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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词史流程至清代出现了为世艳称的“中兴”局面，不但可以上掩元明，亦可骎骎然与两宋争胜。作为人文渊薮之一的苏州，自然也是名手辈出，在有清二百数十年的词坛上占有着特殊突出的位置。先从数量而言，仅就几部常见的大型词选集来统计，康熙时蒋景祁编纂的《瑶华集》中共收词人507家，苏州词人即有57家，光绪时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共收词人2041家，苏州即占313家，近人叶恭绰编纂的《全清词钞》共收词人3196家，苏州词人占401家，其中女词人又有92家，均占到了百分之十以上。[1]在清代，苏州与杭州、常州三地并属于海内词人最盛的所在，可称三大词薮。[2]
再就词人的影响而言，明末清初之际，太仓吴伟业就作为一代词风胚变期的精神领袖屹立词坛，尤侗、徐釚一时名家，各有所造，于当世颇孚盛誉，徐灿则以独特的才情气魄成为女性词界自李清照后最耀眼的明星，并带动和启变了有清一代苏州女性词坛的格局。到雍乾时期，太仓以王时翔、王策为眉目的“小山词社”欲追踪北宋遗韵，力矫浙派末流之弊，有声南北，嗣后吴泰来、吴翌凤、宋翔凤、戈载等以各自独造，开宗立派，皆允称一时名家，而横跨乾嘉道三朝的吴江郭麐以“浙派殿军”的身份行创新通变之实，功尤不可没。陶然、黄人则为苏州词史写就了瑰伟的殿末之章，并联结和启变着吴中的现代文明。清代词史辉煌璀璨，苏州词人的贡献和影响是绝不可忽视和轻估的。 [1]以上统计数字均据原书现存面貌，书中或有失误如重出、籍贯舛错等，以其无关大局，一般不作纠正。唯《全清词钞》中误列武进名词人董元恺为长洲籍，统计时予以剔除。 [2]就地域而言，嘉兴、无锡亦是清代词人密集、成绩彪炳之所在，以嘉兴为中心的浙西词派更是清代影响最大、绵延时间最长的词学派别，但无锡清代属常州府辖地，又自清中期后，此二地词风渐衰，词人数量和词学成就皆不复往日辉煌，故从综贯整个清代词史而论，仍要让常、杭、苏为翘楚。 第二节
吴伟业是清初词坛一大家，在整个中华诗史上也有第一流的地位。[1]词名为诗所掩是事实，但在当世，梅村词作即享有盛誉，后世也有诸多学者注意到他对于清代词胚变的典范意义。如程穆衡说：“本朝词家推为冠冕。”（《〈吴梅村先生诗余〉序》）张德瀛则称之为“本朝词家之领袖”（《词征》）这些说法都似乎笼统而似有偏好因素，但是从对于词界心态的启变上说，“吴氏词……慨然深沉而怨愤之情外溢，有异于李雯、宋征舆等的笔浅墨淡的仅是愧疚而已。这种溶身世之感与时事之慨的‘笑啼非假’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开创了特定的风气。”[2]从词本身的体格上说，梅村对辛派词实现了隔代发现、恢复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以史笔为词、驱使时事入词等手法影响及于大江南北，对于一代清词宗师陈维崧之启迪尤大。从此意义上讲，程江二家的评价不可谓不确。而四库馆臣只称其“接迹屯田，嗣音淮海”而不及其余，是隔靴搔痒之论。
梅村明末即有词名，风格近于《草堂》、《花间》，同时也与以陈子龙为宗主的“云间词派”有着互动的影响关系，故多缠绵香艳篇什。写给早年为秦淮名妓、后出家为女冠的卞玉京的《醉春风》佚荡处即不输柳永： “眼底桃花媚，罗袜勾人处。四肢红玉软无言，醉醉醉，小阁回廊，玉壶茶暖，水沈香细。 此类“乐而近淫”之作其实并不多见，以富丽细致之笔法曲传闺阁心事才是梅村这一时期最称擅长之技。如被谭献称为“本色词人语”（《箧中词》）的《浣溪沙》：
“断颊微红眼半醒，背人蓦地下阶行。摘花高处赌身轻。
又如曾为同行羡称的《丑奴儿令》：
“低头一霎风光变，多大心肠。没处参详，做个生疏故试郎。
陈廷焯曾说：“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语，乃又一马浩澜耳。”(《白雨斋词话》)他所谓的“身世之感”固是指王朝鼎革而言，然梅村才性绝高，即在花月升平之际，亦多有超脱感发之作。如《西江月"咏别》：
袖盈盈粉泪，青山剪剪明眸。今宵好梦倩难收，一枕别时残酒。” 词写习见的别情，而意致疏宕，气韵高远，这就不是云间一派所能局限的了。而如《临江仙"逢旧》更是被陈廷焯许为“哀艳而超脱，直是坡仙化境”(《白雨斋词话》)的绝作：
“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 依然绰约掌中轻。 灯前才一笑, 偷解砑罗裙。
梅村在《题余澹心〈玉琴斋词〉》中自述词风变化时谓：“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摹秦柳；中岁悲歌侘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喑噫不能出声；比垂老而其气渐已衰矣。”这段话是他的甘苦之言，可以知其词风嬗变的大要，但是说“垂老而其气渐衰”则是自谦，其《贺新郎"病中有感》一阕自忏自吊，元气淋漓，风骨并未显得孱弱下来的。
以明朝灭亡、满清定鼎为界，可把其后的梅村词划定为后期制作。这一阶段的作品以浑郁苍凉为主，而于感旧怀人之际，尤生“古今恨，兴亡迹”（《满江红"过虎丘申文定公祠》）的悲慨。短调如《临江仙"过嘉定感怀侯研德》： “苦竹编篱茅覆瓦，海田久废重耕。相逢还说廿年兵。寒潮冲战骨，野火起空城。
嘉定是清兵南下时遭祸最烈的地方之一，史称“嘉定三屠”，研德名玄泓，其祖震旸、伯父峒曾均死于守城之役，所以“战骨”、“野火”云云都不是空话，而有切骨之痛在焉。靳荣藩评此词时只说“‘君房门第多迁改’，当以此词注之”（《吴诗集览》），犹为浅见。
梅村词以晚年所作诸长调为集中最佳，如《沁园春"赠柳敬亭》。清初诸家词集中赠这位故国艺人的篇什数可以百计，梅村此阕既是首唱，亦是其中的顶尖之作，悲慨激扬处于稼轩不遑多让： “客也何为，八十之年，天涯放游。正高谈拄颊，淳于曼倩；新知抵掌，剧孟糟丘。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
又如《满江红"蒜山怀古》，意似怀古，眼中打叠的实是不久之前的“时事”，镇江失守不是与南京小朝廷的灭亡息息相关的么？
“沽酒南徐，听夜雨、江声千尺。记当年、阿童东下，佛貍深入。白面书生成底用，萧郎裙屐偏轻敌。笑风流、北府好谈兵，参军客。
