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克赛尔到哈耶克与凯恩斯
从魏克赛尔到哈耶克与凯恩斯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七 韦森 在煌煌千余页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曾指出，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今天，任何一个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可能对瓦尔拉斯和马歇尔都很熟悉了，但是知道魏克赛尔并真正了解其思想脉络和理论贡献的，可能还不多。 魏克赛尔与1851年12月20日生于斯德哥尔摩。当他还不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12岁的时候，他父亲也去世了。魏克赛尔父亲逝世后，所留下的财产还足以支持他在乌普萨拉大学读书，当时他所学专业是数学和物理学（第二专业）。大学毕业后，因生活窘迫，他在乌普萨拉一所中学教书，并给一个富商的儿子做家庭教师。1875年他通过了获得数学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三项考试中的两项，开始对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感兴趣，常以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为报纸撰写有关社会问题的文章，并开始在一些公共场合进行讲演。 1885年他通过数学哲学博士最后一项考试后，去了伦敦研究古典经济学。1886年魏克赛尔从伦敦回到了瑞典，在乌普萨拉、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的一些公共场合到处做公共讲演，并于1888年春天去维也纳去听门格尔（Carl Menger）的课，同年秋天去柏林听了瓦格纳（Adolph Wagner）的公共财政的课。1889年夏，魏克赛尔去了巴黎，继续学习经济学。1890年，他回到斯德哥尔摩，并在随后10年过着一个生活拮据、磨难艰辛的日子。1896年，魏克赛尔以《赋税之影响》的博士论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1889年获乌普萨拉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1900年，他获得隆德大学法律系的一个经济学教职，到1904年他53岁时，才最终正式被聘为教授。随后，魏克赛尔在隆德平静地度过了他的生活拮据但“思想富裕”的岁月，于1926年5月2日因腹泻和肺炎逝世，终年74岁。 在一生到处奔波和窘困的生涯中，魏克赛尔留下了大量著作、论文和讲演稿。其主要著作有：《价值、资本与租金》（1883）、《价格与利息》（1898，英文翻译1936）、《政治经济学讲义I， II》（1901, 1906）、《社会主义国家与现代社会》（1905）、《人口理论、人口构成及变化的模型》（1910），等等。在魏克赛尔的晚年以及他逝世之后，一些瑞典经济学家如林达尔（Erik R. Landal）、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俄林（Bertil G. Ohlin）等瑞典经济学家对魏克赛尔经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发展和形成了当代经济学说史上的著名的“瑞典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魏克赛尔则是瑞典学派的公认的创始人。 为什么熊彼特把魏克赛尔视作为19～20之交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魏克赛尔的主要的理论贡献又在哪里？要理解这一点，把魏克赛尔与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理论放在一起来进行一些比较，就大致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如果说作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国经济学界公认的领袖人物马歇尔以局部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开启了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变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瓦尔拉斯作为现代经济学中数理分析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奠定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整个20世纪的经济学中学派林立，且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分野，但现代经济学整体来说是在建立在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之上的一个庞大理论世界。 也许许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尽管马歇尔有自己的货币、信用与商业理论，瓦尔拉斯也有其自己独特的以“拍卖者喊价”为基本分析理路的货币、银行信用和资本形成理论，但无论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还是瓦尔拉斯所试图构建的一般均衡经济学，最终关注和要解释的，还是“产品世界”或言“商品世界”的运行机理，他们都还没有真正在货币、信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分析中来阐释人类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真正开启“货币均衡”和“商品世界均衡”关联分析的，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魏克赛尔。这一思想流派，经过米塞斯、哈耶克、缪尔达尔、林德尔发展，在20世纪20～40年代，取得了较大进展；而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尤其是《通论》，可以说是沿着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所创建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由此我们今天可以认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先有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才有当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才有当代的宏观经济学。 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和核心思想是，要达致具有极其复杂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体系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的均衡，关键在于要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的相等。