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什库北堂图片史

一、北京蚕池口北堂的源起：

1693年，康熙皇帝身染疟疾，久治不愈，病势加重，三位清廷御医束手无策。疟疾属于传染性疾病，而且死亡率极高。眼看着康熙病势日渐严重，高烧不退，满朝文武都心急如焚。在北京的传教士张诚、刘应和洪若翰奉上金鸡纳霜药（即奎宁），声言服之必愈。然而，皇帝的三位御医却坚决不同意皇帝服用传教士的西药。他们害怕传教士的药会毒死皇帝。最后还是康熙自己决定先服用一半的剂量试试。既然皇帝自己坚持服用，御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奎宁对疟疾的疗效非常好。服药的当天晚上，康熙皇帝的高烧就退了，然而因为服用的剂量不够，病势只是减轻而已。三位御医和朝廷大臣们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四位朝廷大臣自告奋勇甘心为皇帝冒生命危险。他们愿意当着康熙的面以身试药，康熙皇帝同意了。服药的当天晚上四个大臣都安然无恙，可康熙皇帝却过得很不安宁。睡不着觉的康熙凌晨三点就召见索额图亲王，让他马上去了解四位大臣服药后的情况。当得知四位大臣安然无恙后，康熙不再犹豫，也不再听御医的劝阻，立即喝下了足够剂量的金鸡纳霜。一天一夜过去了，康熙和大臣们担心被毒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康熙平安无事，整个皇宫一片欢腾。之后，康熙继续每天服用传教士的西药。很快，康熙皇帝痊愈了。痊愈之后，康熙严厉训斥了三个御医，对他们说道：“你们见死不救，就怕我死了归罪于你们! ”刑部建议判处三个御医死刑，康熙皇帝开恩将死刑改成了流放。可怜的三位御医只好在流放之地了却余生了。

随后，康熙在养心殿召见在京传教士，为表达感谢，将地处西安门外蚕池口一处被抄没官员的房屋和旁边的土地赏赐给传教士，并颁赐银两建造教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听闻蚕池口建造教堂，也寄赐银两，资助建造。教堂历经4年完工，为北京第三座教堂，又名救世主堂，俗称北堂。教堂长23米、宽10米、高9米，前脸以希腊哥林多形状石柱装饰支撑，正门上方镌刻匾额，书“敕建天主堂”五个大字。教堂于1703年12月9日由东方巡阅使耶稣会士闵明我神父祝圣开堂。康熙皇帝又钦赐匾额“万有真原”和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在神父们居住院落的大门入口，一个中式的荣誉牌坊，俗称牌楼，建造了起来，皇帝的匾额和对联被悬挂在牌坊上。这就是北京北堂的源起。

                           图1  乾隆京城全景中的蚕池口北堂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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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康熙时蚕池口北堂平面布局图

图3 康熙钦赐匾额及对联

二、北京蚕池口北堂的被毁：

1723年，雍正皇帝登基，随即开启了历史上大清帝国的百年禁教。1724年1月11日，雍正朱批允准闽浙总督所奏及礼部建议，下令各省传教士于6个月内迁居澳门，同时谕令官吏对传教士要“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此次被驱逐出境的各修会传教士共29人。只是后来因为戴进贤的求情，这些人才被暂时安置在了广州。

此圣旨颁布两个月后，雍正皇帝又谕旨将苏努以70人之死党的罪名革去贝勒爵位发配边疆流放。此时的苏努已经年近80岁。苏努一家大小70多口，连同仆人则有300多人也被一并流放塞外。苏努不久即在流放之地死去。雍正还谕旨，禁止苏努家族人员与京城有任何联系，一经发现则严惩不怠。雍正皇帝一石二鸟，即铲除了权势异己，又拉开了禁止天主教的序幕。

“京都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各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 这只是蚕池口教堂悲惨命运的开始，雍正八年（1730），“京师地震，南北二堂，亦被损伤”。“降生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皇上降旨，惟令籍没北堂，将地基卖与某官于姓为业，价银五千两，较所值不过十分之一。其大堂则令拆毁，大堂前悬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至是以黄缎包裹，交内务府，收寄于库。于姓殁无后嗣，堂院转售于宗室某人。宗室于大堂故址之上，复建房屋，令眷属婢妾，寓居其内，清洁之区，几成牢苙矣。至咸丰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年，法国与中国互订合约，归还其堂，传教士等，扫除荒秽，惟见法国皇上，类思第十五位，所赠之铁栏杆，与堂前之石座铁球两架，依然尚在，即以大堂旧基上之屋舍，权为小堂而祷祀焉。”

