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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峨边民族的构成及其来源 饶德宣 一、远古的土著民族 关于峨边远古的土著民族及其源流，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民族文化追寻者们极感兴趣而又十分关注的问题。生活中人们常会有意或无意地提及最早生活在峨边的民族究竟是什么族？什么人？对这个问题，文物专家对峨边地区出土的石斧、石奔、青铜矛、青铜柳叶剑和西汉时期使用的陶罐有个考证结论，认为：峨边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居住。前期土著为“僰人”等先辈，后为“汉”、“僚人”等先辈，“僚人”称之为“西南夷”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先辈们不知何时，竟无影无踪地消失，不知了去向。因无文字记载可考，只能作以下推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辈们也许徙去了别的地方，或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生产力的提高，民族的消长而逐步与其他民族融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研究员易谋远先生在《彝族史要》一书中所例：在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则为秦时的“僰侯国”所在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曾大量掠夺当地的僰人为奴，“渐斥徙之”，部分与汉人融合，以致汉初的僰道已无僰人了，不过，对峨边土著先民的源流作此推断也只是假设，并非定论。 二、峨边近现代民族的构成及其来源 根据《峨边县志》及相关史料记载，峨边历来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方，在多民族交融混杂的复杂条件下，彝、汉民族始终是世居民族，这种世居状态延续至今，不过，自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年的演变，峨边民族的构成已发生了新的变化，由解放前的三四个民族发展到今天的彝、汉、回、满、藏、壮、苗、白、维吾尔、土家、布依等19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但彝、汉民族作为世居民族的主体格局没有变，其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仍占99%以上，回、满、藏、壮、布依、维吾尔等17个民族均系新中国成立后因工作或婚姻关系迁入，人数不及全县总人口的1%，其分布以沙坪茶场、东风木材厂、川南林业局居多。 三、彝族的由来及其分布 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彝族六祖”分支前，彝族就活动在今天的川西南、黔西北、滇东、滇东北、滇西这样一片广大的土地上，从事狩猎、游牧、农耕等，为中国西南古代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彝族六祖”分支后，彝族先民便逐步向滇、川、黔、桂迁徙和发展，唐代南诏国和宋代大理国的建立，使彝族分布范围扩大到国家势力所及地区。到元代，中央政权在云南彝族聚居区设置了路、府州、县和宣慰司机构；在贵州水西地区、黔西一带设置宣慰司；在四川西昌设置建昌道等。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标志着彝族的分布区域已基本稳定下来。《彝族源流》对整个彝族分布的状况及时间、地点、行政区划、政权建设和生产特点都作了比较明确的交待，那么，峨边彝族的由来及其分布与黔西北、滇东北及大凉山地区的彝族又有无关联呢？答案肯定是有的，而且十分密切。据有关彝族史料记载，凉山彝族的远祖是“古候”、“曲涅”两个父系氏族，按照《彝族史要》对“古候”、“曲涅”两系的分支年代推算，他们大约是在唐初时由“滋滋蒲武”（今云南昭通及贵州威宁一带）出发，在今永善县井底坝大屋基一带北渡金沙江入川，再沿美姑河而上入美姑，后在今昭觉竹核分东、西两路移动扩散于今凉山地区。