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梁升卿书《张说墓志》考略

临泉书屋 201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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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7 21:03:20)

唐梁升卿书《张说墓志》考略

梁继

内容摘要：本文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对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张说的生平行状进行考证，对前人漏考之处予以补充。其次对《张说墓志》的书法进行考证，对梁升卿的书法、《张说墓志》的书写风格、志盖书写者为梁升卿等问题进行考证，同时对玄宗李隆基、张说、张九龄、梁升卿等人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考述。

关键词：张说梁升卿行状隶书

《张说墓志》，全称《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张九龄撰、梁升卿书、卫灵鹤刻。1999年秋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县吕店乡万安山南麓袁庄村，志石现藏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著录首见于《书法丛刊》2000年第三期赵君平《唐张说墓志述要》，《文物》2000年第十期亦刊有李献奇《唐张说墓志考释》。

墓志为青石质，近方形。志盖盝顶，高53厘米，宽52厘米，斜刹16.4厘米，边厚5厘米。盖顶篆书“唐赠太师燕文贞张公墓志”3行12字。志高80.8厘米，宽80.4厘米，厚16.5厘米。志文隶书32行，满行33字，共936字，有浅线界格。

张说(667-730)，两《唐书》有传。唐代文学家。字道济，一字说之。一生历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为宰辅。《全唐文》卷二九二录有张九龄撰《张说墓志》文，与出土墓志略有区别，根志文可校《全唐文》之讹误。《张说墓志》所述张说行状多见史载，李献奇先生已经有考证， ^[1] 本文仅对前人漏缺之处进行补正，并对墓志书法略作考证如左。

一、志文

志文中说“皇帝悼焉，制赠太师，盖师傅之旧，恩礼有加也。诏葬先远，襄事有日，又特赐御辞，表章琬琰。”张说与玄宗李隆基渊源极深，“玄宗在东宫，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 ^[2]。“及太平用事，储位颇危，说独排其党，请太子监国，深谋密画，竟清内难，遂为开元宗臣”。^[2]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渊源，张说病时，“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 ^[2]

“公讳说，字说，范阳方城人。晋司空壮武公之裔孙，周通道馆学士讳戈府君之曾孙。赠庆州都督讳恪府君之孙。赠丹州刺史、刑部尚书讳骘府君之季子。”范阳方城，今在河北省固安县南。张壮武，即张华，因受封壮武郡，故称张壮武，《晋书·张华传》曰：“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 ^[3]张华与陆机兄弟友善，《晋书》载“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 ^[3]张说的曾祖张戈，具体行状不详，唐人王勃曾为张戈作《周故通道馆学士张府君墓志铭》，然王勃文集中没有收录。关于张恪，张说在《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中是这样记载的：“讳恪，无禄早世。”张说的父亲张骘“不禄俸不奉亲，不机杼不资身” ^[4]，也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至于张骘赠丹州刺史、刑部尚书衔，完全是因为当时张说位居要职的缘故，这在《全唐文》卷二二八《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中有明确记载。古代因后人显赫，其父祖获赠官职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张说父祖的赠官，亦属此例。

“初天后称制，举郡国贤良，公时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教书，迄于左丞相，官政卌有一，而人臣之位置极矣。”张说作官是在永昌元年（689），《新唐书·张说传》载：“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阙。”永昌元年（689），张说官太子教书，至开元十八年（730）去世，正好为41年。

“守正而见逐者一，遇坎而左迁者二。其馀总戎于外，为国作藩，所平除者，唯幽并秉节钺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守正而见逐者一”是指张说在长安初年张说被流配钦州的事。“时麟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称其谋反，引说令证其事。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是易之诬构耳。元忠由是免诛，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员外郎，累转工部侍郎。” ^[2]依上文推测，张说流配钦州应该是长安三年（703）的事情。

“遇坎而左迁者二”，其一是张说与姚崇不合，为姚所构，而罢为相州刺史的事。“俄而为姚崇所构，出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 ^[2]其二是因为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奏弹张说引术士夜解和受赃而去职的事情，这里原因颇多，与御史中丞宇文融的矛盾则是起因。《旧唐书·张说传》记载的很详细，“融等每有奏请，皆为说所抑，由是铨综失叙”。因此引起“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终“为隐甫等所鞫伏罪。”期间高力士对张说颇回护，奏玄宗云：“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念旧情，“由是停兼中书令”，而崔隐甫及宇文融等人担心张说复职后于己不利，“又密奏毁之”，721年“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2]

