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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1935年在莫斯科演出时的海报
梅兰芳缘何赴苏访问演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这样说的：
苏联禁不起日寇的压力，把中东路卖给了伪满，这一个国际间的无耻行为，引起了我国全国上下的愤慨。斯大林为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特地电邀梅博士和蝴蝶女士一道至莫斯科演技。于是梅兰芳乃有1935年的访苏之行。
“中东路”，即中东铁路，也称东清铁路，它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935年3月23日，苏联同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买卖中东路的协定。这就是唐先生所称“中东路”事件。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可以肯定中东路事件与苏方邀请梅兰芳访苏演出没有任何关联，称斯大林“电邀梅博士和蝴蝶女士一道至莫斯科演技”则更是与事实大相径庭。
北京梅兰芳故居(即梅兰芳纪念馆)现收藏有梅兰芳赴苏演出前后的全部资料，包括梅与苏方商谈演出事宜的往返信件、电报、访苏演员名单、剧目单、苏方制作的梅兰芳访苏演出宣传海报等原件，根据这些文献资料以及当时中方报刊的宣传并结合梅兰芳、当时受苏方委托参与联系和商谈的中方记者戈公振、梅兰芳儿子梅绍武等知情人的回忆，现将梅兰芳赴苏演出的背景做一介绍。
1934年3月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在大使馆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艺术部主任乞尔略夫斯基等人商谈在苏举办中国绘画展一事时，吴南如告诉对方，中国著名演员梅兰芳即将带团赴欧洲做巡回演出，可能要经过苏联。对方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表示，希望邀请梅兰芳顺道到苏联演出。当时，我国著名记者戈公振正在苏联访问，苏方得知戈与梅私交甚好，遂委托戈与梅联系。戈随即发电报给梅转述苏方意图，梅当即回电表示乐于前往。不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通过南京中国银行经理、梅的挚友吴震修转给梅一封电报，内容是：欢迎梅先生来苏演出，“在苏联境内食宿招待，可由苏方承担，惟欲外币报酬较为困难……”不久，梅兰芳又接到戈公振一封急电：“苏联热烈欢迎梅兰芳，请将表演节目、酬劳及其他一切条件详细函告。” 梅兰芳很快给戈写了回信，请戈向苏方接洽剧团人数、出国日期、演出地点与日期、每场剧目安排、剧团往返旅费及在苏食宿能否由苏方担负5个方面问题。戈很快复电：“根据函开条件，顷晤国家乐剧协会长，渠极表欢迎。”据此，梅兰芳经与好友冯耿光、吴震修研究决定，暂时放弃赴欧巡演计划，接受苏方之邀请，并当即回电。
经过反复商谈，双方就梅剧团访苏的具体事宜最终达成了协议。
后来，梅兰芳赴苏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前去苏联需要路经东北，而当时正逢伪满洲国成立，梅兰芳不愿意经过那里。苏方闻讯，决定派出专轮“北方号”到上海迎接梅经海道直接赴苏，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斯科同时又发出一封正式邀请书，并表示：“深信，阁下此次莅临敝国，将使中苏两国间文化之关系益臻亲密也”。
1935年2月21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了“北方号”直赴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去莫斯科。梅兰芳于1935年3月12日抵达莫斯科。为迎接梅兰芳到苏联演出，苏方对梅的礼仪非常隆重，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委员中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著名文艺界人士。梅兰芳在苏联演出非常轰动，非常成功。苏联媒体也发表许多文章，高度评价梅兰芳的艺术，并称梅兰芳的演出，是“苏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
当时著名影星蝴蝶赴苏缘由也与唐先生所述不同。根据文献记载，1934年，苏联为纪念本国电影诞生15周年，决定于1935年2月21日至3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邀请世界各国电影代表团参加。中国赴苏电影代表团由“明星”“联华”“艺华”“电通”4家电影公司的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共7人组成，演员则由蝴蝶代表出席。1935年2月，苏方专门派出一艘“北方号”轮船接梅兰芳及其剧团赴苏，中国赴苏电影代表团的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夫妇和演员蝴蝶正好与之同船前往。同船的还有返苏回任的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及其随员，此外，还有《大公报》驻苏记者戈公振的侄子戈宝权。这也就是梅兰芳与蝴蝶同船赴苏的原因。
梅兰芳赴苏演出这样单纯的艺术交流事件，未知唐先生为何要将其与“中东路”事件联系在一起进行评论，这其中之用意就不得而知了。但从其用带有嘲讽口吻的话语“梅氏资产阶级的艺术，对那无产阶级国家的国民，也居然有空前的号召力”来看，唐先生是极其厌恶苏共、厌恶社会主义的。而且，唐先生将梅兰芳的艺术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艺术”，也是一种狭隘的偏见。
还有几点也能佐证所谓斯大林电邀一事不存在：一是梅兰芳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自从他于民国初年显露头角之后，凡是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信札、合同、戏单等，他都细心留存(如梅1913年去上海的演出合同原件、1913年至他去世为止他演出的全部戏单、梅赴日本美国苏联的信札电报等均完整留存)。但在梅兰芳保存的所有电文、信札原件中，并无斯大林发给他邀请他赴苏演出的电报。二是从外交礼仪上看，作为当时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不会直接给中国一个演员发邀请的。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的大量史料也表明，梅赴苏演出的接洽、商谈，几乎都是通过民间途径沟通的，我国驻苏大使馆很少出面。三是在往来的信件中，有许多是商谈食宿、运输等相关费用问题，若是斯大林亲自邀请，这些小问题苏方自然会事先考虑妥当而不会以信函方式反复商谈的。四是若是斯大林电邀，苏联官方对此事必然会有记载，在梅到访和演出期间，苏方也肯定会安排斯大林接见和观看演出，然而这些均没有。此外，在梅兰芳赴苏之前的1934年，国内许多报刊都曾经发表过相关消息和评论，如鲁迅、田汉等文化艺术界名流的文章均有论及，但都没有提及所谓的“中东路”事件，特别是田汉在1934年10月21日、28日，11月4日、11日、18日、25日上海《中华日报》连载的长篇文章《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对苏邀梅既有背景介绍又有深入分析，也只字未提及斯大林电邀之事。由此亦可确定，唐德刚先生称斯大林特地电邀梅兰芳赴苏演技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从表面上看，唐先生似乎是想借斯大林电邀一事来提高梅兰芳的身价，实则是在贬斥梅兰芳被斯大林所利用，被苏共“社会主义”所利用，从而为他的下文“卷入红潮，白玉之玷”一节埋下伏笔。史学家可以有政治立场，但不允许编造史实、杜撰谎言去中伤他人误导大众，唐先生写作《传稿》的某些做法，不能不说与正直史学家之道德修养、职业修养是有差距的。
(吴开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