人事改，寒云白；旧垒废，神鸦集。尽沙沉浪洗，断戈残戟。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任黄芦苦竹打寒潮，渔樵笛。” 再如前文提及、被误为绝笔之作的《贺新郎"病中有感》。这无疑是清初最为有名的作品，真挚惨怛，可使千载之下读者“思其人，悲其志”（陈廷焯语）[3]：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谭莹《论词绝句》评梅村词云：“白发飘萧事可知，江南祭酒独称诗。闲官大都沧桑感，宋玉微词更莫疑。”与其流传于世的大量诗歌相比，他的词确是更能清晰地透现行藏莫决、出处失据的“天下大苦人”心态的，因而也使弥漫着清寒软媚之气的苏州诗坛多了一抹悲凉刚健味浓足的底色。
清初苏州词坛声名仅亚于梅村的还有尤侗和徐釚，这都是陈乃乾刻百位《清名家词》的上榜人物。 尤侗（1618-1704），字同人，更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艮斋，又号西堂老人，长洲人。青年时才名籍甚，有声江左，入春闱则屡不得中。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因乡试落榜而作杂剧《万金记》泄愤，传播大内，是为酿成“科场案”原因之一端。康熙十八年（1679）六十二岁始中“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尤侗博学多才，著作等身，有《西堂全集》五十卷，《余集》七十卷，传奇杂剧多种，词名《百末词》。 尤侗早年以才子见称，中年以状元徐元文业师的关系为世祖所称赏，故晚年退居后得以老名士的身份领袖一方。在他身上，才子的聪明浮华气和名士的肮脏不平气均体现得极为突出，故小令多自然新艳，长调多流宕慷慨，江都词人吴绮跋其词云：“文高于命，宦薄于名”、“爰以沈郁之意，写为秾丽之言”是说得很准确的。沈雄以“隽脱”二字为总评亦有眼力。（《柳塘词话》） 西堂词圆巧隽美的代表作如《行香子》： “紫陌金车，绿蒲兰槎,共追寻、大地芳华。看三分春色，分与谁家？有一分山，一分水，一分花。
其《踏莎行》（独上妆楼）下片亦有妙语，为时所艳称：
“可恨东风，年年轻薄，天涯不管人漂泊。漫将薄幸比杨花，杨花犹解穿罗幕。”
而其《菩萨蛮"病中有感》一阕虽为短调，关切民瘼之情不减同时阳羡诸君子，末二语尤为惊心动魄：
“关山戎马惊鼙鼓，军书百道政徭苦。风急雁哀呼，荒田寸草无。
尤侗长调“壮语”以中“鸿博”居京师时期为最可观，《念奴娇"和羡门韵》应为此时所作。羡门系海盐彭孙遹的号，这亦是以“绮语”著称而其实颇工“壮语”的一位词人。词云：
“先生休矣！叹元龙豪气，俯同群碎。借问史公牛马走，岂若烂羊都尉。满座貂蝉，狗偷鼠窃，偶尔乘天醉。何如寻取，当年初服堪遂。
尤侗之子尤珍（1647-1721），字慧珠，一字谨庸，号沧湄，一号谨坊，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右春坊右赞善。沧湄亦是清初文坛名辈，交游广阔，与沈德潜最善，诗文皆精，并有《静啸词》。佳作亦夥，惟不及乃父，兹从略。
再说徐釚（1636-1708），字电发，号拙存，又号虹亭，晚号枫江渔父，吴江人，康熙十八年以国子生举“鸿博”，官检讨。所著《词苑丛谈》十二卷有声于当时后世，又有《南州草塘词话》，词名《菊庄词》。虹亭在当时词坛名气很大，其词曾与纳兰性德《侧帽》、顾贞观《弹指》二集流播朝鲜，并得友邦人士提绝句云：“中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可以觇其词风大略。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卷首题赠诸家重叹增嘘，不能竟其誉，然辗转应拍，绵丽宜人，求其回味余香，辄觉不足。”是为评价公允。 《菊庄词》中以“绵丽幽深”（昆山叶方霭语）为特色的代表作当属《摊破浣溪沙"秦邮道中》与《减字木兰花》（垂鞭欲暮）之类，前者其以白描见长，有清俊味： “千顷盂湖水接天，远山一碧柳如烟。无数布帆随白鹭，下晴川。
虹亭亦有健举疏旷之篇，如康熙十一年（1672）与纪映钟、徐倬、周在浚同作于京师、龚鼎孳遥相附和的《风入松》，既是首唱，亦是最佳之作：
“青春游侠去江东，六博场中。旗亭对酒花如雪，当垆侧、烂醉吴侬。指点绿杨蘸水，赢他紫马嘶风。
当时苏州词人有盛名而后世无闻者还有龚贤和毛莹，龚贤（1599-1689)以书画称，流寓南京时名列“金陵八家”之中，词为所掩。毛莹（1594-1670后）在明为诸生，入清隐居，交游不出乡里，偶有佳什，影响不大。应予特书一笔的是后人罕齿及的徐籀，他在当世即无词名，但其词的内蕴和技巧都过于尤徐二家，允称一代高手。
徐籀，字亦史，吴县人，明崇祯六年（1633）年举人，康熙初年由靖江教谕迁湖北黄冈知县，有循吏称。词集名《吾邱诗余》，今存164首。 徐籀并非遗民，然甲申乙酉间存有不少哀悼国破家亡的词篇，纯从个人视角感知史程，从而具有着厚重的词史意义。如《长相思"甲申夏山居感旧》：“朝阴阴，暮阴阴，槐柳分烟随处青。风光阴又晴。 反映甲乙之际事变的诗歌本来不少，大多却都隐约其辞，词则亦罕见，如徐籀这般直抒胸臆语而又如此深慨的堪称珍贵之极。他不是文坛闻人，不引人注目，又入仕为小官，有保护色，这都是能够完整保存这些词下来的重要原因，而集中类似格调之作还有很多，颇值得治词治史者留意。 徐籀词风多端，不主一体，各有精湛造诣，即便写闺情闲愁，亦出语奇谲，声韵老辣，少有媚人语。《谒金门"十二月闺情》组词便极少脂粉气息而造势颇险峻，透过其十一《小春》可觇一斑： “小春节，枝上海棠还发。塞雁寒云纷似接，坠芦鲜带血。
其集中百六十余首词中，长调约占一半，多数更捭阖驰骋，绝去羁缚，其激昂声情比之吴梅村这样的大宗师亦不遑多让。其《满江红"咏古》六首分咏芦中枻、高渐离筑、博浪椎、斩蛇剑、苏武节、班超笔，内中蕴含的乃是复仇守忠的悲壮胸怀，并非泛泛而为。而如《沁园春"和韩人谷携友寻春感遇词用原韵》二首，似是在高山流水中看破了红尘，浓浓苦意乃含在颓放背后，转而厚稠。其二云：
“劳我形兮，谓我全生，吾生有涯。任人间伎俩，风转柳絮；山中高卧，日上窗纱。况有羊欣，轩然肯顾，踏我门前满径花。兹寂寂，岂笑人邓禹，吾道非耶？
徐籀是清初词人中人格和艺术个性均甚独特的一家，毋论从其卓绝造诣还是从治词史者以“表微”为己任来考虑，对他都应给予深入研究和适当地位。
论清初词坛还不应遗漏吴兆骞其人。吴兆骞是“科场”大案遭祸者中声名最高者，由他牵动的诗词作品数以千计，是清初文坛的大关目之一。他自己的《秋笳词》据著录为二卷，今仅能见三首，而《念奴娇"家信至》一阕是“哀怨结于至情，直欲无文”（沈轶刘、富寿荪《清词箐华》）的感人篇什，足可称为姑苏词界的变徵之音，因而尤需珍视： “牧羝沙碛，待风鬟、唤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绿杨烟缕。白苇烧残，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路。
