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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的罪名 《后汉书》：董卓被杀，一次蔡邕在王允那儿说到董卓的事，蔡邕“殊不意言而叹之，有动于色”。王允大人十分生气，就严厉地呵斥说：“董卓是国家的头号奸贼，差点把汉王朝都倾覆了。作为王室大臣，应该和大家一起对董卓表示极大的愤慨，而你却怀念与他的私交，忘了君臣大节。现在老天诛罚了有罪的人，而你反而感到伤痛，难道不是说明你和董卓是一起在谋反吗？”于是把蔡邕抓了起来，交给了执法人员廷尉。 因为蔡邕当时已经非常有名，好多人都想救他。比如太尉马日磾就对王允说：“蔡伯喈旷世逸才，又掌握了很多汉代的史实，应当让他继续写成汉代历史，这是一代大典啊。而且他忠孝两方面都是有名的，抓他治罪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杀了他是会很失人心的啊。”王允怎么说？他说：“过去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让司马迁写成了一部诽谤汉武帝的书，流传至今。现在国家到了一个特殊的混乱衰落的转折时期，政权不稳定，不能让奸佞的人臣处在年幼人主的左右。如果让他活下来，对圣德没什么好处，更使我们这些人以后要遭到司马迁式的诽谤。”最后蔡邕是死在了监狱中。 王允给蔡邕定的罪名是否恰当？ 先看看蔡邕的一生概略—— 一、维系礼教：少时就和叔父弟兄们住在一起，三世同堂，“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可见，他自幼就很规矩，没有乱臣贼子的基因。 二、不交当世：桓帝的时候，朝廷领导们听说蔡邕“善鼓琴”，就向天子推荐，让他家乡的陈留太守叫他到朝廷去。蔡邕没办法就去了，但走到半路上，又托病回来了。于是“闲居玩古，不交当世”。“不交当世”，不是说他拒绝人事，只是说他不走名门结交权贵。他的人品是很有可观的。 三、正定《六经》：嘉平四年，他与其他一些人主动要求朝廷让他们正定《六经》。得到朝廷的许可，蔡邕还亲自把正定后的《六经》文字书写在碑石上，树立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门外，这就是有名的《嘉平石经》。因为有了这石经，人们在学习《六经》时，就有了权威的范本。据说当时去太学观摩和临写的人很多，车马络绎，“填塞街陌”。于此可见蔡邕不但喜欢音乐，他还是一个合格的学者。 四、 皂囊语泄：嘉平六年七月，皇帝向蔡邕等大臣询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还特别嘱咐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以皂囊封上。”叫他用皂囊的密封形式向皇帝写奏章，大概是特级保密措施了。谁知他先生真的就“感激忘身，敢触忌讳”，说灾异是“亡国之怪”。这本来是写给皇帝的秘密信件，却因为皇帝“更衣”的时候一转身，那信件却被皇帝的忠实中人曹节偷偷看了，于是向社会透露了蔡邕信件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蔡邕在信件中加以批评的大臣人名，又于是引起了那些人的共愤，要收拾蔡邕了。 五、 为飞章谤：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出命忘躯，不顾后害”的进谏，，遭到了各方面的攻击，罪名是“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很快他就被抓进了洛阳监狱，而审判结论是死刑“弃市”。因为有人说蔡邕无罪，皇帝又想起了蔡邕奏章中的苦心，才减了死刑一等，和家属一起“髡钳”之后流放“朔方”，永远不能赦免。 六、 十年流浪：流放九个月后，朝廷“宥邕还本郡”，即将踏上归程的时候，五原太守也来给名人蔡邕饯行，太守酒酣起舞，邀约蔡邕共舞，而蔡邕不予理睬，太守大怒，就骂起来：给你饯行，是给你面子，你小子还敢小看我！于是又奏了蔡邕一本：“怨于囚放，谤讪朝廷。”蔡邕不得已，乃亡命江南。一走，就是十二年。 七、 良木为琴：这是有名的“焦尾琴”的故事。因“火烈之声”而知为良木，，又自己“裁而为琴”，说明他对音律的掌握的谙熟和制作技艺的高超。据说，还有一次，他去参加邻居的一个宴会，走到邻居家门口的时候，却听到有人在弹琴，琴声里满是杀罚之声，于是转身就回去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宴会上有人弹琴的时候，看见一只螳螂正在准备袭击鸣蝉，“一前一却，吾心怃然”。人有所思，发而为声，于是有了杀罚之声。蔡邕听说了，说：“啊，这还差不多。”由此看来，蔡邕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了。 