“其馀总戎于外，为国作藩，所平除者，唯幽并秉节钺而已。”是指张说外放任官的情况。《旧唐书·张说传》载：“迁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仍赍史本随军修撰。”开元九年（721），胡贼康待宾率众反，玄宗“诏王晙率兵讨之，仍令说相知经略。”开元十年（722）张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2]

“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对照两《唐书》和《新唐书·表第二宰相中》，可知，张说于开元元年（713）任“检校中书令”，开元九年（721）“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年（722）“兼中书令”，开元十四年（726）“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开元十七年（729）“复为右丞相，迁左丞相。”最后一次任相，离张说去世仅仅一年。

“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及公大用，激仰后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张说擅诗文，在有唐一代颇负盛名。“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脽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 ^[2]

“太常议行，谥曰文贞。”按唐制，官员三品以上即可以请谥号，张说官居一品，请谥号只是例行的事情而已，但对于张说谥何号却有了争议。“太常谥议曰‘文贞’，左司郎中阳伯诚驳议，以为不称，工部侍郎张九龄立议，请依太常为定，纷纶未决。玄宗为说自制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曰‘文贞’，由是方定。” ^[2]由是可知直到去世，张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张九龄立议“文贞”，是因为与张说关系密切的缘故，而阳伯诚反对，恐怕还是出于因为“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的影响所致。唐玄宗亲自为张说制神道碑文，并最终定张说谥号“文贞”，最主要的原因是张说曾任玄宗太子时的老师，以及为玄宗即位立下功劳，而使玄宗念及旧情。

“廿年秋八月甲申，迁窆于万安山之阳、燕国夫人元氏袝焉。夫人故尚书右丞、武陵公怀景之女也。”万安山，现在河南洛阳伊川县吕店乡。张说逝于开元十八年（730），两年后（732）与夫人元氏一起葬于万安山。根据张说为其父亲所撰的《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之碑》知道，张说的父亲即葬于万安山，可见万安山应该是张说家族的墓葬之地。由此推测，开元十八年（730）张说去世时应该时暂时葬在长安，而两年后迁窆至万安山。

元怀景，两《唐书》无传，据张说《唐故左庶子赠幽州都督元府君墓志铭》知道元怀景为武陵王元雄曾孙。开元十年（722）卒，赠幽州刺史。^[4]《唐故左庶子赠幽州都督元府君墓志铭》志文由张说所撰，元怀景若生前曾任尚书右丞职或死后追赠此官职，张说不会不写，故元怀景应为幽州刺史，张说墓志中元怀景之尚书右丞职，系张九龄之讹误。

“及公之贵，联姻帝室。……长子均，中书舍人。次子垍，驸马都尉、卫尉卿。季曰埱，符宝郎。”“联姻帝室”，指张说次子张垍迎娶公主之事。张说二子均能文，长子张均曾任刑部尚书，却为李林甫所抑，后来张均依附权臣陈希烈。待杨国忠执政，又罢陈希烈知政事。张均在失望中郁郁寡欢。待安禄山之乱起，受伪命为中书令，禄山败后，张均本应处极刑。因张说于肃宗有旧恩，才免死，而被流放合浦郡。张说次子垍，深受玄宗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尝赐珍玩，不可胜数。……天宝中，玄宗尝幸垍内宅，谓垍曰：‘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垍错愕未对，帝即曰：‘无逾吾爱婿矣。’” ^[2]可见玄宗对他的爱重。但权臣“杨国忠闻而恶之，及希烈罢相，举韦见素代，垍深觖望。” ^[2]后来与其兄一样“垍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垍死于贼中。” ^[2]张说三子张埱为宜春郡司马，后迁为太常卿。

二、书法

志文之外，其书法亦值得关注。《张说墓志》为梁升卿所书。梁升卿于开元二年（714）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及第。此后任奉天县尉、雍县尉，迁拾遗，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祠部员外郎、户部郎中、中书舍人、莫州刺史、广州都督、太子右庶子。升卿长于书，其书名虽未能煊赫于史，然于唐代则以隶书名于时，而为唐开元年间名家。

