书院的故事确有详实的年代(宋代)，是一种真实。这一虚一实的叙写，相互交织、映衬，展现了白鹿原的纷繁复杂、广阔宏伟的历史画卷。
“白鹿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北方位的白鹿原原坡上，亦名四吕庵，历史悠远。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骑着骡子翻过秦岭到滋水县换乘轿子，一路流连滋水河川飘飘扬扬的柳絮和原坡上绿莹莹的麦苗，忽然看见一只雪白的小鹿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现。小吏即唤轿夫停步，下轿注目多时再也看不见白鹿的影子，急问轿夫对面的原叫什么原，轿夫说：‘白鹿原。’小吏‘哦’了一声就上轿走了。半月没过，小吏亲自来此买下了那块地皮，盖房修院，把家眷迁来定居，又为自己划定了墓穴的方位。小吏的独生儿子仍为小吏，小吏的四个孙子却齐摆摆成了四位进士，其中一位官至左丞相，与司马光文彦博齐名。四进士全都有各自的著述。四兄弟全部谢世后，皇帝钦定修祠以纪念其功德，修下了高短粗细格式完全一样的四座砖塔，不分官职只循长幼而分列祠院大门两边，御笔亲题‘四吕庵’匾额于门首。吕氏的一位后代在祠内讲学，挂起了‘白鹿书院”的牌子。这个带着神话色彩的真实故事千百年来被白鹿原上一代一代人津津有味地传诵着咀嚼着。
白鹿书院存在的历史是在宋代，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白鹿书院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就与白鹿原的传说紧密结合在一起，“忽然看见一只雪白的小鹿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现。”“小吏亲自来此买下了那块地皮，盖房修院，把家眷迁来定居，又为自己划定了墓穴的方位。”“吕氏的一位后代在祠内讲学，挂起了‘白鹿书院’的牌子。”作者将白鹿书院安置在白鹿原上，并叙写了它“带有神话色彩的真实故事”，重在说明白鹿原地域文化的渊源与神奇。据史料记载：关中地域至宋代各地学堂开始兴建，打破了以往家族传授在学术文化传播中的垄断地位，一些著名的学者亦藉学院宣扬自己的学说，吸引一批学者聚集在自己周围，因此学术文化开始形成了以学者为中心的地域分布特点。白鹿书院既是白鹿原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是关中学术文化的中心，它传承和传播历史文化，使得白鹿原上的人们能够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朱先生初来时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他“把一副由官方巡抚书写的‘白鹿书院’的匾牌架到原先挂着‘四吕庵’的大门首上”，他随口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所以，朱先生随即办起了白鹿书院，他要让原上的晚生们受到教育，要让原上的文化与文明薪火相传。
三、原上的礼俗——宗族的血脉
在中国文化中，宗与族是相依赖而存在的，同宗者，必是同一血缘，共祭同一祖庙；同族者，必有共同所亲之祖、所敬之宗。于是，宗族的连用就卜分普遍，《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墨子·明鬼下》：“内者宗族，外者乡里。”在宗族这一概念之中，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血缘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祖先崇拜又是强化血缘关系的纽带，随着宗族概念的反复运用，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不断地被强化和延续，
《白鹿原》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一家族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小说的视点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家族，小说的背景不是几十年，而是近百年。从《白鹿原》中，我们通过一个一个的礼俗，诸如耕织、家政、祭祖、婚礼、拜祖宗、拜亲人、满月、认干爹、伐神取水、治丧、迁坟等外化了的宗族神圣传统和秩序，看到了关中农村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群体，从而真实地再现出关中地区的宗法社会状况。
在关中，婚姻礼俗具有传统的历史，是宗族传统表现最为显著的一种礼俗。中国的传统婚姻是附丽于家庭的，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华阴县续志》中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自然要由家长来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婚前不相识是普遍现象，而婚后因无爱而结合，夫妻感情冷淡，家庭悲剧时有发生。但由于受封建家长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支配，两千年来人们无法摆脱而只能牺牲自我，以维系家族，根本不可能期待从婚姻中得到爱和快乐。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它和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共同维护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统治。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家庭共处于超稳定状态，因此，这种维系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能够绵延长存。关中地区男女婚配由家庭中的父母做主，请各自的亲友为“冰人”(现在的媒人)，男方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聘礼，因为男女订婚，选择对象都是在本村本屯，所以，选择范围较小，往往聘礼比较高，且男女悔婚的事情也常有发生。乾隆《临潼县志》中载：“村屯民庶，问名、纳采，不用庚帖，惟用亲友为冰人。”民国《华阴县续志》中载：“男女庚甲，久不通之吉柬，近岁有悔婚姻者，构讼于官。邑宰素悉习俗，据媒庭断，而府宪以无庚帖为凭，遽然判离。”既然邑宰熟悉习俗，断案时不以有无庚帖为依据，而是按照当地的习俗，仅以媒人作为凭据，可见缔结婚约时不用庚帖在整个关中地区已习以为常了。
