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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2 21:21:44| 分类： 游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区 / The Ritual Area at the Erlitou Site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以北区域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它遗迹。这一区域与宫城、官营作坊区南北一线排列，构成二里头都邑中心区最重要的部分。该区域的建筑遗迹主要包括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坛”和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墠(shan)”。目前已知祭祀遗存区东西连绵约三百余米，这一带也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青铜斝 / Bronze Jia Tripod Unearthed from the Erlitou Site, Yanshi, Henan Provinc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青铜鼎 / Bronze Ding Tripod Unearthed from the Erlitou Site, Yanshi, Henan Provinc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此鼎高26厘米，口径15.3厘米，是迄今最早的青铜鼎，简略的纹饰、中空的三足体现了一定的原始特征。“民以食为天”，铜鼎是我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青铜礼器，用于祭祀中盛放牺牲，以及安飨等礼仪活动中炊煮、盛放肉食。在礼制日臻完善的周代，还以铜鼎的数量标志各级贵族的等级与地位，最高一级用鼎规格为天子九鼎，因此鼎也具有象征国家政权的意义。后世“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即典出于此。
铜凿①、铜锛②、铜刀③、铜锥④、铜锯⑤ / Bronze Chisel, Bronze Ben Chisel, Bronze Sword, Bronze Awl, Bronze Saw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铜鱼钩 / Bronze Fishhook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双翼铜箭镞 / Bronze Arrowheads with Double Wings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箭镞射出就难以回收，消耗量大。以珍贵的战略资源青铜制作一次性消耗品，除了表明战争日益受到重视，还说明当时珍稀的铜料来源已得到了一定的保障，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日益广泛。从这个角度而言，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小箭镞与青铜重器同等重要，都意味着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先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箭镞体重而细长，提高了飞行速度和动能，杀伤力大幅增强。
铜钺 / Bronze Yue Ax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早在史前时代，玉钺就是部族上层用于象征权力地位的仪仗用器。根据古文献和青铜铭文可知，商周时期的青铜钺、玉钺是君王和将领征伐大权的象征，代表着持有者生杀予夺的权力。古文字中“王”字象斧钺之形，应是从钺的这一象征意义衍生而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这件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这件铜钺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戈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石磬 / Stone L-shaped Musical Instruments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中国早期文明的一大特点是礼乐文化繁盛，因而乐器是礼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寺遗址，乐器主要发现于高级贵族大墓，体现了乐器的不凡地位。二里头文化的乐器已发现有石磬、铜铃与陶铃、陶埙、漆鼓，器类组成明显是从陶寺遗址开创的“金石之乐”继承而来。二里头文化的石磬形制规整，正面磨制较精，背面还保留有打制和琢制的痕迹，比陶寺石磬要成熟、精致，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陶埙 / Pottery Musical Instrument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埙是我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以陶土制成。陶埙最初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能是先民们为诱捕猎物而模仿鸟兽叫声制作的。之后陶埙日趋复杂精巧，音孔逐渐增加，演化为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最早的陶埙可追溯到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无音孔和1音孔陶埙，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埙已有两个音孔。这件二里头文化的陶埙只有1个音孔，略显原始。
青铜铃 / Bronze Bell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都见于贵族墓，出土位置与陶寺红铜铃相似，一般也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手部，多见以纺织品包裹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的铜铃往往与嵌绿松石铜牌饰共出，或与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共出，表明这类墓的墓主人具有特殊的身份，同时也暗示着铜铃具有与祭祀礼仪相关连的功能。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比陶寺红铜铃更趋成熟完善，铃内顶部有一横梁，梁上悬有铃舌，使用时手捏外壁的扁鋬晃动铃身发出声音。