最后附说钱陆灿的《鹧鸪天"北固晚眺》。钱陆灿（1611-1698），字尔弢，号湘灵，常熟人，有《园沙集》，其词多于浅语之中藏深意，本词即将一腔穷途之感寓于冷寂的景物刻画中，别有弦外之音：
“杨柳萧疏水拍天，渔舟收网就人烟。野田一半连鱼扈，估客相将唤盐船。
[1]乾隆时赵翼作《瓯北诗话》，论古今十大诗人，清代取吴伟业和查慎行两家。
[2]参见严迪昌先生《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00年第1版，第22页。 [3]认定此词为绝笔始见于尤侗《艮斋杂说》卷五，后人多袭之。然谈迁《北游录"记闻上》已载此词，并标明记载日期为“甲午十二月丙辰”，即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距梅村之卒尚有十七年。故此词应作于顺治十一年七月至十月梅村于京供职而大病时。详见张仲谋先生《贰臣人格》285-28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第三节
论清代女词人者一般以徐灿为魁首。这不徒因为她行辈较早，更因为她创作成就极高，是李清照身后几百年中第一位将词的“侬侬儿女语”赋予“风云气”的闺阁才人。 徐灿（？-1671后）字湘苹，号深明，吴县人，著有《拙政园诗余》三卷。湘苹是顺治间大学士、海宁陈之遴之妻。陈之遴是明清之交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湘苹于崇祯十年（1637）前嫁之遴为继室，二人一直伉俪情笃，更兼彼时生活优裕，乃生闲愁，《菩萨蛮》二首被李调元称为“工艳流丽”的“秀品”，应是此时所作： “困花压蕊丝丝雨，不堪只共愁人语。斗帐抱春寒，梦中何处山。
“一春谁试梨花雨，游丝只共晴烟舞。燕也不曾来，湘帘空自开。
再看一首逼真易安居士、被后人称为“回曲隐轸、可以怨矣”（王蕴章《然脂余韵》）的《永遇乐》：
“翠帐春寒，玉墀雨细，病怀如许。永昼愔愔，黄昏悄悄，金篆添愁炷。薄幸杨花，多情燕子，时向琐窗絮语。怨东风，一夕无端，狼藉几番风雨。
陈之遴顺治十二年（1655）坐结党罪名遣戍，顺治十五年（1658）复因交接内监免死革职，全家徙盛京（今辽宁沈阳）。徐灿的《拙政园诗余》初刻于顺治十年（1653）正是陈之遴“大拜”的贵盛时期，但从集中看来，她并不甚以丈夫热衷新主而淡漠故国的态度为然，[3]《踏莎行"初春》就是一首“兴亡之感，相国愧之”（谭献语）的深婉哀痛之作：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
另一首《青玉案"吊古》应是顺治初经扬州至金陵时凭吊南明灭亡之作，词情之悲凉固不减遗民故老，难得的是末数句识见超脱，以女子之身为“红颜祸水论”做翻案文章：
“伤心误到芜城路，携血泪，无挥处。半月模糊霜几树。紫箫低远，翠翘明灭，隐隐羊车度。
如果说以上二词还不能免些些的脂粉味道，她的另一首《永遇乐"舟中感旧》则浑厚激荡，深怨大哀，不必说在闺阁之中无人可与方驾，即在整个清初词坛亦无愧于杰作：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
朱孝臧《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论徐湘苹曰：“双飞翼，悔杀到瀛洲。词是易安人道韫，可堪伤逝又工愁。肠断塞垣秋。”末句说的是她顺治十五年（1658）后即随陈之遴远居塞上，至康熙十年（1671）之遴殁五年后始得“扶榇以还”江南，在孤寂的诵佛声中郁郁而终，令人肠断的悲情苦语是必然的了。遗憾的是，这若干年的词作我们今日已无缘见及，否则清代女性词界这位开山巨擘的光彩当还远不止此。
清初女性词界理应予以特别关注而长期为论者轻忽的是吴绡。吴绡（？-1671），字冰仙，一字片霞，长洲人，水苍女，川北道常熟许瑶室。有《啸雪庵诗余》，存词四十四首。由于许瑶的关系，吴绡问学于“海虞二冯”的冯班，又因父亲科第关系称嘉善名词人、“柳州词派”领袖曹尔堪为年伯，而其父吴水苍与吴伟业联宗，故吴绡诗集中多有与梅村唱酬之作，称之为兄，算得上是清代第一个与众多文人交游唱和的女性词人。她的词仍多闺思春情，但流转新异处已非俗手可到。如《如梦令》： “灯与前宵一样，月与前宵一样。斗帐绣罗衾，也与前宵一样。两样，两样，不见五更天亮。”
又如《长相思》：
“风也秋，月也秋，数声促织夜悠悠。石畔画阑头。
《河满子"自题弹琴小像》则能直写心事，风骨超逸，表达了巾帼才人确认自身价值的强烈需求，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闺阁之音：
“最爱朱弦声淡，花钱漫抚瑶琴。世上几人能好古，高山流水空寻。目送飞鸿天外，白云远树愔愔。
她集中成就最高的当数《满江红》和“江村倡和”原韵四首。“江村倡和”是清初三次著名的词的大倡和之一。康熙四年（1665）春，曹尔堪、宋琬、王士禄三人历险出狱，在杭州湖上步韵酬唱，以吐幽忧之情。后来南北词人应声而和者数以十计，蔚为壮观，于当世词风影响甚重。[4]吴绡此四词乃受曹而堪启发，健劲处亦略似之，第一首《和曹顾庵年伯》就有“小鼎中，轻云漾；险韵句，频频唱。也胜它、黄公垆畔，公斟村酿”的英发之句，其后如“何如风雪苦情思，不劳蜡屐携筇杖”（《读曹太史原词，再和端阳之作》）、“噩梦几番掷果了，半生心事毫端上”（《乞叙》）等，峭拔益甚。第四首《述怀》则引吭高吟，直抒郁愤，感喟略同于《何满子》，气概则直驾须眉而上之。闺阁中有此等作品可称异数：
“陵谷纷纭，鱼龙混、一江春涨。回首处、半生孤介，弱躯多恙。盼望云霄凡骨重，寸心常锁双尖上。闭深闺、栖处似鹪鹩，齐眉饷。
总体来说，清代姑苏女性词界除徐灿和吴绡以外，雕红刻翠之作仍比比皆是，此是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其实也难苛责，且“雕红刻翠”中未必便无佳什，须眉男子不也在连篇累牍地伤春悲秋、模拟闺情么？请例举如下：