白嘉轩一生里取过的七房女人，都是找媒人、行聘礼，最后完婚的。在他娶第六个女人胡氏时，“母亲从舅家归来，事情已成定局。”“聘礼之高足使正常人咋舌呆脑，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或按市价折成银元也可以，但必须一次交清。这个数字使嘉轩脊梁发冷，母亲却不动声色地说“已经答应了人家”。嘉轩的婚事，在父母的操纵下完成了，他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违反宗族神圣传统和秩序，同时，他还要继承这种传统，延续这种宗教的血脉，并不断使之发扬光大。他以白鹿原族长的身份主持了儿子孝文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这种仪式要求白鹿两姓凡是已婚男女都来参加，新婚夫妇一方面叩拜已逝的列位先辈，另一方面还要叩拜活着的叔伯爷兄和婆婶嫂子们，并请他们接纳新的家族成员”。
丧葬是宗教的产物。其中佛教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刻。最突出和最普遍流行的莫过于“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转死再生”观念。认为人死灵魂仍在，仍能干预人事，福祸活人，许多丧葬习俗的产生、演变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道光《咸阳县志》载：“(丧事)侈靡是竟，乃有盛作佛事，或召优酣饮者。”宣统《泾阳县志》亦曰：“自初葬以及窆棺，皆用乐。具酒食款宾客，富家务之豪侈，往往刍灵塞巷，僧道诵经，踵事增华，无听底止。”韩城丧葬时，更是夸张：“以各色纸结金银山斗、层楼、驼、狮、马、象及幡幢帛联，广作佛事斋醮”，名曰“同坛”。富贵家更侈张戏乐，上马上竿，亲执挂帐，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关中丧葬礼俗表现出明显的厚葬观与停柩不葬特征。
白嘉轩在给父亲白秉德办丧事时，曾说：“俺爸辛苦可怜一世，按说该当在家停灵三年才能下葬。俺爸临终有话，三天下葬，不用鼓乐，一切从简。我看既不能三年守灵，也不要三天草草下葬，在家停灵‘一七’，也好箍好墓室。”长辈老者知道此时的嘉轩连个骑马坠灵的女人也没有，同意了嘉轩的安排，认为：“生死不能同时顾全，那就先顾生而后顾死。”他找了乐班讲定八挂五的人数，头三天和后一天出全班乐人，中间三天只要五人在灵前不断弦索。嘉轩这样做，一是遵照父亲临终嘱咐，二是体现传统观念文化中生与死认同的差异，生为重要，“无后”为重要，过了两月之后，嘉轩娶了第五房女人。
“祭无常时，品无常数”，属于民众对鬼神世界的一种信仰习俗。民间信仰一般是原始时代各种崇拜，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鬼灵崇拜的遗留。
陕西各地的民间信仰总的来讲比较发达，不仅文化落后的陕北“生病不惯服药，药品亦不备，病或沉，觅巫师，俗名马脚驱鬼”、陕南“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宅”，即便是长期为帝都所在，文化发达的关中地区也同样是“一乡数里间，或无学舍，而淫祠遍村堡”。可见，关中民间信仰习惯十分普遍。
当干旱威胁了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决定伐神取水。族里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参加，一连四个伐马角的人都失败了，白嘉轩毅然决然地充当了第五个马角，他舞动着刚出炉的铁铧，又把烧红的钢钎从自己的左腮穿到右腮，带领一族人到山岭深处的黑龙潭去取水，这一浸透着迷信色彩的祈雨活动，是以浓墨重彩加以描写的，在传达那种极为紧张、神秘而又悲壮的气氛的同时，作者将白嘉轩及原上民众的那种虔诚与牺牲精神以及不甘屈服而欲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性，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作家这样写并非要宣扬迷信，甚至其中也隐含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批判之意，是关中古老习俗的具体展现。
白嘉轩托梦并给父亲迁坟，他请来了阴阳先生算过了安葬的脉气，便举行了隆重的迁坟仪式，吹鼓手从老坟吹唱到新坟，三官庙的和尚被请来做了道场。正是这些传统习俗作用于人的灵魂，渗入于人的血液之中，并在白鹿一族的每个成员的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陶冶教化的作用。
在这里，宗族在生存层面的积极意义，被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也许，这就是关中一带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聚族而居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关中文化所具有的超常的凝聚力之所在?——对此，读者怎能不慨叹不已?
历史是一部复杂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历史；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这本大书在渗入民族灵魂的深处，构成民族灵魂的全部复杂性的同时也必定注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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