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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看图说北京“南堂”和“北堂”

 飞天保龄 2013-02-04

 

        北京的南堂和北堂是北京早期天主教堂的俗称。

        南堂是位于北京宣武门的东北街口的宣武门教堂的俗称。 它的全名是“圣母无染原罪堂”(The Cathedral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南堂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教堂。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批准允许意大利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京留居,传教。(图01,图02,图03,)


图01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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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 身穿儒服的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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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3 利玛窦和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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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4 帝京景物略》卷四 -首善书院  1【北京老照片】看图说鈥溎咸免澓外湵碧免

图05 《帝京景物略》卷四-首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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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堂最初是利玛窦在京的居所。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利玛窦获准在京居住后,以五百金在宣武门内购地置房,还买下寓所旁边的“首善书院”(原为东林讲学之地),(见《帝京景物略》(崇祯八年,即1635年成书。卷四的第一篇)图04,图05)改作经堂,作为宗教布道习礼场所。早期的南堂名叫宣武门礼拜堂,规模非常小,是一座中国传统建筑,仅在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以表示其天主教堂的身份(图06)。利玛窦于1610年病故于北京。不久爆发南京教案,自此朝廷严禁中国人信教,南堂被官府封禁。明崇祯二年(1629年),礼部尚书徐光启受命主持修历,他举荐了一些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来京参与修历,其中就包括日耳曼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图07),从此南堂才又成为传教士的住所,并恢复了昔日的宗教活动。1640年汤若望被晋升为北京耶稣会传教区区长。(见《帝京景物略》图08,图09,图10中有关宣武门天主堂的介绍)

图06 利玛窦身着儒服,在简易的条件下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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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7 汤若望(1591年-1666年)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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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8 《帝京景物略》卷四-天主堂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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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9 《帝京景物略》卷四-天主堂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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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帝京景物略》卷四-天主堂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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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天主堂

        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酥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廪,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旁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酥像其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混天仪,右叉指若方论说次,所指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目容有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绘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盖帏,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儿,耶酥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

        按耶酥释略曰:耶酥,译言救世者,尊主陡司,降生后之名也。陡斯造天地万物,无始无形际,因人始亚当,以阿袜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诸罪过人。汉哀帝二年庚申,诞于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身,而以耶酥称,世居三十三年。般雀比剌多,以国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其教,耶酥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傅法者曰撒责而铎德,如利玛窦等。奉教者曰契利斯当。如丘良厚等。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于耶酥降生升天等日,曰大米撒。刻有天学实义等书行世。

        其国俗工奇器,若简平仪 (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图,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义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远近),候钟(应时自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 之属。玛窦亡,其友庞迪峨、龙华民辈代主其教。教法,友而不师。师,耶稣也。中国有学焉者,奉其厄格勒西亚七式。

(几点解释:文中提到利玛窦来自大西洋的欧罗巴国和教堂内画中的人物形如雕塑。文中还提到耶酥诞生于汉哀帝二年庚申,相当于公元前一年。现在公元纪年是以耶酥诞生那年为公元起始,两者基本相符。文中说耶酥生三日升去,现在说是复活四十天以后升天。圣经的新约部分是讲耶酥诞生以后的事情,用希腊文。其中几处提到了陡斯这个名词,是指今天圣经上说的天主,而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是宙斯,陡斯与宙斯发音相近,是否以宙斯之词代指天主。文中提到傅法者曰撒责而铎德,应是现在的神父或者叫司铎。文中提到奉教者曰契利斯当,今天称为基督徒。米撒,现在称弥撒。最后提到的天学实义等书,是指今天的圣经。) 

        大清建都北京后,清廷很赏识汤若望的才智,于顺治二年将汤若望编篡的新历法颁行天下,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钦天监监正。清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皇帝亲政后,非常欣赏汤若望,在加封之后又赐宣武门内原天主教旁空地一块,赐银一千万两,准许汤若望重建新教堂之用。汤若望在宣武门礼拜堂的原址上开始了天主堂的翻建工程,两年后(顺治九年)(1652年)一座中国风格的大教堂建成了,据史料记载,“一年之内,城里长出了一座在远处一望而知的20米高的巴洛克式教堂。教堂上面一座圆顶,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连罗马教会都会有这样一座教堂建筑而骄傲”。新建的大教堂很宽阔,圣堂长八丈,宽四丈寺尺,以无沾圣母为主保,东西院还设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传教士住宅等。 “牖器饰,如其国制,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 南堂落成后,顺治皇帝曾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赠“通微佳境”的堂额(有称“门额”。可能是指临街石牌坊上的字。关于南堂的石牌坊很少有记载。)和御制天主堂碑铭。顺治皇帝对汤若望和宣武门天主堂非常关注,曾24次亲临南堂。由此可见南堂在当时的政治地位。