管状玉铃舌 / Jade Tube-shaped Bell Clapper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件玉铃舌应该不是实用器，而是仿青铜铃的玉礼器。
陶排水管 / Pottery Drain Pip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在宫城内的2号宫殿庭院内发现有两处地下排水设施。一处位于庭院东北部，由11节陶水管连接而成，安装在预先挖好的沟槽内。另一处位于庭院的东南部，是一条用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
玉戈 / Jade Dagger-ax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戈演变自镰刀，是从事农耕的中原文化特有的兵器。它的杀伤方式是以内刃勾、外刃推、尖锋啄。在夏商周时期的铜兵器中，戈是最重要的近战兵器之一。玉戈首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玉质礼兵器的新品种，形态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戈基本一致。玉质礼兵器对于二里头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玉钺、玉戈、玉刀等玉质礼兵器以及也有象征军权意义的玉璋在许多贵族墓葬都有发现，而且数量多、尺寸大，以彰显墓主的军事权力或军功。这一现象隐隐折射出，从纷争千年的邦国时代脱颖而出，并跃而为统御众邦的王国，这期间经历的长期战争给作为征服者的二里头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以玉质礼兵器的形式转化为巩固政权的精神力量。
玉璧戚 / Jade Ware with a Round Hol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二里头遗址的玉器在继承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玉器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浓郁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玉戚璧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从二里头文化开始流行。特征是器身近圆形、有大孔，两侧有扉齿，如同玉璧与与玉戚的合体，突出体现了二里头文化玉礼器将形式美与象征意义巧妙结合的特点。玉璧戚仍是玉钺的一种，也是象征权力与威仪的玉礼器，从二里头文化随葬玉戚璧的墓主身份都较高可窥见一斑。这件玉戚璧造型规整，工艺精湛，是这一时期玉戚璧的代表。
玉钺 / Jade Yue Ax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史前时期作为礼仪用器的玉钺一般仅是玉料比实用器好，外形仍与实用玉石钺无异。二里头文化玉钺为追求形式美观和威严而脱离了实用器的窠臼，成为纯粹的仪仗礼器，象征等级地位的功能尽显无遗。二里头文化玉钺的最大特点是注重装饰性。整体造型上，刃部两侧变得外撇，有的还将刃部加工成花瓣状，弥补了史前玉钺直方造型所带来的线条生硬感。纹饰装饰上，两侧增添了精巧繁复的扉齿，同时也具有定位绳索的作用，使捆绑更牢固。有扉齿的玉钺也称为玉戚。
三孔玉刀 / Jade Sword with Three Holes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件玉刀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玉刀，不同之处在于这件玉刀两侧饰有扉齿，具有浓郁的二里头文化玉质礼兵器的特点。
涂朱玉璋 / Jade Zhang Tablet with a Hole and Painted Red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玉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礼器，为中原地区所吸收，在二里头时代更成为二里头文化对外传播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二里头文化玉璋的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刻有细线纹。这件玉璋形体甚大，表面涂有象征朱砂，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
玉柄形器 / Jade Handle-shaped War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柄形器一般为片状，长方形，下端一般有榫，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流行于商代。关于柄形饰的功用，学术界还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是簪形器，有人认为属于佩饰，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玉圭，还有人认为柄形饰是祖先的石主即牌位。
玉圭 / Jade Gui Tablet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古文献记载，玉圭是贵族间礼仪来往中使用的一种玉礼器。古史传说三皇之一的舜曾向治水成功的大禹赏赐玉圭，古文献记载贵族在周王即位仪式或朝觐仪式上要献上玉圭，可见玉圭在昭示礼仪制度、维护等级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陶斝 / Pottery Jia Pot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陶觚 / Pottery Gu Vessel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觚是饮酒器，特点是敞口细腰平底，形似喇叭。陶觚、陶爵、陶鬶(盉)是二里头文化墓葬最常见的陶礼器。觚为商代所吸收，商代青铜觚是与铜爵、铜斝并重的酒器。
陶爵 / Pottery Jue Cup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精美而无实用功能的一部分陶器也成为标志等级地位的礼器，广泛见于部族上层的墓葬中。陶礼器在二里头文化贵族墓葬中也大量发现，其地位低于铜礼器，在高级贵族墓中是玉、铜礼器的补充，在中低级贵族墓中则是主要的随葬礼器。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与同类青铜礼器往往颇为相似，陶礼器应是铜礼器的模仿来源。
陶盉 / Pottery He Pot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盉的特点是有管状流。这件陶盉的造型源自陶鬶，但将流口变为管状，遂从鬶变为盉。