张蘩，字采于，长洲人，吴士安室，系尤侗女弟子，有《衡栖词》。其《清平乐"忆妹》云：“重门深处，听尽黄梅雨。千遍怀人慵不语，魂断临歧别路。 又如乾隆时常熟诗人王韵梅，字肃卿，有《问月楼词》，这似是一位早夭的女词人，才调颇高，《南浦"秋水，用玉田韵》虽是熟题，却能不落凡近，气魄清旷：“枫冷落吴江，漾涟漪，一镜澄清初晓。云梦到潇湘，芙蓉外、一段清愁难嫂。苍茫独立，半空飞下鱼云小。旧日莲塘零落尽，剩有苹花蓼草。 再如道光间吴县人郭慧英，字佩芳，蒋沄室，有《风池仙馆词》。《南乡子"闻笛》云：“隔院度红腔，细逐宵风转回廊。四顾无人蛩语歇，微凉，惜少歌喉啭泰娘。 随手拈来以上作品，都谈不上知名，也无新意思，却都楚楚动人，有着女性词人独特的感知和表达魅力。前文提过，清代是中国前现代文明时期女性文学的黄金阶段，其最重要标识便是女性开始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尽管仍是很小心的、很浅淡的，束缚仍旧极紧，却已经初具规模，不再是凤毛麟角了。苏州因为多清华文士，多政坛大家，在这一方面可说是领风气之先，前述吴绡即是一显例。又如顺康时的女词人沈宪英，字蕙思，号兰友，[5]系吴江沈自炳女，叶舒崇之子世傛妻，即是大诗论家叶燮的嫂子。沈自炳于明亡后举义抗清，战败投水而死，风节凛凛，故宪英的一首《水龙吟"胥江竞渡》绝非是泛泛刻写风俗之作，字里行间隐隐寄托着对先父的哀思： “蕙风池馆新篁，片红飞尽惊梅雨。纨扇初裁，罗衣乍试，又逢重午。万户千门，游人争出，俱悬艾虎。看碧浦萦恨，朱榴沾醉，似续离骚旧谱。
再如大名士吴兆骞之妹吴文柔的《谒金门"寄汉槎兄塞外》：
“情恻恻。谁遣雁行南北？惨淡云迷关塞黑,哪知春草色？
文柔字昭质，同邑杨焯之妻，著有《桐听词》。如其他闺秀一样，其词集标格以轻柔为尚，此一词却身当其兄“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路”的巨大苦痛，戛然而为哀徵之声，情韵迥然不同了。
再如横跨道咸同光四朝的常熟词人翁端恩，字璇华，归安（今浙江湖州）学者钱振伦之妻，有《簪花阁诗余》一卷，她的一首《疏影》是闺秀词中罕见的反映了太平天国时风云的篇什，词前小序亦省净含蕴：“庚申冬，自通州移泰州，僦屋戈氏之藏墨山房，旧有园亭小景，惟余地苦少，艺菊不蕃耳。同治癸亥，外就清河崇实书院主讲，院毁于兵燹，漕帅吴公购黄氏废宅葺之，讲舍后有屋数楹，复徙寓焉，旁为园颇宽旷，莳菊为宜，三叠前调，仍题《种菊补篱图》后：” 庚申是咸丰十年（1860），癸亥时同治二年（1862），这前后数年正是太平军虎踞江南、战火绵延之时，她所说的“自通州移泰州”既不是无故之举，“莳菊”也并非朗朗太平的闲情逸致，而是外在镝锋边缘的自适求安的心态反应。这一点从她骨力健拔、笔致老辣的词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灵光留独。记才经劫火，一洗浇俗。往日亭台，讲舍新移，老圃劳他重筑。零落我是无家客，幸庇厦，何妨茅屋。带殿春、花事阑时，分取半弓莳菊。
顺康二朝，女子与文人结交犹有明末余习，多风尘味，闺秀较为零散，也偶然。乾嘉以次，则有大量闺秀投身名士门下或多方联络，此是文学史程上一大可喜现象。南京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杭州陈文述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群都是为后世艳称的女性文学群体，而细究其实，苏州吴江的任兆麟（字心斋）大规模地收教女弟子尤早于袁陈二人，并早袁枚七年刻成《吴中女士诗抄》。[6]他的诸多弟子中，汪玉轸后来亦投入随园门墙，是个与江南清寒文士大有过从的活跃人物。
汪玉轸，字宜秋，吴江人，陈昌言室，有《宜秋小院词》，词风清爽劲健，颇出同侪。她的《菩萨蛮"题郭频伽先生〈盟鸥图〉》二首意佳语深，于不甚措意中深得频伽真心，不可多得。频伽是郭麐之号，这是个诗、词、文、论俱可扛一时之鼎的畸士奇才，下文还有专题论及。汪氏词云： “雨晴云淡江村暮，轻舟短棹苇间渡。秋晓水风凉，白苹花暗香。
“数声渔笛沧江晚，一痕疏雨沙汀软。梦稳橛头船，与鸥相对眠。
再如嘉道时的常熟词人季兰韵，字湘娟，屈宙甫室，有《楚畹阁词》，[7]集中《百字令"孙子潇以钱叔英所画〈尚湖携隐图〉属题》一阕特清远，句如“别有古梅花世界，一笑春无寻处”、“抛却软红尘十丈，料理天随渔具”，皆可见抱负不凡，而“鹭老吹凉，鱼眠选梦，一叶飘然去”的炼字之功亦不在浙西嫡传的高手之下。子潇是孙原湘的表字，与其妻昭文（今常熟）席佩兰并为随园高足，亦是名高东南的才士诗人。
与季兰韵约略同时的吴县席慧文，字怡珊，石同福室，有《瑶草珠花阁集》，附词。《踏莎行"题黄君韵甫〈帝女花〉院本》云： “禁苑乌啼，鼎湖龙撇，琼枝惨遇红羊劫。青门路断入空门，凄凉旧事凭谁说。
韵甫，海盐黄燮清（1805-1864）表字，兼擅诗文词曲，并编辑有《国朝词宗续编》之巨帙传世。本词题写其《帝女花》剧作，虽为应题，联系到风起云涌的变换时局，亦自应有并非浮沉的深慨在焉。
姑苏女性词界高手尚夥，如抗清名将瞿式耜的儿媳、常熟陈璘；太仓顾信芳；以画、绣名噪一时的吴江沈关关；常熟归朝煦之女、号虞山女史的归懋仪；“后吴中七子”之一的朱绶之妻、元和人高篃；吴江王淑；长洲李虎观之女李佩金；昭文江升之女江淑则等，都还只是代表之一隅而已。综而言之，以徐灿为典型的这些女性词人为姑苏词史乃至为整部词史都增添了独异的风采，她们的作品是文学史家一笔理应格外珍视的财富，有着特出的魅力和意义等待进一步的整理和发掘。 [1]仅以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的四千余家著作看，汉魏六朝以迄明末只得三百五十五家，再去其“现代”女作家一百五十三名，清代竟达三千五百家左右，而其作品未及编辑、散见总集选本的尚不在此数。参见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第五编。 [2]《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共十集，集各十家，其中苏州词人有二十家之多，后附《闺秀词抄》十六卷，收词人五百二十一家，苏州词人占一百一十八家。二者合计，苏州词人比例为四分之一强。 [3]陈之遴有《浮云集》十一卷，附词，其作余甲申（1644，即明朝覆亡，他投靠清廷之年）的《念奴娇》云：“行年四十，今乃知、三十九年都错。”俞陛云《吟边小识》云：“素庵相国虽两朝冠剑，湘苹则时有故国之思。” [4]江村倡和事详见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第一编第二节。 [5]陈去病《五石脂》以宪英字兰支，似误，从其字“蕙思”推测，应以号“兰友”为是。故以《全清词抄》为准。 [6]此段参考了陈玉兰博士《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之长篇论文的有关论述。 [7]《全清词抄》“季兰韵”作“季韵兰”，此从《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第四节
