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深度 文学表现的深刻程度，是衡量文学作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追求一种表现的深度，以使其文学生命得以延长。对于“深度”，表面看创作者们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共识的；而实际上，不同的创作者常常有着各异的理解。如何把握它，已经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我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理解仅从如下四个方面略陈己见。 第一，思想的深度。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对“思想”的解读大致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把思想列为文学的要素之一，列为文学创作表现的对象之一，认为思想就是指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另一思路认为思想是文学作品内容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含量或程度，是指作家通过创作过程渗透到作品中去的态度和评价。无论是哪种理解，深度的思想都要求作家一要掌握比较科学的思想方法，二要深入把握社会现实。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思想成就较大的作家，比如鲁迅，他的思想方法和对现实的把握程度都是超越了常人的，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思想家，所以才成就了其不凡的传世之作。我想，当前的一些作品之所以思想稀薄，主要在于部分作家鄙弃或懒于做理论或哲学的思考，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过于直观和自我，没有建立在深入思考和深刻研究的基础之上。 第二，生活的深度。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文学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家所体验的生活的深度。生活是分层次的，有较浅层次的生活，也有较深层次的生活。这就像大海，上面有美丽的浪花或汹涌的波涛，但这些都是相对浅层的，深层的则是深海潜流，它才是大海运动的真实面貌。有深度的文学是表现深海潜流的文学，而非只是采撷朵朵浪花。这样的作品当然也可以写浪花或波涛，但写这些的目的应是为了表现更深层的事物。我们还可以举一个非文学文本的现象，比如2009年一些媒体选择年度人物，有的媒体只是选择了一些政治人物、经济学家、知名企业家或其他业界精英；只有《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城市打工者)作为一个群体排在了年度人物的亚军位置，认为中国当年能成功保八，世界经济能早日复苏，要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我觉得，在此次年度人物的选择上，《时代》抓住了较深层次的生活。我国当前有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也是抓住了较深层次的生活的。 第三，形式的深度。文学作品的形式当然是不能和内容分割开来的，形式总是特定内容的形式。这里所说的形式的深度，主要是指通过某种特定的表达本身显示出文学的深邃意蕴来。我们可以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比做一株大树，树表、枝叶都可视为形式，但只有树身的创疤或伤痕才是有深度的形式，因为它是树木成长过程中创痛的痕迹，它暴露出被树表遮掩或装饰起来的本质，显示出树的生命张力和耐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野草》就代表了一种有深度的形式。“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一般的简洁的叙述应为“我的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这是一种“树表”的形式，而前者则是一种非正常表述的“伤痕”的形式。这种形式往往会更强烈地吸引读者驻留体验，感受到形式之内的深层次的意味。从细致的回忆开始的形式，更容易给人以纵深感(比如《追忆似水年华》)，因为过去常常意味着对于当下的隐秘的影响或支配；被有的作家采用的“日记体”往往也会造成有深度的形式，因为“日记”的私密性质，使这种文体本身就带有一种揭示灵魂、显现伤痛的功能。 第四，人性的深度。当前不少文学作品热衷于描写和揭示人性，力图挖掘“深度”的人性。有些作家认为，深度人性是指那些摆脱了社会种种束缚的原始欲望，或者是那种人人皆备的无差别的抽象自由的人性。我们可能还要回到老生常谈的社会性上，人性是特定的，在特定社会或历史阶段人性都有其特殊的纪律，人性的深度不体现为对这纪律的摆脱，而是体现为对这纪律的自觉。我个人其实更倾向于把人性理解为一种人道，人性的深度就是人道的深度。对不幸者的嘲笑，是没有人性的或者说是不人道的；对不幸者抱以同情和怜悯，是肤浅的人性；为不幸者呼吁就深入些了，而为不幸者行动起来，甚至以自己生命的代价去拯救之，则是至深的人性(或人道)体现了(当然，这种行动着的人的普遍出现也是要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我觉得在革命年代那些为民族、为人民而战的烈士们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性高度或深度的。而消费时代的欲望放纵，只能是人性的颓败。 文学的深度至少应该有上面这四个维度，当然它们不是可以分割开来的。“深度”是一种意义生产，或者说“深度”意味着一种生产性的意义；它完全不同于意义消费，或只具有消费性意义(这种意义往往会矮化、俗化人的精神)，它能够给读者的精神注入新的阳性元素，使读者在精神蕴涵和精神力量上能够有新的拓展与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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