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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来飘去的书

 红瓦屋图书馆 2013-02-21
一个人的阅读史
飘来飘去的书

  王国华

  一个读书人,住过多少个房子,就有多少个书房。

  我在大学期间攒了一些书。那时候,只要兜里有点钱,除了买书还是买书。读是一种需要,但占有欲更是一种需要。如果仅仅是读,每天从图书馆里借的书就足够了。而把某些心仪的书籍买回来,放在自己的书架上,却是挥之不去的情结。那时的“书房”,只是一条小小的木板,搭在自己的铺位上。一排书,从床头排到床尾。其他的书,只能被装进纸箱里,放在铺位下面。

  步入社会以后,先是租房子。没有单独的书房,卧室就是书房。所有的书都被装进纸箱里,准备随时挪窝。这样漂泊了几年,到了2001年,搬进了新家,在小卧室里特意打了一个书架,直接楔入墙壁中。我以为自己的书很多,谁知那些漂泊的书往架上一放,居然没放满。

  大概从2005年末开始,我像突然开了窍一样,发疯般地买书、读书和写作。书架上的书很快就满了,然后蔓延到地下,堆在桌子旁、床边,乃至地板上。也是这时我才发现,书这种物质,仿佛蛰伏的春笋,给它一点雨水就会疯长起来。因此,2007年7月,我第二次搬入新家前做了充分准备,在卧室里打了一个很大的书架,几乎直达屋顶,每层可放两摞书。床也是自己打的,由几块木板组成,中空,床下可以放很多书。另做了个小巧的床头柜,柜子上可以摆放最近几天要看的书。卧室就是书房,书房就是卧室。我喜欢卧读。枕边始终摆着几本书,随时拿起来读,读累了就沉沉睡去。这样的睡眠是自然和踏实的。

  这些书来历多样。其中一部分是自己买的,多数淘自旧书市。它们都被我摩挲过,令我犹疑过。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钱虽不多,但选书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口味,若买来后发现不合胃口,岂不懊恼?一旦决定买了,又如同新婚一样激动一小阵儿。还有一部分是文友赠送的。凡有签名者,我都认真留着,并专门用一个书架保存。有些书在我看来即使写得不够好,我依然在书架上给它留出一席之地。读书明德,此为尊重他人。还有一部分书是出版社或者图书公司赠送的,有的让我写书评,有的让我提意见,有的就是为了给我读读。这类书中很少碰到真正喜欢的,但也不是一本没有。偶有正想买的书,出版社却寄过来了,心中便充满惺惺惜惺惺之感。

  没事的时候,我会一一打量这些书,抽出一本,放进去;再抽出一本,翻几页,仿佛回望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路程。汇集了我各个成长时期的书,折射出我曾经的阅读兴味和写作方向。比如,我在大学期间搜集的主要是外国文学和哲学,像茨威格、米兰·昆德拉、叔本华、萨特、尼采等,尼采的书我几乎都买齐了。其时我像啃石头一样啃了几本,但大多数啃不动。本以为保存起来以备以后查阅,其实此后再没翻过。不过,这些囫囵吞枣咽下的东西,奠定了我的价值底色,够我反刍一辈子,每反刍一次都有巨大的收获。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几年,给报刊写点小豆腐块儿换钱,因此着实买了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大路货。本属凑热闹,但也写出一点小名气。我不能否定自己那段时间的阅读兴趣和写出的作品,那些文字虽稚拙,但也是我用心血熬成的,是我的真实存在。2005年后,心灵自由,生活自由,阅读自由,写作亦自由,购书回归人文社科,多是地理、文史、书评书话之类,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那套《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简直是皇上他妈——太厚(太后),捧在手里,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这个“书房”仅仅存在五年有余。2013年初,我们全家从长春移居深圳。妻子整理家中物品,打包托运过来。整整46箱,而我的那些书就占了40箱。家在哪里,书就在哪里;书在哪里,书房就在哪里。尽管如此,临行前,我还是让女儿给书架们拍了几张照。

  这些书,和家人一样,随我辗转南北,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有朋友说,如果把这些书扫描一下装在电脑里,估计一个U盘就够了。我说,这是两码事。书,只有拿在手里,闻着墨香,才能叫做书。我原先总以为万物虽有定数,书籍永不消失,但现在我有点悲观了。电商取代实体零售业已指日可待,电子书取代纸质书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很悲情地想,就让我这个曾经叛逆、曾经另类的人抱残守缺一次吧,只是为了这些书,为了这些飘来飘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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