但这次迁徙的准确时间并无文字记载，而有明确记载的是明末和清雍正时期，即明末王朝镇压贵州水西土司安帮彦和永宁土司奢崇明后，迫于压力，该地区彝族大举迁入今川南地区。其次是清雍正期间，因历史上形成的土司土官制度，到清乾隆至雍正时期，土司土官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滇、黔一些地方的土司土官，实行野蛮、残酷的领主统治，独霸一方，甚至把中央政府前来传达皇命的钦差也不放在眼里，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他们对土民想杀就杀，想打就打，稍有反抗就会遭到剥皮、折骨、挖眼睛、抽脚筋、下水牢等酷刑。土司还经常借口向朝廷进贡，而大肆搜刮土民的财产，进贡一层，就榨取十层，甚至杀了土民还要他们的亲属缴纳“垫刀费”几十两白银。由于土司土官的残酷统治，滇、黔一带社会动荡不安，使雍正帝十分担忧。清雍二年（公元1712年），雍正授权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云南、贵州、广西一带的苗、瑶、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了以刀翰为首的一些土司土官的极力反抗，鄂尔泰为顺利推行改革政策，扫清障碍，杀鸡给猴看，首先对横行一方的镇源（今云南镇源县）土司刀翰（史料记载：刀翰为人凶狠，统治残暴）进行了镇压，并没收其财产和土地分摊给其他土民，参与反抗的王敏、金煦土司及其他土官一律革职，没收财产。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相继对滇东北、黔西北的苗族、瑶族、彝族诸部也实行了“改土归流”。这次改革对土民有利，但对土司土官打击较大，一些彝族土司为保全他们的统治权利和利益，不愿“改土归流”，于是从滇东北及黔西北地区再次北徙迁入四川大凉山地区。 峨边（含原县属金口河区）彝族自称是“古侯”、“曲涅”的后裔，《峨边彝族自治县概况》记载，在距今五百至六百年的时间，先期迁徙到大凉山地区的部分彝族分别从美姑、昭觉、甘洛、黎州（汉源县）、雷波、屏山等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路线先后迁徙来到峨边境内。据彝族毕摩鲁克长根（已故）和86岁高龄的底底说布老人讲：最早迁徙到峨边的彝族大致分为五个方向，一是美姑、洪溪方向，约在明初或明中上期时，迁徙到大凉山地区的部分彝族，他们因狩猎或游牧，不知不觉中翻过了椅子桠口并闯入勒乌境内时，发现椅子桠口这边风景独好，小凉山森林密布、气候宜人，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于是开辟了椅子桠口通道，随着椅子桠口道路的开通，迁徙过来的彝族人口逐渐增多，至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时镇远墩（今黑竹沟镇）及金岩一带已为彝族人居住。二是黎州(汉源)方向，从凉山迁徙到黎州的彝族主要是白彝，分别居住在大田和松坪一带。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民族的生存所迫，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迁徙到黎州境内的部分白彝经皇木向东穿越蓑衣岭来到寿屏山，并逐步发展到金口墩、永乐(今金口河区所属)境内居住下来，至今，这些地方的部分白彝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如穿篮、白、黑三色短型（男姓齐腰、女姓至膝）羊毛泡毡（彝语称金时），头戴白色绵布套头帕，饮用坛子钓杆酒等。三是甘洛方向，由滇东北、黔西北一带迁徙到甘洛境内的部分彝族有的顺越西至峨眉古道迁徙来到宝水溪、火草坪、盐井坝（今金口河区共安乡境内）、罗回（今金口河区和平乡），逐步发展到杨村、宜坪，至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时，彝族已扩展到觉莫乡境内的沙帽顶、毛楠一带。有的则顺着马鞍山东移，进入黑竹沟境内后，部分去了勒乌与美姑方向迁徙来的彝族融合，有的去了大堡、金岩一带发展。