对于这一点，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的序言中曾明确指出：“货币利率迟早总要于资本的自然利率趋向一致。换句话说，货币利率的高低，最终是由实物资本物品的相对过剩或不足来决定的。……因此，在货币制度的实际情况下，贷款利率迟早总是要向当下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水平看齐”。这一思想非常明确并极其重要。后来，按照魏克赛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同年获诺奖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研究，魏克赛尔所提出的“货币均衡”，有三个条件：（1）货币的“正常利率”必须等于实际资本的收益率（即资本的“自然利率”）；（2）货币的“正常利率”必须等于事前估计的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利率；（3）在货币利率等于均衡利率时，利率对物价的影响是“中性的”，既不会使物价上升，也不会使之下降。魏克赛尔也相信，如果银行的贷款利率低于资本的实际收益率，就会促进工厂设备的生产和投资的扩张，价格也会上涨。 然而，魏克赛尔在试图阐释上述“货币均衡”理论时，概念比较混乱，他一开始把“自然利率”解释为假设没有货币时实物资本的借贷利率；但他另一方面又把这个自然利率理解为储蓄与投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这两种界定和理解，显然都是一个理论抽象。缪尔达尔在《货币均衡论》一书中就曾指出，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区别对魏克赛尔说是很模糊的概念，魏克赛尔也不考虑这一概念在统计观察上的可能性，他所神魂颠倒地倒是要“使世界免除货币失衡的灾难性后果的纯粹实际问题”。 魏克赛尔自然利率概念的含混和抽象，同时被凯恩斯和哈耶克所认识到了。在《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中，哈耶克就指出，离开货币因素，就无法计算一个社会的单一的自然利率，因而主张抛弃魏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一重含义，即不使用货币所进行的实物资本借贷的“利率”，而只是从储蓄和投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来理解“自然利率”。 在写作《货币论》阶段，凯恩斯与哈耶克一样对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做了同样的处理，并在该书上卷中，凯恩斯就明确地说：“如果我们给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下个定义，说它是储蓄与投资价值平衡时的利率，那么，当货币利率被保持在一个水准使投资价值超过储蓄时，全部产品的物价水平就会上升到生产成本之上，这样就会反过来刺激企业家竞相抬高报酬率，使之超过原来的水平。当货币的供应使货币的利率能保持低于上述定义下的自然利率时，这种上涨趋势就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很显然，凯恩斯这里完全是在魏克赛尔“货币均衡论”的话语和思路中来讨论问题，且完全在魏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二重含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并且认为，“繁荣与萧条简单而言就是信用条件围绕均衡的位置上下摆动之结果的外在表现而已”。 在魏克赛尔和凯恩斯对“自然利率”这种理解，自然就会认为储蓄与投资并不必然相等。根据这一点，凯恩斯在《货币论》第12章详细地讨论了储蓄与投资的背离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过度储蓄是信用循环和商业周期的原因。他明确指出：“按照我的理论，大量的储蓄不能相应导致大量的投资（而不是相反），才是问题的根源”。 在同一时期，哈耶克与凯恩斯一样，也是在魏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二种含义上理解并使用这个概念的，即“自然利率”是储蓄等于投资时的“均衡利率”。这一时期哈耶克也相信，“货币对经济事件的进程往往起着决定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忽视货币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实际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哈耶克认为，决定一个社会均衡利率的，是人们的消费与储蓄的时间偏好，这些偏好决定人们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这也决定了社会对消费品和资本品之间的需求结构。另一方面，生产者则根据对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需求的变化制定生产计划。这样，如果人们决定多储蓄，对消费品的需求就会降低，资本品的需求量就会上升。而调节这样经济自然运行的，就是储蓄等于投资均衡利率即“自然利率”。由此，哈耶克认为，如果银行通过持续不断地增加货币供给而把贷款利率人为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会给生产者一个错误的信息去增加资本品的生产，结果导致全社会的消费和资本形成的比例的失衡，从而改变社会生产的结构，最后导致“过度投资”或“不当投资”（也就是相对于消费者推迟消费的那部分数量的纯粹来源于银行体系所创造的信贷资金部分的“过量投资”），最后演变成经济危机。这也就是哈耶克在多年中一直坚持“货币政策更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药”并进而认为“经济衰退是一种天然的疗伤药，一种清肠剂，是消灭那些得不到真正储蓄所支持的投资（现在看来，这里可以理解为是指由纯银行体系信贷扩张创生出来的货币所支撑的投资——韦森注）的净化器”（Gamble, 1996, p.167）观点的深层原因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上，也许哈耶克与凯恩斯二人均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到了他们也仍然坚持使用），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的第二种含义只能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理论假设，在经济社会的现实中，既不能确定何时储蓄等于投资，即使假定在一个时点上储蓄等于投资了，也很难说那个时点上的平均利率就是自然利率。再退一步讲，由于利率是货币供求和市场运行的结果，即使相信在一个时点上储蓄等于投资了，利率水平也会有高有低，即使在每一个均衡点上都有一个“平均利率”，各个均衡点上的“平均利率”也会不同。