对于梁升卿的书法，时人和后人多有评述：

《新唐书·韦安石传》载：“抗者，安石从父兄子。……所表奉天尉梁升卿……为僚属，后皆为显人。升卿涉学工书，于八分尤工，历广州都督，书《东封朝觐碑》，为时绝笔。”^[5]

唐人吕总在《续书评》中，评价梁升卿的书法“如惊波往来，巨石前却。”^[6]

宋人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将梁升卿的书法归为能品。

清人刘熙载《艺概》中说：“欧阳文忠于唐八分尤推韩、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为书杰，而四家外若张璪、瞿令问、顾戒奢、张庭珪、胡证、梁升卿、韩秀荣、香弼、香实、刘升、陆坚、李著、周良弼、史镐、卢晓，各以能鸣，亦未可谓余子碌碌也。”^[7]

梁氏既长于书，其实碑版亦多有其所为者。据朱关田先生考证，梁升卿所书写的碑刻墓志有19种。^[8]

在梁升卿书写的这19通碑刻墓志中，立于开元十五年（727）的《萧灌碑》和开元二十一年（733）的《冯昭泰碑》均由玄宗题额，而《张府君碑》由玄宗撰文并题额，由梁升卿书丹。由此亦可见梁升卿与玄宗之间的书法交谊，亦可窥见梁升卿于玄宗朝书法声名之重。

唐代隶书以工美为尚，而这种工美特征的产生则源于唐代隶书的兴盛。丛文俊先生认为唐代的科举书判取士、唐代对书学生的教学要求和唐玄宗善八分书是促使唐代隶书兴盛的直接原因。^[9]而这三种原因，又进一步促使更多的士人学习隶书，风格趋于统一，最终形成巧秀工美的唐代隶书。《张说墓志》的隶书风格突出地体现了唐隶工美的特征。

《张说墓志》书于开元二十年（732），与书于开元十一年（723）的《御史台精舍碑》相比，《张说墓志》书法更为完整地体现了唐人隶书的精熟特征。

邱振中先生评价梁升卿所书写的《御史台精舍碑》时说：“所有点画都肯定、准确、规范，例如撇，不论在哪里出现，你都会感觉到它后面不容怀疑的精确的操作。结构极为匀称，同一字中平行的横画将空间准确地分割。” ^[10]邱振中先生所评论的虽然是《御史台精舍碑》，但也基本道出了唐隶的基本特征。然从《御史台精舍碑》来看，梁升卿的隶书还是取自汉代，在风格上与《乙瑛碑》有相神似处。梁升卿此时的隶书字形略扁，线条的粗细变化比较明显，起笔收笔还比较含蓄。与《御史台精舍碑》相对照，我们发现《张说墓志》中的隶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梁升卿的隶书字形略呈方整之态，线条的粗细变化不是不明显，在整体风格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汉隶，而为成熟的唐代隶书了。梁升卿此时的隶书已经十分平整精熟，但精熟之后也带来弊端，我们看其隶书撇划最后的顿笔和提笔，都是明显的顿挫一下，然后向上挑去，成为一个模式，形成了习气。

通过《御史台精舍碑》和《张说墓志》的简单比较，我们约略知道了从开元十一年（723）倒开元二十年（732）梁升卿隶书的发展和变化过程，而且从这个侧面亦为我们关照唐代隶书提供了参照，这亦堪为《张说墓志》书法意义之所在。

《张说墓志》刻工十分精良，对一些细微的笔画交代得十分清楚，透过刀锋，可以想见其时的墨迹原貌。刻者署名卫灵鹤，鄜州三川县丞。据朱关田先生考证，卫灵鹤与《伯夷叔齐碑》的刻者卫鹤为同一人，并于开元廿四年（736）奉教检校镌勒并题篆额玉真公主正书徐峤《金仙长公主墓志》，以善书刻而名于开元年间。^[8]

《张说墓志》志盖四行十二字篆书也颇具特色，其篆书线条方折和圆曲相结合，字势工稳、沉静，亦为高手所为。值得一提的是志文中并没有记录篆盖者姓名，赵君平《唐张说墓志述要》和李献奇《唐张说墓志考释》等文章中也没有就此事进行说明。经研究，我们认为志盖的书写者应是梁升卿。