关于甘洛方向彝族迁徙大堡、金岩的传说，毕摩冉拉挖提有一段精彩的讲述可以佐证。他说：“据冉拉家老辈老人讲，冉拉家祖辈最先居住在云南蒙窝拉达（今云南省蒙自县），大约在明朝中期时迁徙到了凉山，不知过了多少年，因家境贫困，祖先冉拉被迫到甘洛一兹莫（土司）家当娃子。有一年，土司的父母先后病死，按照彝族风俗，土司请毕摩到家做和尚，经过一番诵经释法之后，毕摩向土司说，为了保土司家吉祥平安，不能再让娃子冉拉在家居住了。听了毕摩的忠告之后，土司吩咐管家拿了点金银给冉拉。见拿了金银的冉拉仍没有离开的意识后，毕摩又对土司说，只给了金银没有女人怎么走呢？于是，土司从家里的女奴中随便喊了一个叫立克毛阿普的送给冉拉做喜玛（妻子）。拿到金银的冉拉夫妇离开土司家后，沿着高高的马鞍山一直往前走，走啊走，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攀上了马鞍山的顶峰。当他们来到山顶时，老远就望见了金岩的团结和大堡的化林坪一带地势不错，于是，精明聪慧的立克毛阿普便支配丈夫冉拉前去挖泥土回来检验，七七四十九天后，冉拉把从金岩团结和大堡化林坪挖的土用泡桐（梧桐）树叶分别包成两包，并做上记号带回原处让妻子鉴别。当见到冉拉取回的大堡化林坪泥土呈黑黄色、油质、又疏松时，他们喜出望外，便认定化林土质肥沃，地势又较平缓，于是，他们夫妇俩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来到化林坪。在化林坪落脚后，他们很快搭建了简易住房，开始砍火地、撒荞子、种包谷。由于化林坪地理条件优越，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加上冉拉夫妇的勤劳，特别是立克毛阿普的精明能干，把里里外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没过几年，家里粮食满仓，牛羊满圈，使他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在化林坪定居后，由于生活富足，冉拉夫妇先后生育了六个儿子，长子冉拉阿普几洛、二子冉拉阿普吉木、三子冉拉阿普吉寿、四子冉拉阿普吉格、五子冉拉阿普吉黑、六子冉拉阿普阿卡。后来，冉拉夫妇六个儿子的后代除部分留在峨边境内定居生活外，有的去了美姑挖黑居住，有的去了马边定居，至今已传了15代，300多年的历史”。四是美姑挖黑方向，这个方向的彝族以日博洛、舒姑角为入口，迁徙来到万坪、白杨、大堡及新林等地。五是雷波、屏山方向，大约在明末，由黔西北迁徙到雷波、屏山的部分彝族顺着金沙江沿岸，通过连接乐（山）峨（眉、边）屏（山）驿道隘口白蜡坪来到杨河境内，继而发展到毛坪、沙坪一带。马边彝族主要经过平等、五渡和新林三个方向迁徙到峨边。凡迁徙到峨边的彝族几乎都居住在大凉山边缘，并逐步向腹心地带发展，有的与先期移民到这里的汉民族形成杂居状态。由于杂居相融的特殊关系以及与峨眉乐山距离较近的地缘关系，彝族与汉民族的关系逐步密切，受汉民族的影响较大，故其农牧业生产、居住、服饰等习俗与大凉山彝族基本相同又独具特点。 四、汉族的迁入及其分布特点 汉民族在峨边分布较广，且人口居多，历史久远。对于汉民族是如何迁入峨边既有史料记载，也有许多民间传说。除前述土著先民外，相传自秦惠文王移万民于蜀时，就有秦人来到峨边落户，见《华阳国志》“秦水”（秦水；即泾水，一名天津水，今名金口河。金口者泾口之讹也。昔秦惠王克蜀，移秦人万家以实蜀中，秦人思秦之泾水不得，乃呼此水为泾水，唐天宝中改名，秦水发源于西南激外，至金口墩入大渡河）可以佐证。据峨边旧县志记载，汉建元六年（公元135年），汉武帝西进伐蜀，大批汉民族为躲避战乱逃到峨边。明初时又因湖广猖乱，广东、湖南、湖北孝感一带移民被强躯入川，其中林、罗、张、王、马、万、赵、宋等姓先后进入峨边，落业普雄乡（原县属金口河永乐公社）、平夷堡（今大堡镇）、黄谷坪（今毛坪镇）等处，并从这三个中心逐步向沙坪、共和、新场、新林和杨村、宜坪、红花及其周边地带发展，分别在自己中意的地方“插签圈地、垦荒生产”。 汉民族从外地迁入时有的是以家族式集体迁入、集中居住，甚至以姓氏命地名，如大堡的彭村子、叶村子、红花的余家山、共和的赵山、新场的庞沟、毛坪的樊山、宜坪的张山、廖岗等。另据做客《百家讲坛》的纪连海讲述：明末清初（公元1644——1646年），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与明军张献忠所部在四川广大地区横征厮杀，明军战败后，蜀人几乎灭绝，天府之国人烟稀少，田地荒废。