清初顺康二朝，苏州专以词名者数量不多，且与当时阳羡、浙西两大词派没有很深的瓜葛。雍乾以降，苏州一带地区（含今上海、嘉定、青浦等）则渐渐成为“浙派”全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以“吴中七子”、过春山、吴翌凤、郭麐、陶梁、“后吴中七子”等为代表的大批名词人均堪称“浙派”中后期的骨干中坚，而如太仓诸王的“小山词社”、张埙、彭兆荪、宋翔凤等则或反拨时风，或戛戛独造，或折衷“浙”“常”二派而自出面目，都各自有所树建，使姑苏词界呈显了百派争流的多元局面，其瓣香遗韵直接影响及于与新文学接轨的“南社”诸子。陶梁、“后吴中七子”、宋翔凤等行辈较晚，于晚近词坛关系较大，拟放在下一节绍述。
“吴中七子”大都以经史而兼诗词古文名于世，且其中之六为今上海人，不属本书范围，[1]唯一的苏州人、长洲吴泰来词成就不及赵文哲，但亦颇秀润，无软媚习气，在当世声名甚高。 吴泰来（1722-1788），字企晋，号竹屿，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官内阁中书，不赴，经毕沅延请主关中、大梁二书院。词有《昙花阁琴趣》二卷，一名《古香堂词》，多以旅思、感旧为题材，如《卖花声"泸城旅思》，清秀流丽而情韵不匮： “风雨送扁舟，回首红楼,伤春伤别几时休？昨夜浓香今夜梦,多是离愁。
与吴泰来同时的过春山（约1722-1775间）亦是“浙派”风格，成就乃在“吴中七子”上。[2]过春山，本姓任，字葆中，号湘云，吴县人，诸生，有《湘云遗稿》四卷。[3]这是一位位卑人微而才情甚高的词人，吴梅对他的评价极高。《词学通论》第九章云：“湘云笔意骚雅……论其品格，雅近樊榭。湘云词聪秀在骨,咀嚼无厌。其人独立不倚,当时词坛皆未尝附和,所谓不随风气者也。”
湘云词“小令萧凉隽永，不入纤埃”（《清词菁华》），《临江仙"秋柳》是熟题，仍能绵缠往复，虽远不及纳兰性德的传世绝唱，要未让他人专美于前： “试数旧愁余几缕，暮蝉凄断西风。萧疏无力系游骢。津亭携手地，梦逐晓霜空。
其长调则多感喟深沉，甚见骨力，如被陈廷焯称作“湘云压卷”的《台城路"登雷锋望宋胜景园故址》：
“东风又入荒园畔，繁华已成尘土。太液芙蓉，未央杨柳，曾见当年歌舞。危阑漫抚。叹事逐飞云，梦断香雾。指点江山，斜阳一片下平楚。
此一时期宗“浙派”而有名者先后还有林蕃钟（字毓奇，号蠡槎）、沈起凤（字桐威，号薲渔，又号红心词客，以小说戏曲名世）、施源（字实泉，号蒙君）、沈清瑞（字吉人，又字芷生），其中林蕃钟更是咸同时长洲词人孙麟趾刻《清七家词选》的其中一家，与厉鹗、吴锡麒、周之琦等人齐名一时，造诣颇高，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成就于同在《七家词选》的吴翌凤和郭麐均不逮远甚。
吴翌凤（1742-1819），字伊仲，号枚庵，吴县人，诸生，青年时客游楚南，垂老始返，筑室曰“归云舫”，是时文人多从其游。博雅工诗文，著有《与稽斋丛稿》、《国朝诗文征》，而以《吴梅村诗集笺注》最为有名，词集名《曼香词》，二卷，又有《红沫词》。 翌凤自序其词有“大抵文生于情，不觉哀多于乐”之语，这是就基调而言，其风格其实颇为密丽峻峭而富于情韵，短调如《苏幕遮》： “片帆张，孤棹拥，渺渺长波，只有青山送。衣上花枝钗上凤。月冷香销，都付秋衾梦。
又如《临江仙》：
“客睡厌听深夜雨，潇潇彻夜偏闻。晨红太早鸟喧群。霁痕才着树,山意未离云。
前阙向不为选家所重，然以情景脱略交映、不离不即而言，同时不大有人能具此手笔；后阙则是名作，精彩处在末二语，清怀雅致，即谭献所称“高朗”是也。前人论乾嘉词界，于翌凤许为“功力独深”，其实是真气贯穿，深于言情，故平凡语乃能出奇境。如《婆罗门令》云：
“看不得、一绳纸雁，听不得、送隔墙鹅管。待较深愁，除得是、长江练。愁无限。只怕长江浅。
此调应歌功能较强，俚俗絮叨处近于曲子，柳永后几无佳篇，本词可称难得之作，其上片寥寥数语，一韵一转意，尤其自然出奇。
就内容而言，《曼香词》绝多描述一己胸怀情事，不甚关情身外物，然《凄凉犯》一阙偶然奏笔，变成异样凄楚沉痛，在乾嘉词坛上可说是极罕见的了。词前有短序云：“牙彄有‘坤宁宫提铃癸第二’八字。陈悰《天启宫词》注云：宫人有罪，罚提铃唱夜，自乾清门至日精门、月华门，仍还乾清门而止。徐行正步，高唱‘天下太平’四字，声缓而长，与铃声相应，虽风雨不能敢避。此彄乃其遗物也……”可见这是明朝宫中的一件并不严重的虐政，吴翌凤却能看深一层，眼光笔力皆洞穿七札： “宵深和泪，郎当韵、凄清更杂风雨。沈沈永巷，迢迢长夜，纤纤微步。恁般哀楚！比蜀栈、啼鹃又苦。五云中，铜壶徐滴，兀未歇歌舞。 行辈晚于吴翌凤一辈的吴江郭麐本有“浙派殿军”之誉，但自谭献与陈廷焯下了“滑”和“最下乘”的判决之后，一直遭受着种种冷落。他生前清寒，身后又遇不公，思之增人感叹。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迦，因一眉莹白如雪，又自号“白眉生”，晚号复翁。他长期困于科场，一第累踬，奔走江淮之间多年，著述宏富，有《灵芬馆全集》，含诗、文、日记、诗话、词话等，词有《蘅梦》、《浮眉楼》、《忏余绮语》、《爨余》四种，合称《灵芬馆词》，大都中年以前所作。 频迦是后期“浙派”中卓有识见的理论家，同时他也是嘉道之际独具面貌的重要词人。一部《灵芬馆词》无论长短调，无论常用词牌或是僻调，皆能“清折灵转”（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语），触手欲飞，而结撰中慧心别裁，处处可以感知到疏朗而又折叠的美感，《水调歌头"望湖楼》一阙最称典型： “其上天如水，其下水如天。天容水色渌净，楼阁镜中悬。面面玲珑窗户，更着疏疏帘子，湖影淡于烟。白雨忽吹散，凉到白鸥边。
严迪昌先生评说此词云：“下片二问，看似清狂之语，其实正是他‘廓落寡欢’的情怀流露，是对人世间的难以长啸一吐胸臆的愤闷。”这是抉中频迦深心之言。他命运偃蹇，内怀畸苦，轻倩的笔墨后面时时闪现着痛楚和辛酸。《水龙吟"湖心亭夜泛，追忆旧游，俯仰身世，渺渺兮予怀也》一阙在上片“月痕都化凉烟，双堤沉在凉烟里”的景致中便有“一寸秋心，三分是月，七分是水”的慨叹，下片“游倦成悲，离多易老，居然千里”之句便不甚同于一般的旅愁感伤。以轻松幽默语写抑郁心胸的还要数到《沁园春"二娱为余题蠹蝶卷子……酒酣以往，逸气奔涌，见为变调以摅郁塞之怀并示二娱》。二娱系尤维熊号，他是尤侗后人，零落不偶，与郭麐交称莫逆，故有关篇什颇多：
“钻纸蝇痴，伏案萤干，男儿可怜。笑吾其鱼矣，人言善幻；蘧然蝶也，或羡成仙。五蠹书成，一生花活，游戏其间然不然？君休问，看此中有鬼，虫亦能天。