骨杖 / Bone Stick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附加堆纹陶鼎 / Pottery Ding Tripod with Relief Patterns 高42.8cm，宽36cm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精美而无实用功能的一部分陶器也成为标志等级地位的礼器，广泛见于部族上层的墓葬中。二里头文化的贵族墓葬也大量随葬陶礼器，其地位低于铜礼器，在高级贵族墓中是玉、铜礼器的补充，在中低级贵族墓中则是主要的随葬礼器。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与同类的青铜礼器往往颇为相似，陶礼器应是铜礼器的模仿来源。例如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鼎便与这件有着罐形器身和锥状三足的陶鼎非常相似，青铜鼎上的菱形纹也是来自陶鼎上的几何形刻划纹、堆塑纹等纹饰。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农作物图像 / Crop Images on the Pottery Unearthed from the Erlitou Site 在二里头时代，食物加水进行炊煮的陶炊器主要是罐、鼎和鬲三种。在罐下安上实心的三足就成为鼎，三足为空心袋状的炊器则称为鬲。
青铜爵 / Bronze Jue Cup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当时大量使用的陶鬶、陶罍、陶壶等容器也是当时的酒器。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它在世界范围内自古便是通神的工具。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祭祀、社交礼仪中往往要以酒助礼。因此酒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礼器之一，酒器也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的核心。爵是二里头文化发明的酒器，主要用于温酒和注酒。其特征是腹底有三个细长足，腹侧有一鋬，口沿两端分别有半管状流和配重的尾。二里头文化的铜爵系模仿陶爵，是已知最早的青铜容器，以其飘逸、挺拔的外形美和平衡、稳重的对称美开创了我国青铜造型艺术的新篇章。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斝和铜盉构成了最早的青铜酒器，而铜爵和铜斝的组合则为商代青铜酒器所继承。
青铜盉 / Bronze He Pot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陶鬶 / Pottery Gui Pot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以成套酒器入葬来表现墓主身份地位的随葬习俗，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下游地区，并为二里头文化所吸收。二里头文化的鬶、盉、斝、爵都可以溯源自黄河下游地区盛行的陶鬶。不同在于，二里头文化的陶鬶等陶酒器的体态比黄河下游地区的陶鬶更显苗条轻盈，反映了前者所代表的专门酒器与后者代表的酒器/水器合一的区别。
陶鼎 / Pottery Ding Tripod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鱼蛇纹大陶盆 / Pottery Basin with Fish and Snake Design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此盆发现于宫城外侧，形体硕大、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盆口内侧绕盆沿一周浮雕了一条长蛇，昂首卷尾，生动逼真。蛇身上方的盆口上还阴刻了一周鱼纹，笔法写实。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这些蛇纹装饰就是龙的形象。此盆的风格与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颇为神似，都是在大型水器里装饰盘绕的龙(蛇)，而龙(蛇)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与水有密切关系，因此这种装饰龙(蛇)的陶盆可能用于祈雨等宗教祭祀用途。
陶大口尊 / Pottery Zun Pot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尊是大型盛酒、酿酒器。甲骨文中的“酉”字就是以大口尊为原型的象形字，“尊”字则是两手捧着大口尊的形象，而“尊”与“奠”通用，表示祭祀时献酒。这件陶大口尊的特别之处在于肩部的一周纹饰是图案化的龙纹，与商周时期的夔龙纹颇为相似。夔龙纹即龙的侧视图案，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史前彩绘陶器上已出现。
龙纹透底器 / Bottomless Ware with Dragon Designs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龙(蛇)的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以陶塑形象、刻划图案等形式出现。有学者认为这些蛇纹就是龙。二里头文化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宫城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表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上述龙(蛇)形象大多饰于陶透底器上，这种器物造型奇异，底部有中空的圆孔，显非容器，属于祭祀用器的可能性较大。刻划于陶器上的龙图像，最生动的要数这件陶透底器上的阴刻龙纹。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 / Bronze Tablet-shaped Ornament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and Inlaid Turquoise 高15.7cm，宽9.1cm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一种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它在圆角束腰形青铜薄片上铸出兽面纹，以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中。随葬这种牌饰的都是贵族墓，一般出土于墓主人胸腹部附近，原应是缝于衣服上。以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母题的先河。过去对牌饰上形象各异的兽面纹有虎、鸟、狐、熊、犬等多种推测，镶嵌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表明大部分牌饰上的兽面纹本是龙首纹。商周青铜器上大行其道的兽面纹，相当一部分也应与龙有关。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可溯源到黄河下游、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远源甚至可上溯至江浙地区时代更早的史前文化。与兽面纹一同引进中原文化、中原王朝的，可能还有寄寓于纹饰之中的信仰与祭祀方式。