        南堂最早是什么样?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幅绢画(图11)。

        图11 北京南堂内花坛间正在举行盛大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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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无任何文字。收藏图书馆的注释为:绘于十七世纪下半业,标题为:北京南堂内花坛间正在举行盛大仪式。如果依照这幅画的说明,那么画中的内容很可能表现的是顺治九年(1652年)到康熙三年(1664年)之间南堂的情况,从绢画可以看出,这一座“中国风格的大教堂”。

        顺治皇帝去世后,汤若望在康熙三年(1664年)被杨光先参劾入狱,南堂也因此被毁。汤若望获释出狱后不久于康熙五年在南堂去世。继汤若望之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  1623~1688)(图12)深得康熙皇帝的恩宠。康熙帝亲政后为汤若望平反,还将所占用的教堂,墓地全部归还给天主教。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又恩准在北京修建南堂和东堂两座教堂,允许恢复宗教生活。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皇帝两次亲临南堂看望南怀仁,并为南堂御题“万有真源”匾额和“敬天”匾额,命悬挂于南堂大堂中。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北京被划为主教区,并将南堂作为主教座堂(图13,图14)。由于南堂曾两次遭地震破坏,康熙皇帝在四十二年(1703年)特赐库银十万两,“饬工部重建大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宣武门天主堂重修工程开始,十年之后一座欧洲风格的高大建筑落成,这是北京城内继蚕池口天主教堂之后第二座欧洲风格的建筑。 

        图12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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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西方传教士向康熙皇帝介绍天文知识 (169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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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由南怀仁主持设计重建的观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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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蚕池口教堂位于皇家园囿西苑三海(即南海、中海和北海)中海西岸(图15)。据史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皇帝患疟疾,服中药无效,后服了当时在京的耶稣教士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年)和白晋神父(Joachellom Bouvet)献上的“金鸡纳霜”(quinquina),病愈,大悦,召见两位神父,并把蚕池口一块地赐予耶稣教会以示酬谢,并赐银数万两,允许在蚕池口建天主教堂。蚕池口教堂1703年建成后曾有记载:这座教堂一进门是一个四十法尺宽(十法尺为一丈),五十法尺的院子。院底为圣堂,长七十五法尺,宽三十三法尺,高三十法尺。中国史料记载:(北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

        最初的蚕池口天主堂是什么样,我们只能从《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中看看这座“老北堂”的模样了(图16,17)。

        图15 蚕池口天主堂(老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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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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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乾隆京城全图》蚕池口教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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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因罗马教皇颁布中国天主教徒不准祭天,祭祖和尊孔等六项禁令,康熙明谕禁教,直至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均不曾有所改变。

        不过清政府虽有禁止宣教法令,但并不排除可为清廷服务的传教士,大批精通历法,绘画,医学,建筑,西学的传教士被留了下来,北京的四大教堂不但完好地保留下来,还允许举行教会礼仪。

        南堂自它建成之日就是多灾多难。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北京发生地震,南堂建筑在地震中遭到损毁,次年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出资重建宣武门天主堂,重建的南堂采用了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建筑平面取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教堂屋顶做穹窿状。雍正八年南堂再次在地震中损毁,雍正皇帝专门赐银一千两用于南堂的重修,重修后的南堂延续了原先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门窗屋顶皆用穹窿设计,显得更加敞亮和气派。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堂又毁于火灾,乾隆皇帝赐银一万两用于恢复教堂原貌,并且手书“万有真原”的匾额赐予教堂,“完全恢复旧貌”。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于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加之当时住在南堂的一些传教士常常贩卖鸦片,为了息事宁人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蚕池口北堂被封,并废弃。南堂宅院拆毁变卖,只剩下了一座空教堂。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派使臣拉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Théodore de Lagrené,1800  - 1862 )(图18)来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迫使道光皇帝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在获得在华传教的权力后,进而要求发还被封闭的教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清政府不仅答应“給还旧产”,同意发还被查的天主教堂。南堂遂即发还。1860年(清咸丰十年)10月23日,法军中将司令孟托班(图19)(又译作:蒙托邦,Charles Guillaume Marie Appollinaire Antoine Cousin Montauban,此人因其率领法军在北京八里桥获胜,在1862年被拿破仑三世赐封“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 ) (图20)决定在已被关闭20多年的南堂,为侵略军阵亡士兵举行“追思弥撒”。当时的南堂一片荒芜,部分墙塌屋倒,连十字架也被拿掉。孟托班派了一队工兵,用了不到四十八小时,就把“教堂装修就绪”。不仅重新安上了铁十字架,还配装了大钟。29日由主教孟振生神父(Joseph-Martial Mouly, 1807年-1868年)(图21)主持重新开堂举行了“追思弥撒”。