那么，在现实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运行中，如何确定哪一特定利率就是“自然利率”呢？到这里，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缪尔达尔在《货币均衡论》中指出魏克赛尔“自然利率”概念乃至“储蓄的供给与需求”基本观念相当模糊了。因为，按照魏克赛尔的理论解释，根本无法把他对信用和资本市场的分析直接运用到统计资料上的可观察和可计算层面上，因而，他认为魏克赛尔的含混不清的货币均衡论的思想，无法“能够被用之于实际”。 应该说，在凯恩斯的《货币论》中，以及在哈耶克写作《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和《价格与生产》阶段，他们沿着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所做的理论分析，同样也仅仅是在纯粹理论层面上所进行的逻辑推理，因而“自然利率”概念的含混，导致了他们各自的理论建构还不能逻辑自洽。甚至即使他们的分析在逻辑推理上没问题，但因为他们所共同使用的“自然利率”概念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抽象，导致他们各自的理论建构离解释现实世界还有很大距离。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米塞斯、哈耶克、凯恩斯、缪尔达尔、林德尔等人沿着魏克赛尔所开辟出来的货币均衡论的研究思路探索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和商业周期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经过与哈耶克的数年的论战，到了1936年出版的《通论》时期，凯恩斯便对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乃至他自己在《货币论》时的观点做了一些重大修正和改进。与《货币论》相比，凯恩斯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修正： （1）基本上抛弃了魏克赛尔“自然利率”概念。在第17章第6节，凯恩斯就明确地说：“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把可视为最重要的唯一利息率称作为自然利率……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相等的利率。我当时相信，我的定义是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的发展和明确化。”凯恩斯接着指出：“然而，我在当时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同样，相对于每一个利率，都存在一个使该利率成为‘自然的’利率的就业水平，即该经济体系的利率与就业处于均衡状态。……当时我还没有懂得，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体系可以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我现在认为，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似乎是有前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再很有用，也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 （2）尽管凯恩斯抛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并没有完全脱离开魏克赛尔“货币均衡论”的基本思想，而是把他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的第一重含义改造成了“资本的边际效率”（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在后来的经济学中，这个词又逐渐演变成“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仍然是个纯理论分析的概念，在现实中，实际上人们又可以用美国大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所使用的资本的“超过成本的利润率”来替代。 （3）在完成了对魏克赛尔“自然利率”概念和分析思路的上述转换后，凯恩斯又在论战中部分吸收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对消费、储蓄与预期投资之间关系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进而形成了他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思路：“如果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三个因素均保持不变，那么有效需求也不能改变”。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构建出了他的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宏大框架。 在完成了从魏克赛尔的“资本的自然利率”向他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转变后，凯恩斯在《通论》第22章“略论经济周期”中说：“我相信，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当然，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凯恩斯的这句话，寓意甚深，且今天看来似乎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从各种渠道所得到的数据都显示，几乎中国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当今中国经济中“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正是看到这一点，我在不久前所写的一篇“大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一文中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增速下行是个不可改变的自然趋势这一判断。如果说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也许会沿着凯恩斯这段句话前半句话的推理在前行，但愿中国政府决策层的一些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当今中国经济制度中的一些其他变量导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 2012年6月15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经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最新一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