其它已发现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 / Other Bronze Tablet-shaped Ornaments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and Inlaid Turquois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贵族大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 / Dragon-shaped Ware Inlaid with Turquoise Unearthed from a Big Noble Tomb at the Erlitou Site, Yanshi, Henan Province 这条令人惊叹的“龙”于2002年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宫城3号宫庙中院的一座贵族墓葬内，斜置于墓主人右臂之上肩部至胯部的位置。全器长度越过70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原来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绿松石片每片仅有0.2~0.9厘米见方，厚仅0.1厘米左右。扁圆形的硕大龙头隆起于托座上，龙身宛如在游动，体态生动自然。在龙尾下方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原应与龙身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为一体。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之上，原应放在墓主人手边或者系于腕上。该墓是迄今已发现的二里头时代最高等级的贵族墓之一，墓主人是一名年龄在30~35岁之间的成年男子，可能是位高级巫师，绿松石龙形器是其最珍贵、重要的法器之一。这条“龙”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其无足、呈蛇形的躯干特点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地出现的蛇形龙一脉相承，龙首的特点则是直接继承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地区的兽面纹。
兽面纹青铜斝 / Bronze Jia Pot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河南省郑州出土 郑州市博物馆藏
兽面纹青铜爵 / Bronze Jue Cup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河南省郑州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相比二里头文化铜爵，商代青铜爵的流、尾缩短，器身更为粗壮，外撇的三足也不再张扬，造型变得内敛而含蓄，纹饰更趋精美而华丽，从侧面展现了文明的步伐。从商代早期开始，青铜爵、觚、斝成为贵族最常使用的青铜酒器组合，往往成套出土于贵族墓葬。
兽面纹青铜觚 / Bronze Gu Vessel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河南省郑州铭功路十四中学商代墓出土 郑州市博物馆藏
兽面纹青铜尊 / Bronze Zun Pot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河南省郑州东关口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出土 郑州市博物馆藏 青铜尊的造型源自陶尊，功能为盛酒器。此器的主纹饰为肩部装饰的三个高浮雕牛首，这也是一种兽面纹。兽面纹也称为饕餮纹，是在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夸张和想象，突出兽面，尤其突出瞪视的双眼，弱化或省略躯体，极力烘托神秘与狰狞之感。兽面纹源自史前巫术和原始宗教对神灵的膜拜、对超能力的追求，并结合了“君权神授”的礼制思想，代表了早期文明神秘艺术的创造力。
兽面纹青铜大方鼎 / Bronze Rectangular Ding Pot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河南省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方鼎的造型始见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一改史前陶鼎均为圆形、三足的传统，表现了二里头文化新的精神追求。当时的制陶技术并不便于制造方形器皿，因此推测二里头文化的陶方鼎应是模仿青铜方鼎，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铜方鼎。最早的青铜方鼎出现于商代早期，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这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商代早期铜方鼎。方直严整的造型、粗壮稳固的柱状四足、高大的体量，赋予了方鼎特有的雄壮威严的气势，与方正严整的王都隐隐呼应，释放出强烈的礼制诉求。此器硕大的体型、复杂的结构对青铜冶铸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体现了商代早期的复合范冶铸技术趋于成熟。外壁装饰的兽面纹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商代青铜礼器的兽面纹将神秘、狰狞的神性内涵发挥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青铜礼器沟通人神天地的功能。这件青铜方鼎堪称是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礼制内涵三者和谐统一的典范之作。
文字起源 / Origin of Characters
二里头文化的契刻符号 / The Engraved Symbol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目前在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的刻符总计达数十例，其是不是文字还有疑问。从二里头文化陶器口沿上的刻符所在器种和位置来看，其中有些应起着标记的作用，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
