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蛮族入侵前的西欧第一节 希腊的城邦世界斯巴达与雅典的政治比较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希腊的城邦世界中，雅典与斯巴达是政治体制的两个极端，其他城邦的政治体制则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历史书籍只为我们提供了这两个城邦的资料，其他城邦则很少提及。 斯巴达人的祖先同其他希腊城邦一样也是多里安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建立了斯巴达城。他们先后占据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和肥沃的麦西尼亚平原，把当地的土著希洛人（Helots）变成奴隶。（我们不知道在多里安人入侵前希洛人社会的状况）到公元前6世纪时，希洛人的数量是斯巴达人的10倍。希洛人的社会角色就是为斯巴达人耕作，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所有斯巴达人都无需耕作，也被禁止经商和手工业；他们都是战士，从小开始严格的军事训练，使斯巴达人成为希腊最好的士兵，斯巴达也就成为希腊的军事强国。所有斯巴达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就像所有希洛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一样。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斯巴达人是侵占了一个已经拥有众多居民的农业地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通知地位，把当地的土著居民都变成了奴隶，而他们自己的种族成为统治阶级。显然，这种状况在希腊城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其他城邦似乎都没有遇到如此之多的土著居民，他们也无法靠种族统治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但是，就斯巴达人种族自身的政治状况而言，似乎与其他多里安人一样，仍然保持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有的历史学家把斯巴达的政治制度说成是寡头形式的专制政体，因为监察官组成的议会行使最高权力（监察官是如何产生的？），而由两个分别扮演最高祭司和军事指挥角色的世袭国王下达命令。（参见《欧洲史》上卷第97页）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斯巴达的政治基础是贵族统治，其中也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政治传统；经济则是奴隶劳动的农业社会，没有商品经济。（有一点没有搞清楚，斯巴达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还是分配到个人？从《欧洲史》作者转述亚里士多德的话“很大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妇女手中”来看，似乎是分配到个人，只有男人死了，妇女才可能拥有其丈夫或父亲的土地。如果是这样，拥有土地的多少就会有所差别，或按军功，或按级别。另外，武器和手工制品是如何得到的？）最初的斯巴达人彼此间的贫富差别不大，因为他们把简单的生活和勇敢作为价值标准，但其后则由于权力所导致的分配差异，经过时代积累后，贫富差距开始显现，到公元前4世纪时，富有的贵族家庭已经开始追求奢华了。 与简单的斯巴达社会不同，雅典的社会就复杂多了。雅典城邦中除雅典人外，还有外邦人，也有奴隶，但是只有雅典的成年自由男子才有政治权力。在这一点上，与斯巴达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在雅典只有公民才具有拥有土地财产的特权和在军队服役的义务。雅典是由有氏族血缘关系的十个原始部落组成的一个大部落，雅典的公民都是分属于这些部落的成员，每个部落由称为德莫的团体组成，这些团体在社会生活和军事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史学家没有说，德莫扮演的角色有何区别）这种社会结构延续了游牧民族的传统。雅典人最初是实行君主制，以后被九人执政官取代，他们都是贵族，所以这时的雅典政治体制也是寡头政治，与斯巴达也相差无几。但是其后，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雅典的政治体制开始朝向民主政治发展。 首先是公元前594年梭伦实行的改革。改革的原因自然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即出现了日渐贫困的自由民和逐渐富裕起来的地主、商人，他们都要求获得政治权力以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但是，改革的先决条件是任命梭伦为首席执行官，其地位凌驾于其他执政官之上，于是就为其后的权力集中埋下伏笔。梭伦的改革措施是：在经济层面是缓解社会矛盾，比如要求债主返还债务人的土地，禁止债务奴隶，让已经成为债务奴隶的人重获自由人身份；在政治层面是扩大政治基础，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设立新的法庭取代贵族最高法院的部分权力。这些举措虽然暂时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重新获得土地的人，还会因各种原因难以维持生活；禁止把平民变为奴隶的法律，也没能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仍不能阻止贵族们通过各种手段否决对他们不利的立法。 30年后，约公元前560年，成为雅典第一位僭主的庇西特拉图为了获取平民的支持，强制贵族把土地分成小块给无地的农民耕种（注意，这不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庇西特拉图死后，把僭主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这恐怕也是雅典历史上的第一次，它标志着雅典贵族的家族意识在增强。 到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成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他从雅典的原始政治势力基础着手，把原来按部落划分的区划改为按地域划分，希望以此割断贵族与部落之间的天然联系，但实际上，长久以来的贫富差别，也使雅典人不那么看重个人与部落的关系，这也是这项措施得以实行原因。克利斯梯尼在公民大会之上又成立了五百人会议，并赋予它最高的行政权力。至此，雅典的民主政治结构就完成了。 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在初期，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几乎相同，都是寡头政治；其后，由于政治体制对经济的不同影响使雅典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改变，而斯巴达却依旧不变。斯巴达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封闭的农业社会，其政治体制对经济进行严格的限制，窒息了任何可能的发展，从而也保持了政治体制的稳定；而雅典的政治体制则没有限制经济的发展，才出现了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当然促成这种变化的也有地理环境因素在内：斯巴达控制着肥沃的土地和数量庞大的奴隶劳动力，农业生产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斯巴达人口的数量从未超出甚至都没有达到奴隶劳动的供养能力，因此他们衣食无忧；而雅典（包括其他许多城邦）则不同，贫瘠的土地难以承受越来越多的人口压力，商品经济为他们找到了出路，不能生产粮食的土地却能够生长橄榄和葡萄，他们通过贸易换回了所需的粮食，这就等于使自己不能生长粮食的土地长出了粮食，商品生产和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政治的本质不在于政治体制的形式，而在于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制约作用，是促进还是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希腊的城邦制度，是游牧民族进入农业社会后，从部落制度发展起来的国家雏形，更由于希腊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这些独立的城邦发展出彼此不同的政治体制。它的政治体制的多样性，展现了人类在相同的起点所能产生的各种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如果还没有产生的就表明它是不可能产生的；政治体制的共同性即贵族或富有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则表明了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对经济的依附，。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有君主制的（如萨摩斯岛），也有专制的（如爱奥尼亚地区的城邦），还有不同形式的寡头政治（如斯巴达、柯林斯），更有民主制的（如雅典）。但是，这些政治体制的基础都是部落制的，仅仅是对本城邦的成员而言，与他们同住的外邦人尤其是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欧洲史》作者说，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梯尼把选举权扩大到了雅典地区的所有定居的自由人，而这时离雅典被斯巴达毁灭已经不远了），显然这是为了让他们增强对城邦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值得一提的是，除斯巴达外，希腊城邦的政府官员都是不拿薪水的，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够参与国家管理，虽然限制了一些人参政的机会，但也显示出国家管理的公益和服务性质，或许要比厚禄更能使政府清廉。梭伦执政时，为了能让平民参与国家管理为他们提供了任职津贴。可是话又说回来，平民又有几人对政治感兴趣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