三、北京蚕池口北堂的复建：

1844年12月14日，两广总督耆英于同日连上两道奏折，恳请道光皇帝酌情弛禁天主教。1846年1月17日，耆英再次上奏道光皇帝，请求在内陆解禁天主教并发还教堂旧址。同年2月20日，道光皇帝准许耆英奏请，谕旨：“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尚存者，如堪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学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藉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陆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道光皇帝的这道圣旨在大清帝国内正式弛禁了天主教。但北京四大教堂的归还又等待了数年。1860年11月，咸丰皇帝谕旨，勘定教堂四界，颁发文书，转交给京城的法国籍遣使会会士孟振声主教。在得到清廷在护照上盖的官印之后，孟振声返回法国去募捐重建京城教堂的费用。1862年6月，孟振声携带复建教堂的捐款回到北京，随即开始重建京城教堂的工作。

图4  咸丰年颁发的孟振声的护照

四、北京蚕池口北堂的复建： 1865年5月1日，复建蚕池口北堂工程奠基。复建之北堂基本依照此前之样式和规模。1866年1月1日，孟振声主教祝圣复建的北京蚕池口北堂。 

图5 蚕池口北堂会院绢绣图

图6-7-8  1871年拍摄的蚕池口北堂正侧面

图9 1871或1878年拍摄的蚕池口北堂内景

图10 1901年拍摄的蚕池口北堂正面

图11  1901年从热气球航拍的蚕池口北堂

五、北京蚕池口北堂的迁建：

1885年，慈禧太后提出用西什库一块地交换蚕池口教堂。钦差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随派英国人天主教教友敦约翰前往罗马商议此事，并商讨中国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事宜。1886年5月2日，李鸿章接到敦约翰电报说，教宗同意迁移北京北堂，并请法籍遣使会士樊国梁迅速赴罗马具体协商。1888年，新北堂，即西什库北堂建成使用，并完成搬迁。1900年6月，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北堂，大约有3300多名教友逃入教堂内避难，加上原有人员和71名欧洲人，大概有近3500人被围困在教堂院子内。与此同时，京城多达20多处洋房洋楼洋药房和工厂被烧毁。“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城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且有自投罗网者，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杨典诰，《庚子大事记》，第7页） 京城遭难者并非仅仅基督徒，也包括众多无辜百姓。“团民聚集二三十人，无拘铺户、住户，所居之房，硬指为教民之产，立欲烧毁，虚张声势。住房者与左右邻居自然恐惧，势必大众跪求。或许在坛中献银若干，或助米粮若干石，约家业丰饶，以定捐款之多寡。团民饱欲俯从，遂至院中用刀剑假为劈画，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此坛团民才去，彼坛团民又来。城内城外居民铺户，遭逢此难者，每日数十起。” 这些百姓“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仲芳氏，《庚子记事》，第22页，第27页）  6月15日，义和团和清兵的14门火炮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并每日换班轮番攻打，樊国梁带领神父教友和几十名法国水手的洋枪队誓死抵抗，到8月1日时，义和团“仅将四围群房烧拆数十间，大楼毫无伤损。附近之铺户居民，则焚抢无遗矣。”（同前，第 28页） 直到11国联军进京解围，义和团始终未能攻克西什库教堂，逃入的教友们得以保住性命。西什库教堂被围两月余，在整个事件中，“共死教民四百人，地雷炸死小孩七十六口，法兵死十人，意兵死五人”。

至1902年，蚕池口教堂及附属建筑拆除。

图12-13  1887年新北堂设计平面图及说明

图14 1888年新落成的西什库北堂

图15  1900年8月12日义和团地雷炸出的北堂后院仁慈堂的大坑

图16-17 1900年被义和团毁坏的西什库北堂

图18-19 1901年热气球航拍的修复前西什库北堂

六、西什库北堂的修复：

在庚子议和后，清廷出资赔偿，教会随即着手对教堂进行修复。因为教堂主体并未遭到毁坏，主要对教堂被毁坏的前脸进行了修复。1900年前，前脸的三个三角形尖塔，中间的较高，树立有十字架。修复后，前脸的东西两个尖塔均加高一层，并树立了天使塑像。前脸的中间尖塔并未增高，十字架也换成了天使塑像。

图20  1904年修复后的西什库北堂

在1958年“献堂献庙”的运动中，西什库北堂被献给国家，中国最大的两个图书馆之一北堂图书馆所藏图书和一批稀有文献，被移交给北京图书馆收藏，亦有部分图书散落民间。教堂内全国最大管风琴被破坏，教堂被用作仓库。“文革“结束后的1985年，政府将北堂归还给北京教会，由赵景荣神父主持修缮工作。在完成修缮后于1987年重启使用。2006年，西什库北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政府出资对西什库北堂内部进行了修葺。

图21   今日西什库北堂外景

图22  2016年修缮前的西什库北堂内景

图23  2016年修缮后的西什库北堂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