河南省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 / The “车” (Chariot) Shaped Symbol Engraved in the Fragment of Pottery Pot Unearthed at Zaojiaoshu, Luoyang, Henan Province, Erlitou Culture 河南省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 河南省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为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輈的交叉直线。考虑到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这个刻符的出现应非偶然，有学者指出它就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文化辐射 / Radius of the Culture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天下辐辏的地理位置，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使中原地区不断汲取周边文化的精粹，与自身文化融合为一，形成了博采众长的优势文化。在对手环伺的危机下，在四方文化的冲击中，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统驭天下的中原王朝孕育而生。文化的对外传播是王国巩固与壮大的基石。早期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势文化辐射，使中原文化的先进技术、礼制思想、艺术风尚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因子远播四方，在带动周边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文化向心力与认同感。多元文化的融汇碰撞，塑造了多元与统一并重的中华文明，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升华。
夏商统治区域与对外辐射传播示意图 / Sketch Map of the Spread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the Shang Culture 中原地区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早期王朝的征服战争、对外关系与资源压力有着密切关系，与确保广大地域内政治经济联系网的畅通有关。伴随着长期的对外扩张，中原王朝的优势文化对周边地区大范围地强势辐射。尤其是中原礼器和礼乐文化的对外传播，体现了中原王朝的礼制和权威不同程度得到了接受。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南及浙江到四川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商代早期青铜礼器则进一步越过了长江。在文化的辐射传播过程中，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
早期王朝礼乐文明的来源 “礼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肇始于二里头时代，完善于商周时代，并为历代王朝所继承。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礼仪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灵魂和来源。根据本表的不完全统计，中原文化从周边地区汲取了多种礼乐文化因素，在早期王朝时期形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独有的礼仪制度，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文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礼乐文化的主要来源地，是礼乐文明形成的核心地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斧与青铜环首刀 / Bronze Axe and Bronze Sword with a Ring-shaped Head Unearthed from the Erlitou Site 辽阔的北方草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便是中国内陆与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这件铜斧和铜刀富有西北草原文化的特征，反映了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密切交往。
海贝、石贝和骨贝 / Shells, Stone Shell, Bone Shell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产自热带海洋的海贝已在黄河流域被视为珍贵的舶来品，并出现了模仿海贝的石贝、骨贝作为代用品。海贝在二里头文化备受珍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发现于贵族墓中，墓葬规格越高用贝越多。海贝跨越万里来到中原地区的方式可能是贸易或入贡，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交通、贸易或朝贡的情况。
几何纹陶片 / Pottery Fragment with Geometric Patterns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少量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这类器物及其制造技术来自江浙一带的东南地区文化。这两件几何纹陶片上的螺旋状纹饰叫云雷纹，是青铜器普遍使用的纹饰。云雷纹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已出现于江苏省出土的史前文化陶器上，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流行的云雷纹也是来自江浙地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完整的长流平底陶盉 / A Complete Pottery He Pot with a Long Spout and the Flat Bottom Unearthed from the Erlitou Site