        图18  照片摄于1844年。照片中左数第二是参加《中法黄埔条约》的特使拉萼尼。白字为法语《黄埔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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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八里桥伯爵 Comte de Pali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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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中法八里桥之战  Combat du pont de Pa Li K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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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孟振生(Joseph-MartialMouly,1807年-1868年日)【北京老照片】看图说鈥溎咸免澓外湵碧免

        图22是一张水粉画,表现的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南堂:南堂大门前的照壁的东半边已塌落,照壁北的牌楼门(应该是顺治初建时的汉白玉石牌坊)增加了防塌的戗柱,石牌坊东、西两侧的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了。不过大门内院的碑亭依然存在。这就是后来被义和团烧毁的教堂。

图22 1860年 - 宣武门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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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摄影师 Thomas Child 在1873年(图23)和1874年(图24)拍摄了已经修建好的南堂的照片。从这两张照片可以看到:大路南侧的照壁已经修复完整。石牌坊东侧已建起东院围墙,院内建筑还不多。东院围墙的西南角砌出延伸墙和石牌坊衔接。石牌坊的西侧也砌起对应的围墙,把原大门作为前院后的二道门。修整后的石牌坊去掉了戗柱,坊门安置了木栅栏,中门坊额有字。二门上方可清楚地看到“敕建天主堂”。二门后面的小院里,东西两各一座碑亭。这是南堂1900年烧毁前少有的清晰照片。

图23 1873年-南堂 (清晰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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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1874年-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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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神父唆使法国先遣军司令,向清政府索要基督教在明末清初时期建筑的东堂、西堂和北堂。法国传教士根本不考虑东、西、北三处教堂因“礼仪之争”后已经荒芜,原地基上已有其它居民居住,一律强令中国百姓立即迁走。清朝政府怕激起民变,只得与法国传教士协商,拨给教会八千两白银作为北堂的赔偿费。这位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收了钱,不久却再次强硬地向清政府索要北堂。清朝政府只得强逼北堂地基上的居民搬迁,将东、西、北三处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但是已经拨给教会的八千两白银,却分文未能收回。1866年(清同治五年),教会用勒索之银在蚕池口地址上重新修建起北堂。作为北京枢机主教公署办公的所在地。

        同治五年在蚕池口地址上重建北堂是什么样?

        由于蚕池口教堂位于横跨中海和北海的御河桥(因桥西有“金鳌”,桥东有“玉蝀”木牌坊,又称金鳌玉蝀桥)西侧的路南,教堂的钟楼高耸,在拍摄有“金鳌牌坊”的御河桥时,很容易在背景中找到“老北堂”的身影。(图25)

图25 蚕池口教堂(老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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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 是Thomas Child 1876 年拍摄的御河桥,尽头是“金鳌”牌坊(桥的西侧),在桥南的树梢中有一个建筑的影子,那就是“蚕池口教堂”。由于“老北堂”从1889年起属“皇产”,躲过了“义和团的反教会行动”:图27是日本人小川一真1900年照片中的“蚕池口”。图28和图29均为1901年在御河桥上拍到的教堂“身姿”。图30是1901年在热气球俯拍的“蚕池口教堂”。在1902年出版的《随军摄影》中有一张至今我见到最清晰的“蚕池口老北堂”的正面照(图31)。

说明:我起初引用一张同影集里的“蚕池口教堂”的照片,有人提出质疑,因原图太小, 轮廓展示有疑点,这里引用照片已足以说明,因此撤掉。谢谢ZHAOHQ

图26 Thomas Child 1876 年拍摄的金鳌玉蝀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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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日本】小川一真 1900年:在金鳌玉蝀桥南栏杆拍摄的蚕池口教堂,图左大殿为紫光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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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1901年蚕池口教堂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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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1901年蚕池口教堂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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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1900年热气球俯拍的”蚕池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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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随军摄影》中的蚕池口”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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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老北堂”的叫法是因为有了“新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