蠹是书虫，蝶有庄周幻梦、不知其身意，这“卷子”本来已是自嘲自苦了，词似化解了痛楚，有了游戏飘逸味，其实又转多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另一首《金缕曲"山民出示国初诸公寄吴汉槎塞外尺牍，辄题其后》亦于对才士运命的同情感伤中翻出更深一重凄苦，吴兆骞谪戍绝域固是可悲，而毕竟还有顾贞观、纳兰性德仗义援手，还有徐乾学、明珠等权贵引救，更有无数文坛名流的舆论支持，而今倒像是前辈风流，渺不可寻了，其痛可胜言哉？[4]
“几幅丛残纸。是当年、冰天雪窖，眼穿而至。万里风沙宁古塔，那有塞鸿接翅？更缄寄、《乌丝》《弹指》。一代奇才千秋恨，换故人、和墨三升泪。生还遂，偶然耳！
频伽自序其词云：“予少喜侧艳之辞，以《花间》为宗，然未暇工也。中年以往，忧患眇欢，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藉以陶写厄塞，寄兴深微，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旨。”可见其“浙派”家数。值得注意的是，他有契于“浙派”处在于“寄兴深微”的表达手段，目的则是为“陶写厄塞”，这就与其宗主朱彝尊“江湖载酒”时期理念切近而离“体物”、“蕃锦”的末流较远了。《自序》下面又说：“春鸟之啾啁，秋虫之##，自人世之观，似无足以悦耳目者，而虫鸟之怀，亦自其胸臆间出，未肯轻弃也。”此种冷傲的口气亦大有别于“问其何语，卒不能明”的“笨学究派”，从此意义上说，他的创作所本乃是“有为而作”，路数为何并不重要，而其“殿军”地位亦应由此予以辨认。
在“浙派”如日中天，“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谢章鋌《赌棋山庄词话》）的大背景下，太仓王时翔则与其侄王策等组“小山词社”，自成一军，独倡温、李、晏、秦之学，对词坛的“一尊”格局提出异见，表现出了可贵的“耻偕同社逐时趋”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尽管他们走的也并非是光明大道。 王时翔（1675-1744），字抱翼，一字皋谟，号小山，镇洋（今太仓）人，雍正六年（1728）以诸生荐授福建晋江知县，卒于成都知府任上，著有《小山全稿》二十卷，其中《香涛词》、《绀寒集》、《青绾乐府》、《初禅绮语》、《旗亭梦呓》各一卷，总称《小山诗余》。 王时翔自跋其词集云：“词至南宋始称其工，诚属创见，然笃而论之，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调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余年十五，爱欧阳、晏、秦之作……年来与里中举词社，强效南宋而不能工也。”这番议论于朱彝尊的“创见”似无反感，他自己的制作也不废南宋词人之影响，而“强效”之“强”字终于是不甚以为然。他强调的是“爱”，即“性之所近”，而不乐闻“一尊”风气，然而以北宋攻南宋都是各执一端，以流为源，他也并不能把词引导到正确的新变路途上来。 关键还在于他以及词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水准远不及朱彝尊及其干将，如他的《临江仙"次汉舒韵》： “一段旅情无处著，闲眠中酒平分。燕归窗里又黄昏。灯微屏背影，暗泪枕留痕。
题材倩艳，情致依微，都有小晏遗意，语言也不事雕琢，但滋味尚不及小晏的淳厚。酒边闲读，自然佳甚，但即便造诣比得上前贤，也不适于转移风气。当然，王时翔本亦无角胜争雄之意，他只是自适自娱罢了。
小山词社成员有十余人，除王策、王愫、王嵩、王辂是时翔本族中人，尚有毛健，字今培，号鹤汀；徐庾，字冏怀，顾陈垿，字玉停，号宾阳等，就中王策不但超跨同侪，成就亦远在其叔父王小山之上。 王策，字汉舒，诸生，享年不永，著有《香雪词抄》二卷。词不专主一体而能奄有众长。由于追摹晏秦，集中自然有如“梦中寻梦几时醒，小桥流水东风路”（《踏莎行》），“伤薄命，怜孤韵，这般穷，生怕东风背了受西风”（《乌夜啼》）等言情刻入之辞，但如他自己所说“天生一种凄凉性”（《高阳台"芦花用吴梦窗韵》），成就最高的还要数那些或呜咽清冷、或苍莽感慨之作。前者如《临江仙"吕城道中》： “一棹离乡才几日，羁愁早似天涯。布帆风色掠蒹葭。雨晴山骨瘦，岸圮树身斜。
后者如《念奴娇"金陵秋思》，题目极寻常，但如他这般激切而近乎追魂摄魄则极少见，可见积郁之深。这已是那个时代寒素文士的共同心态：
“江山如画，被西风旅雁，做成萧索。人与门前双树柳，一样悲伤摇落。旧院花寒，故宫苔破，今古伤心各。浮生皆梦，可怜此梦偏恶。
乾嘉时期不逐时好而独来独往者还应提到彭兆荪和张埙二人，与王策、郭麐等一样，这也是“高才无高第”、声名甚响而实遭埋没的才人。
彭兆荪（1768——1821），字甘亭，一字湘涵，镇洋（今太仓）人，诸生，少神隽有声，年十五应顺天乡试，后屡试不举，遂绝意仕进，专力于诗古文词，其人品耿介拔俗，所云“节目本来多磊坷，况抱冬心恬漠”（《贺新凉戈小莲科头箕踞长松下图》）适可自为写照。道光元年（1821），与娄县姚椿同被荐孝廉方正科，相约不赴，未几卒。有《小谟觞馆全集》行世，词存一卷，即称《小谟觞馆词》。 甘亭骈文是乾嘉一大家，诗词名与郭麐相埒，声气交通，足称莫逆，然风格多沉厚博丽，有别于频迦的通爽豪隽。其《卖花声"雁门道中》句云：“西风尖似弩牙机。吹过紫崖松一片，卷出红旗。”《台城路》句云：“一握飞云，春波横上酒边脸”、“六月琼疏，日光钗焰闪”都能见出奇横的炼句功夫。《木兰花慢"寄尤二娱金陵》则通首体现他这一特色，词云： 甘亭词集前有自序短短数语云：“填词至近日，几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予方心沓舌，无志与诸子争长，而浏览所及，颇不欲囿于时论。……”其不情愿搅入“浙派”营垒也明矣。象《满江红"客中寄张子白八首》挥洒狂啸，虽时露粗疏，要非浙派中人能言之语，其八是前七首种种行迹的总结，因而最为沉痛：
“仆本恨人，干甚事，泪花扑簌？平历遍，中年哀乐，哀丝苦竹。最薄断推才子命，难消第一团圞福。怪来年，骑省鬓星星，何其速？
历来学者论甘亭词，多取其一部分清雅的小令，比起这样精光干练、令人悚然的篇什来，是有一点不痛不痒了。