《张说墓志》书丹者为梁升卿，在墓志正文中已经写明，然墓志正文中并没有书志盖者姓名。唐代碑志的署名次序为：撰文者、书写碑志者、书写碑额志盖者、镌刻者。唐朝碑志署名的位置，通常是在首行碑（志）题后的下一行即第二行，按照撰文、书碑文（墓志）、碑额（志盖）的次序。刻工署名的位置在碑志的末行下端，但多数墓志不署刻工的姓名。

《张说墓志》第二行题“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族孙九龄撰（中空三字）朝散大夫中书舍人梁升卿书”；刻工署名为“鄜州三川县丞卫灵鹤刻字”，在志文最后一行。

《张说墓志》没有署书写志盖者的名字，当不是张九龄的遗漏。首先张说是一代名臣，更是玄宗皇帝十分爱重的大臣，而且张九龄又自称“族孙”，故张九龄在撰写《张说墓志铭》时应该是十分谨慎而虔诚的，不会将书写志盖者的名字遗漏。另外，我们知道，唐代墓志中很少署刻工的名字，但在《张说墓志》中刻工的名字并没有遗漏，如果书写志盖者另有其人，我想张九龄不至于不写清楚。唯一可以解释的只能是志文和志盖的书写者都是梁升卿一人。

我们也可以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张说墓志》的志盖是由张九龄书写的。按体例，如果是张九龄志盖，正文中要写上“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族孙九龄撰并篆盖”字样，而不会漏掉。以张九龄撰写此志文的谨慎心态，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故志盖由梁升卿所书也更趋于合理。

“书”包括书写碑（志）文和碑额（盖），在唐代已有成例。《九成宫礼泉铭》碑文和篆额均由欧阳询书写，而署名为“欧阳询奉敕书”，这里的“书”，便包括书写碑文和篆额，这样写是为了避免名字重复出现而已。

还有一例，亦可为佐证。1997年10月在河南偃师出土了颜真卿撰文并书写的《郭虚己墓志》，志中只是署了“朝议郎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撰并书”，并没有署上志盖书写者姓名。后经刘涛先生考证，《郭虚己墓志》的志盖书写者和志文书写者均为颜真卿一人。^[11]

所以，我们认为，《张说墓志》的志盖书写者当是梁升卿。

梁升卿是开元时著名书家，典籍中记载梁升卿工隶书，至于是否擅篆书则无记载，若如推定所言，《张说墓志》的志盖是由梁升卿所书，对丰富梁升卿的研究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前文已述唐玄宗李隆基与梁升卿之间的关系，张说、张九龄、梁升卿三人亦关系密切。张说与张九龄的关系史料记载颇详。在《张说墓志》中，张九龄自称族孙。《旧唐书·张九龄传》中载：“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12]

另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张说是张华十三代孙，而张九龄为张华十五代孙。张说高出张九龄两辈，而且二人皆宗于张华，故有张九龄自称侄孙一说。此后“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12]

张说与梁升卿的关系典籍少有记载，然从其它相关资料中也可探询一二。梁升卿有《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一章存世，“何意重关道，千年过圣皇。幽林承睿泽，闲客见清光。日御仙途远，山灵寿域长。寒云入晋薄，春树隔汾香。国佐同时雨，天文属岁阳。从来汉家盛，未若此巡方。”^[13]诗为酬唱之作，二人关系可知。另外，立于开元十一年五月的《郭知运碑》和立于开元十八年五月的《萧灌碑》均是由张说撰文，梁升卿书丹，于此中亦可见二人交游。

张九龄与梁升卿的关系可见于《旧唐书》记载。“九龄为中书令时，……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结交友善。” ^[12]

参考文献：

[1]李献奇《唐张说墓志考释》，《文物》2000年第10期，P91-96。

[2]《张说传》，《旧唐书》P3051、3057、3056、3050-3051、3052、3054-3055、3052、3057、3057、3058、3058、305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

[3] 《张华传》，《晋书》P1070、1077。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1月。

[4] （唐）张说《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唐故左庶子赠幽州都督元府君墓志铭》，《全唐文》P2301、23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11月。

[5]《韦安石传》，《新唐书》P4360。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

[6]（唐）吕总《续书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P32，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8月。

[7]（清）刘熙载《艺概》P1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12月。

[8]朱关田《梁升卿书迹靠略》，《唐代书法家年谱》P638、639，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9]丛文俊《汉唐隶书通论》，《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P225，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

[10]邱振中《御史台精舍碑》评，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P517，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