        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向中国发动了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三山五园被毁,慈禧太后失去了享乐场所。1864年,慈禧垂帘听政后,力图恢复圆明园,可因财力枯竭,又有部分臣僚直言反对,修复圆明园的动议搁浅。即使重修颐和园也是困难重重,难遂心意。时间转眼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经历了两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要把大清的军政大权交给年满十六岁的光绪皇帝了。念念不忘政权的慈禧想出一个主意:她决定一面归政,一面仍由她“训政”数年。“训证”不能离皇宫太远。慈禧在准备退居幕后时,建她“归政”后颐养享乐的场所 ——“集灵囿”。当初的中海西岸到西苑围墙的空间很小,除“紫光阁”之外就没有什么建筑设施了。要想扩建,必须扩大中海西岸的面积。慈禧太后看中“太液秋风”的风光,选择在中海西岸中段,丰泽园与紫光阁之间的空地,兴建以仪銮殿为主的建筑群,作为她日常起居的寝宫。这组建筑正好要建在西苑围墙的边上,紧靠围墙的背后就是“蚕池口”,天主堂高达八丈四尺,离“集灵囿”很近,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图32)。

        图32 蚕池口教堂和太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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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警觉到这个教堂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她早就想把这根刺拔掉,但是办起来并不容易。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慈禧委派李鸿章全权办理有关北堂搬迁与洋人谈判事宜。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经多次协商,清政府将西什库(图33)三分之二的面积提供外国教士移建新堂之用,并拨库银三十五万两作为迁移费用。迁移时间以两年为限,新堂高度以五丈为限(比原堂降低三丈四尺),“原教堂内的一应珍奇古玩、家俱风琴等器物,均留堂内,以作所效”。

图33 - 1 1887年以前这里是皇家的十座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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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 2 1888年西什库教堂所占位置。建筑格局可参看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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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李鸿章和教会谈判的结果1888年新的北堂在西什库建成。因此在1900年之前的皇城西北面两个“北堂”同时存在。(图34)

        图34 自1888年之后直到1901年之前在京城的皇城内,西苑的西边矗立着两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 蚕池口教堂(属皇产,不再有宗教作用)和西什库天主堂(主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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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建“西什库北堂”按规定仿制“蚕池口北堂”。可是从现存的当时照片来看,在局部装饰上还是有些不同(图35)。

图35 1888年新建的西什库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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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西什库天主堂经历了“义和团的炮火”。

        八国联军在1900年8月14日凌晨攻陷北京,解围了西什库教堂,图36是“炮火洗礼”后的“西什库北堂”。

        图36 1900年刚刚被八国联军解围的西什库教堂。教堂前的沙垒依在,碑亭前还有大炮。注意中门上方的“圆花窗”(rosace)破损处,。教堂大门中间上方独个圆花窗代表“圣母”,是哥特式天主堂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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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时指挥领导守卫教堂的大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1851-1906)(图37)在教堂解围后,请求法国工兵帮助清理场地,便于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图38,图39) 

图37 樊国梁  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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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清理后在教堂门前留影的外国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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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中国信徒进入教堂作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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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西什库教堂就进行了全面的重建(图40)。重修的速度很快,一年就完工了。重修后的西什库天主堂(图41)主要建筑保持原样,不同的是:大堂正面两侧钟楼在原来钟楼基座和楼顶之间增加了一层。原来钟楼塔矮于中门塔,重建后两边的钟楼塔高于中门塔。除此之外,重修的西什库北堂基本保持了新建时的格局,因为新建和重建都是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参与设计的(图43 - 1,2)。

图40 正在修复1900年损毁的西什库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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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 1901年修复好的西什库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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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 2 1901年修复好的西什库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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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 3 今天的西什库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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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 1  樊国樑主教(拍摄于1905年.第二年就去世了。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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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 2 樊国樑主教组织设计的西什库天主堂(北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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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八国联军曾对战火后的北京城,用热气球进行了航拍。宣武门的南堂就不像两座“北堂”还有一个完整的模样。图44 就是被义和团烧毁的宣武门南堂后的状况。在当年法国《世界报》的“画版”中,就有一幅“1900年北京义和团事件-火烧圣母无染原罪堂”的画图。图中的建筑还是原南堂火烧前的模样。(图45,46,  47,  48)。

图44 1900年被毁坏的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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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1900年法国《世界报》画版: 北京义和团运动 -火烧圣母无染原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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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火烧圣母无染原罪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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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火烧圣母无染原罪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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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火烧圣母无染原罪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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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南堂主堂和附属建筑修复竣工,如图49所示。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宣武门天主堂的建筑。(图50)

图49 1904年重建后的宣武门天主堂(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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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今日的宣武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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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走进南堂,在高大的教堂面前,显得空间十分狭小。这里已经见不到更早一点的历史遗迹了。

        我相信在某个角落,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一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遗存。

        圣母无染原罪(图51)哺育无罪圣洁的灵魂,护佑美丽圣洁的南堂(图52),让人之初性本善之原善发扬光大。

图51 圣母无染原罪

【北京老照片】看图说鈥溎咸免澓外湵碧免

图52 愿南堂永葆如诗如画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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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引自:枫影斜渡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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