兽面纹彩绘陶罐 / Painted Pottery Pot with Monster Face Designs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云雷纹彩绘陶鬲 / Painted Pottery Li Pot with Cloud Designs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两件彩绘陶器的造型来自当地土著文化，兽面纹则与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十分相似。在当地的墓地中，这种兽面纹彩绘陶器与陶爵、鬶、盉等二里头文化陶礼器都仅见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是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殊礼器。二里头式的各类陶酒器齐备，形制和尺寸也相当接近，推测二里头文化的饮酒礼仪可能也被当地文化所吸纳。
占卜传承 / Bequeathing of the Divination Activities 史前人类感于天地、世事无常，祈望通过某些自然现象或灵物得到神灵的启示，由此产生了占卜。史前占卜手段和工具多种多样，已知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占卜术是蓍(shi)草占卜和甲骨占卜，后者留下的遗存和线索最为丰富，并成为中国已知最早文字的载体。甲骨占卜就是把动物骨骼、龟甲的局部(通常是牛、羊肩胛骨和龟腹甲)加以烧灼，使其产生裂纹从而占卜吉凶祸福。“卜”的字形就是模仿裂纹，其读音也是从烧灼爆裂时的声响而来。甲骨占卜习俗在公元前3000多年已出现，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和华北地区，在商代达于极盛。
卜骨 / Oracle Bone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代，占卜主要用动物肩胛骨，这个部位既宽且薄，稍加烧灼即爆裂，最宜占卜。二里头文化占卜使用的肩胛骨主要来自牛、羊、猪，用于占卜的动物可能也是供奉给神的牺牲，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二里头文化的卜骨基本不做加工修整，占卜时也鲜有钻孔而是直接烧灼，占卜形式还处在初级阶段。
卜骨 / Oracle Bone 河南省郑州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商代占卜主要用牛肩胛骨和龟腹甲，用龟甲的习俗源自历史悠久的灵龟崇拜。商代占卜形式渐趋完善、成熟，对甲骨要做细致的修整加工，钻孔后再在孔内烧灼。商代晚期贵族盛行在甲骨上刻下所卜之事和应验情况，这就是珍贵的甲骨文，也称为甲骨卜辞。
卜甲 / Oracle Turtle Shell 河南省郑州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商代晚期甲骨占卜方法示意图 1. 首先对龟甲或兽骨进行整治，使其平直，再用铜钻在甲骨上钻出深而圆的孔； 2. 在钻孔的一侧凿出椭枣核形的槽； 3. 用燃炽的木枝或金属在钻凿处灼烧，甲骨就会爆裂，出现兆纹--“卜”形裂纹； 4. 根据兆纹判断吉凶，把卜辞刻在兆纹附近。
“中国”概念的出现 “国”字本意指城、邦，“中国”的原意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即王国都邑及京畿地区。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出现的“中商”就是指商朝的权力中心--王都。“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后半期)的青铜何尊铭文中，意思指东都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一带。到了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成书的《尚书·梓材》中，“中国”代表的地理范围扩大为中原地区。早期王朝时期，随着“中国”概念指代地理范围的逐步变化，兼有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渐具雏形。
西周初期青铜何尊的铭文记载了最早的“中国”
世界范围主要古文明对照
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两河流域北部、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华文明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在世界主要古文明中，两河流域南部文明、埃及文明和爱琴文明有确切证据的起始时期早于中国仰韶时代诸文化。
尾 声 / Epilogue 追本溯源，是人类的天性。探求真元，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家园叫中国。中，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中心，是多元文化的融汇中和，是不偏不倚、方正严整的中庸思想……寥寥几笔，却凝聚了如此丰富的含义，概括了中国形成的漫长历程。 Tracing origins is human beings' instinct. Exploring truth is our responsibility. Our homeland is called 中国 (the Central State). The character 中 (center) implies that the state originated from the center of China, implying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 cultures and the straightforward Doctrine of the Mean... A few strokes of the character concentrate such abundant meanings and generalize the extensive course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a.
鸣 谢 协办单位：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 承办单位：首都博物馆 支持单位：河北省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辽宁省文物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局、山东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青海省文物局 参展单位：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滦平县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博物馆、济南市博物馆、临沂市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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