清廷掌朝后，朝廷采纳辅政大人螯拜建议，诏令全国，凡组织30人入川者记功一次；组织60人者封官；组织200人者封大官，赐大奖。就这样，广东及地处巴蜀边缘一带的“两湖”（湖南、湖北）百姓在一些好功名利者的威逼利诱之下纷纷举家迁到四川，其中不少人来到了峨边。刘朝荣（已故）在《毛坪建场与黄谷坪历史小议》一文中说，他的祖先就是在清乾隆年间入川，于嘉庆初年时到毛坪的。他还听罗仕焕、宋潘银老人传说，在之前的明万历年间，林、罗、赵、宋等八姓湖广移民已定居于包括毛坪、沙坪、共和一带的河谷地区，且人丁兴旺，此时仅毛坪的林、罗、赵、宋等八姓就有五百余户。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38年），朝廷为平定大赤口白露彝反，在毛坪及周边乡场就征募乡勇六百多人，仅毛坪林、罗、赵、宋等八姓就占二百余人。期间，毛坪罗姓家里还出了一位杰出人物，叫罗必珣，他组织并领导数百群众修通了三条堰渠，史称“三大罗堰”，即今天的上大堰、下大堰、中大堰。这些从湖广入川，并带着各种技艺和各自不同的文化风俗，先后来到毛坪的移民，不仅兴修水利，开垦稻田，发展农耕，而且修建了许多庙宇，建立了五省会馆，举办老君会（清嘉庆时改名铁匠会）、天后会、川主会、肖公会等庙会。水利的兴修，铁匠会的成立，庙宇的修建以及各种庙会的举办，极大地促进了毛坪及其周边地区农业和铁器制造业的发展，丰富了宗教及民间文化内涵。 峨边的汉民族普遍认为自己的祖辈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人，有的还以“手腕处留有绳索捆绑印迹”或“走路时习惯背手”是祖辈基因（DNA）遗传来证明其祖先是被迫捆绑入川而来到峨边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峨边的汉民族普遍将“解大小便”称之为“改手”。“改”即“解”之意。传说汉民族入川时双手都是反背用绳索捆绑着的，只有在大小便时才将双手解开，后来人们便用“改手”来意会“大小便”，并逐渐演变成普遍流行的地方土语，这既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又体现了汉民族雅俗文化和文明用语的特点。除了说自己的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广东人之外，还有传说是“北京人”、“河南人”的。民间传说虽无文字可考，但根据峨边汉族人的体貌特征、民居风俗、服饰穿戴、宗教信仰、农耕特点和文化风俗习惯与湖南、湖北、广东人相比，确实有许多相同之处，更何况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传说是事实，并非谣传。 五、彝汉民族大融合峨边更美好 历代汉民族移居峨边后，同土著先民及迁徙到这里的彝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已经融为一个和睦共处的民族大家庭，孕育出各自民族独特而灿烂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对峨边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今，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引下，全县彝汉各族人民正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建成四川省民族地区经济强县、原始生态旅游县和小凉山彝族特色文化县而努力奋斗，由此可见，峨边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注：关于文中彝族的迁徙路线、时间和汉族的来源、迁入时间、分布等问题，因没有更多详细的史料记载，大多是通过民间走访调查得来的，既不是历史定论，更不是胡编乱造。为使峨边的历史更清晰，文化更灿烂，期望读者和有识之士提供更多的史料，并参与峨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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