最后论张埙。张埙（约1735—1786后），字商言，一字商贤，号瘦铜，又号吟乡，先世居于吴兴（今浙江湖州），门第高华，清初始迁至吴县，乾隆三十年（1766）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竹叶庵文集》，诗二十六卷，《林屋词》七卷，系晚年据平生所作《碧箫词》五卷、《春水词》二卷，《荣宝词》十卷、《瓷青馆悼亡词》二卷删定而成，[5]另有《红榈书屋拟乐府》二卷。 张商言官位甚卑，然才望重一时，与当时文坛名辈如沈德潜、毕沅、翁方纲、钱载、赵翼、吴锡麒、洪亮吉等交好，与蒋士铨尤契，诗风奇肆沉厚亦略同，填词则有“小迦陵”之目，[6]嗣响阳羡词宗陈维菘的风格，在当时苏州词坛是一位琵琶别抱、冷调独弹的名词人。作于早年的《贺新郎"观演〈长生殿〉院本》不仅步了陈迦陵《虎丘五人之墓》的原韵，其激宕的词情、卓绝的史识乃至冷峻的口气亦都能得这位前贤的神髓。上片云： “雨摆梨花罅。佛堂前，风波平地，可怜人鲊。未必卿卿能误国，何事六军激射。唐天子、何其懦下。一世夫妻犹如此，为今生、反使来生怕。双星恨，高高挂。”
《沁园春"登丛台放歌》则愈加胆开气盛，恢奇肮脏，魄力似比同时师法阳羡的郑燮、姚椿、蒋士铨等人犹有上之：
“高会当年，置酒从台，明灯既张。有五铢一握，烟云幂历；千金双靥，白皙清扬。妾亦长生，君惟不死，月烂星辉照洞房。又说甚，探些些雀鷇，骨肉仓皇。我来盱眼都鄣，便屠狗、亲蚕事已忘。况笙歌珠玉，临风则散；精神魂魄，遇穴则藏。来者古人，去者明日，此意悲凉孰可商。凭阑久，但乌乌城角，吹入浑漳。”
商言在《林屋词自序》中如此评价自己各小集的长短：“大概《碧箫》少作，最不足存，《瓷青》屡境惨毒，词旨哀伤，当非正声。《荣宝》其庶几精华昭灼，有暾然难掩者矣。”其实他所得意的《荣宝词》已经开始敛才就范，清疏敦厚的倾向渐重，可喜之作反不及《碧箫》、《春水》二集为多。但如《消息"雁门关》、《六州歌头"王猛墓》、《浣溪沙"饮酒十首》等或精悍、或老辣，确乎都是难掩光芒的佳什。饮酒十首之四作于其妻殁后七年，耿耿伤悼之情仍可令人动容：
《瓷青馆悼亡词》删存后尚得六十余首之多，其《洞仙歌"悼亡日近，舟楫杂词十六首》等皆情见乎辞，读之恻恻然，比之纳兰容若虽有距离，亦自有特色，在悼亡词史上可占有一席之地的。 第五节
“记江湖听雨十年情，漂泊只扁舟。对空山古驿，寒烟冷树，此意悠悠。忘却故乡何处，飞梦到闲鸥。载取孤灯去，还载离愁。
“后吴中七子”是指朱绶、沈传桂、沈彦曾、戈载、吴嘉洤、王嘉禄、陈彬华等七人，时称词界之“吴派”，其实底子里乃是“浙派”右翼，影响也不仅限于苏州一邑。
朱绶（1789—1804），字仲环，号酉生，元和（今苏州）人，有《知止堂词录》三卷。沈传桂（1792—1832后），字隐之，一字闰生，号伽叔，长洲人，有《清梦庵二百词》。沈彦曾，字士美，号兰如，长洲人，有《兰素词》。戈载（1786—1856），字孟博，又字弢甫，号顺卿，吴县人，其《翠薇花馆词》多至三十九卷，又纂《宋七家词选》、《续绝妙好词》，而以《词林正韵》享名最盛。吴嘉洤（1790—1865），字澄之，又字清如，吴县人，有《仪宋堂词》。王嘉禄（1797—1824），字绥之，号井叔，长洲人，有《桐月修箫谱》。陈彬华，字元之，号小松，吴县人，有《绮玉》、《瑶碧》二词集。 七家中，王嘉禄早亡，陈彬华、沈彦曾名亦不显，成就较高者是其余四人，彼时吴地文人题赠四家词集的篇什数可以百计，多溢美之辞。四家中又以戈载影响力最大，但词则讲求“字字协律”，喜于序中详辨声调叶韵，故“平庸少味，阅至十篇，便令人昏昏欲睡”（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倒是朱绶与沈传桂二家时有可诵之章。沈传桂《陌上花"真州柳屯田墓》感喟颇深，亦可代表“七子”的典型风格。词云： “钿车路冷，无边芳草，泪痕弹上。冶魄栖烟，丝柳墓门青长。爱才只有蛾眉好，解得醵钱仙掌。叹清姿去久，断肠句、尚留凄响。
世间儿女意，愁脂恨粉，付与幺弦低唱。梦语花香，胡蝶一生飘荡。绿芜暗洒清明雨，春色夜台谁赏？问浮名换否，月残风晓，几多惆怅。” “浙派”词至于后“吴中七子”，已是到了穷途末路。作为“七子”领袖的戈载是位专业的词学声律家，精研词律原也于词有功，然姑不说其内容无关于时世，作词时过于求声律而不能以意统帅，则势必要导致如郭麐所说“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灵芬馆杂著"梅边笛谱序》）的结果，这也正是“七子”身上或多或少的共同弊病。如果说郭频伽是以“通变”为“浙派”续断回生的话，“七子”则为自己多加了“墨守声律”这一重锁链，大势黯然，已是无可避免的了。与“七子”同时而谨守浙派家法的还有孙麟趾（字清瑞，号月坡，1790—1860），这也是吴中词学一老宿，为词酷嗜张炎，心摹手追，不失跬步，毕竟少动人之处。此是又一力证。
晚近苏州词坛最先应注意的是要数宋翔凤。他不但词之创作成就颇高，在词学理论上是折衷“浙”、“常”两派词学而出的特殊人物，更因与龚自珍交好而可藉以审视一代才士群体之心态。才士心态是晚近词史的一大关目，不于此着眼，便难探得这一阶段光怪陆离表面下深刻纷杂的底蕴。 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长洲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湖南新宁知县、保庆府同知。著有《浮溪精舍词》，内含《香草词》、《洞箫词》、《碧云庵词》各一卷，又有《乐府余论》一卷。 宋翔凤是著名学者、古文家，具经世治用之心，学识才情都堪称一流，于时势也感慨颇深。道光十五年（1835）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与翔凤甚多交往，以后他历经战争动荡，又曾入邓廷桢幕下，本该如晚他两辈的秀水词人周闲一样，唱出很多“大题目”、“大意义”（谢章铤语），可是检点其词，慷慨凄婉之音都不少，却与现实若即若离。这一不应有的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与他个性诚然有关，与时世人心及词坛风会关系尤重。 他在《香草词自序》中详细叙述了自己词学理念的接收和变迁过程：“予弱冠后始游京师，从故编修张先生受古今文法。先生于学皆有源流，至于填词，自得宗旨。其于古人之词，必椎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其自为词也，必穷比兴之体类，宅章句于性情，盖圣于词者也……后间为歌诗以示工部汪君小竹。汪君亦工词，因为余言：……‘盖穷居则气郁，气郁则志衰，志衰而虑乱，虑乱而词碎。而能归之节奏之微，道以声音之变，各使就理，靡不开畅，又能包含蕴蓄，不尽其声，俾皆平其气以和其疾。是以填词之道，补诗境之穷，亦风会之所必至也。’” 这里说的“故编修张先生”即是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翔凤说他是“圣于词者也”，可见推崇。“工部汪君小竹”指的则是仪征词人汪全德。全德字修甫，小竹是其号，嘉庆十年（1805）进士，有《崇睦山房词》一卷，曾厕名《七家词选》中，词是浙派风味而较清朗，不艰涩。