八、 三日三台：董卓当政的时候，董卓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就勒令蔡邕去为他办事。蔡邕又不得已去了，“甚见尊重”，三天内，从侍御使到了三台尚书的地位，后来又被任命为左中郎将。于是后人称他为“蔡中郎”。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长安，蔡邕也跟着去了，被封为高阳乡侯。后来，董卓宴会大臣的时候，经常让蔡邕“鼓琴赞事”，很是风流啊。 从蔡邕被董卓重用的情况看，从路线、站队、方向看，王允的推断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此种以“人事形势”为依据的推断，恰恰是历来陷构罗织的陈旧手法。 从蔡邕一生的事要来看，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更不是军事家，他只是一个学者、音乐家，一个文人，一个士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可以分做三类。一类是入世型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有强烈的参政意识。比如孔丘、王安石等；一类是治学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兴趣或者叫志趣不在治国平天下，而在文字艺术中。他们往往是良民，很听话，也容易满足，不想当英雄，也不奢望当什么救世主，只要给他一支笔、一条凳子、一本书，甚至就是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们入世愿望并不强烈，还往往容易受骗，上别人的“贼船”，有遗传的缺钙基因，比如赵孟俯、宋之问等；一类是出世型知识分子，他们远离世俗，拒绝入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比如老子、戴逵等。当然，这三个类别，中间大，两头小，是大体的划分，也有交叉的，也有变异的。比如，李白、杜甫、陆游等，他们的初始，是在第一类中的，但后来情势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得不变异，成了介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中性人物。 既然同为知识分子，他就有了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A、理想化，把祖宗的成法看作是金科玉律；B、个性化，喜欢发牢骚；C、依赖化，总想得到领导的赏识，只要你给他一点荣耀，让他做牛马走，他就感恩戴德，俯首听命；D、缺钙，总是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而且能毫不费力地从祖宗那里找来理论依据，冠冕堂皇。其中，特别是第二类人物居多。当然，在不同人物身上，也因为背景、条件、家境和性格、履历、品质等的不同，其体现也是千差万别的。但重要的一点是，以上四点，是互为因果的，而第四点，是前三点造成的一个综合顽症。 蔡邕呢，大概可以划入第二类中。他与董卓的关系，确实比较好。原因是董卓非常看重他，让他有所作为。但蔡邕也并不是完全依赖于董卓，他曾多次劝谏，但无济于事。他在被王允派人抓了他的时候，立刻就“陈词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无意于不打自招了，其可怜状人们不难想见，与当今“革命”高潮一到即刻发表悔过书或者表态文字，或者某人一发“金科玉律”，各路名流精英惟恐后人地立即聚会振臂高呼、一派山呼海啸，是一路货色。 这不是蔡邕一个人的绝症，而是千百年来在牢笼环境中铸造出来的畸形怪胎；知识分子的顽症，问题不在知识分子本人身上，而在铸造这个怪胎的牢笼。 王允大人给蔡邕定的罪名是“岂不共为逆哉”，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可靠的证据，没有什么犯罪事实，只是一种人事形势的推断，以推断作为结论，在我们看来，是荒谬之极、悲哀之极，与“莫须有”是同一种“法律”。但这种有“特色”的“法律”，正是千百年来被公认的、权威的传统法律。 在这样的“法律”面前，知识分子的分化，是非常自然的；知识分子的没落，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中国，哪一天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缺钙顽症，那就标志着牢笼的彻底的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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