翔凤实际上倾向于接受的乃是他的以“俾皆平其气以和其疾”为核心的浙派词论。何谓“平其气”，有何谓“和其疾”？不过就是要屈服于严酷现实，任它压抑，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罢了。他的好友龚自珍有名句云：“避席畏文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态度有别，需面对的则差不多。所以宋氏词显得“淡远”些事出有因，也与后“七子”不同。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识沉沦之可悲，谅疏狂之有托”（《香草词自序》）诚是大苦语，亦是当时无数才士的共同状况和心声。 其《高阳台"自题笠屐写真》作于中年，即是半世漂泊心声之吐露： “何事蹉跎？轻过壮老，虚生四十余年。鬓影丝丝，几人识向愁边。章门昔日经游地，遇寻常、貌我寒肩。到而今，依旧飘零，独立花前。 另一首《摸鱼儿"题画钟馗》亦是熟题，但所谓“萧条意，绝似天涯倦旅”，这其实是藉写自心之作，所以独佳。上片云：
“计年年、艾符蒲酒，人间频过端午。又从度索山头至，当日鬓须如故。长剑拄。跨黑卫伶俜，偏踏崎岖路。揶揄任苦。趁醉眼朦胧，夜灯闪烁，只认旧途去。” 翔凤词佳篇还有很多，如《迷神引"毗陵志感》写情之凄咽，《念奴娇"娘子关》咏古之雄奇，数首《沁园春》抒怀之豪宕，都是一时之选。而《望江南"青齐路》以“尖风”对“猛雨”，又“鸦柁残照一抹红”之句，都见出巧而不纤的炼字句功夫。最后录其《洞仙歌"再题定庵词》，此词与《百字令"岁暮舟中读龚定庵词》等都深能笺探龚自珍词心，因而颇具词史史料价值： “香销酒冷，是年来情绪。触动凄凉得君语。为春蚕早夜，抛了缫车，如再转，不定安排何许？
论晚近苏州词史还不应缺失陶然和潘、沈二姓词人群。陶然（1830－1880），字藜青，号芑孙，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家世业商，自己也精通商术，所赢金随事散去，后乃以名儒词人终，守身自持，不附权贵，弟子奉为大师，其人格力量泽被吴中人文甚深，影响及于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巨擘。【5】其词称心而出，不傍门户，亦无描头画角之态，激壮处时入陈迦陵堂奥，故不徒是晚近词坛一高手，求之数百年姑苏词界，亦难觏见。其《金貂换酒"酒后放歌》云：
“白日绳难挂。君不见，燕来燕去，花开花谢。身世百年同一尽，万事回头都假。只风月、古今无价。达者及时行乐耳，彼名驰、利骤何为者？富与贵，空花也。 陶然词集名《味闲斋词钞》，又名《蚬江渔唱》，篇什并不甚多，傲骨棱棱、看破软红尘的语句却俯拾皆是。如“始信人生如傀儡，随着丝儿来往。”（《百字令》）、“高才沦落，古今大抵如此”（《壶中天》）、“如此良宵如此景，鬼亦旁观冷笑”（《金缕曲"丙辰除夕》）、“白昼揶揄都是鬼，唤钟馗、为我撩衣舞”（《金貂换酒"午日感赋次兼伯韵》）等其实都是备尝寒凉后的强作解脱语，乃以高亢愤激出之。联系到日后南社大批狂怪豪雄的才人之出现，陶然在精神上是有着一种先导的意义的。
晚近世族词人的创作以吴县潘氏规模为最大。其主要词人家世流变如下表： 潘曾沂 上表中，潘世恩兄弟和潘祖荫皆是晚近名宦，虽通文事，词不算当行，潘希甫名声也不甚彰，最知名的似数潘曾沂三兄弟，而成就最高的则是潘钟瑞与潘观保二人。潘氏一门词风都近浙派，以清俊见长。比她们较早则有吴江沈曰寿、沈曰富、沈曰康兄弟的“红梨社”，就中曰富（1808－1858）字沃之，号南一，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为姚椿入室弟子，词自写性情，多磊落慷慨之音，颇具师风，成就在潘氏诸词人之上。其《满江红"吴愚甫丈<冬烘先生图>》自嘲自谑中饶具傲岸之气，如这般直吐下层知识分子牢骚而烟火味又如此浓足的篇什不能多见： “秃树低垣，正晴旭、暖融窗纸。朔风递、书声清澈，如瓶泻水。五十不官成学究，六经能读称学士。有热肠、一副比炉温，未灰死。
论清代苏州词史，断应以黄人为殿军。他是绾结苏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键一环，一部《摩西词》奇丽逸放，可为苏州词史划上一个散射着异彩的句号。
黄人（1866－1913），初名振元，字慕韩，中年改名人，字摩西，昭文（今常熟）人，十六岁成诸生，与吴梅交好，又与庞树柏（字檗子，1884－1916）等结“三千剑气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吴大学堂建立，与章太炎同任文学教习，撰著中国第一步文学通史，凡三十六册，一百七十余万字。【4】宣统元年（1909）入南社。词集名《摩西词》，都八卷，其中遍和龚自珍、蒋敦复诸家词，风调略似而恢奇犹有过之。其《凤栖梧"自题词集后》既自道词心，亦可见其风格： “寸心万古情魔宅，积泪成河，积恨如山叠。愿遣美人都化月，山河留影无生灭。
《金缕曲》则长歌当哭，气魄如排山倒海。这是用传统方式吹响的嘹亮的革命号角，从黄摩西身上已能看出民主革命先驱们弃旧图新、不惜殒身的豪情盛慨。一部苏州词史以吴梅村愧悔的泪水开篇，而以黄摩西激越的高歌落幕，历史推转的这条奇异轨迹不能不令人感喟万端：
“鬓发萧萧矣。问千年、古人满眼，疏狂谁似？火色鸢肩空自负，一个布衣而已。算造物、生才多事。云气压头风雨恶，拥琴书、歌哭空山里。泪化作，一江水。 【1】【2】均请参见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第四编第一章有关论述。 【3】湖北监利词人王柏心跋《红豆树馆词》有“包含宏大，直举胸情”语，吴梅叙陶然的《味闲斋词钞》亦云：“逊清一代吾乡词学，西堂实推冠冕，至凫芗而词境始大。”按：吴梅所指“吾乡”应是长洲、吴县、元和等府治所在地，不包括外邑，否则将置梅村于无地矣。 【4】黄人生平及《中国文学史》之情况可详参王永健先生《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一文，见《中国雅俗文学》（第1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详参严迪昌先生《近代词钞"陶然小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7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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