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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我看国学》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像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像。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像。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首先，关于国学的“国”字，王小波把它批判的不遗余力。他用他那独特的尖刻的语调说到：“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是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了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王小波把国学的这个“国”字比喻成了一根漂亮棍子，那些给想在思想领域里企图巧取豪夺的人，既可以拿它如一枚勋章样炫耀，又可以拿它做武器，把人打到颈骨折断。
第二，王小波认为国学阻碍科学进步和智慧生长。这个结论建筑在下列论点之上：（1）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过分注重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他在《我看国学》中谈到，“孔孟程朱……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2）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理性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因为古代的哲学家们过分关注精神的体验，他们就忽略了证明过程。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辩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3）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对智慧追求的热情。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学以致用么，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学问。他有个著名的三大假设，其一就是凡人都爱智慧，他也非常推崇西方的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态度，即“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但是东方的智慧是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无疑，这给我们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咱们中国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这些论点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中国传统思想是以儒家为核心，儒家讲究仁、礼，讲究天人合一，它基本上是以心理的情感为原则构建了它的伦理学和世界观，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注重知性逻辑的清晰。总之，国学所研究和强调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与现代科学的精神相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追求真理的实践历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道德修养，不应该成为被耻笑的缘起，也不能担起中国历史和现实自然科学落后的全部责任，一切都要客观、历史地去分析。
第三，谈谈王小波对孔孟朱子的看法。对这四人，他采取了近似的批判态度，先看看他对孔孟的评价：“孔子经常一本正经的说些大实话，是个可爱的老天真。……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大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里有股邪火。……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至于朱子，王小波提到了他只是企图用阴阳五行格尽天下万物，不肯往自然科学的方向跨那么一小步。王小波对这几位人物的评价有些偏激，他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为由对之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他没有注意到：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之前也是伦理本位的，文艺复兴之后也有宗教界人士维系着伦理－道德的层面，因此，如果没有孔子、孟子、程子、朱子以及现在提倡人文精神的众多学者担当起这个功能，那么，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只能走向消亡。同时，试图建立一种超越的伦理体系几乎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共同特征。从这个角度看，王小波对传统文化几位代表人物的批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孔孟的哲学并不象王小波的那样简单和充满了价值判断，他们的思想，是中国人在历史长河中沉淀的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它其中蕴涵的丰富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能简单的加以否定。同时，也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这些思想家们，你总不能指望写诗的人去研究费尔巴哈定理吧。
第四，他强烈地批判了“国学无所不包”和“国学拯救世界”的论调。据他的描述，有人认为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典籍中；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王小波把这种情结的原因归结为那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大和自恋，导致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过高估计，“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做学问本身”。他所驳斥的这种论调很像由二十世纪初期的“国粹派”承继出来的，昔时“国粹派”认为凡事都是中国的好，轻视西方科学，如今还有人鼓吹国学可以拯救世界，西方文明倚赖东方文明，抱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藐视四方，自认“万物皆备于我”，不是很可笑么？偏偏又是这些人，按王小波的话说，他们“弄点学问，如大山临盆般壮烈，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最后呢，生下一只耗子。民族文化与思想渊源，固然要从本国的经史里去寻觅，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也铁定要继承，但我们不能保证新学术、某种可以拯救世界的智慧可以从中产生。许地山先生曾说过，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产生多少有用的知识与人物，而不是历史的久远和经典的充斥。正如“国粹派”的理论最终被扔进垃圾筒一样，我相信这种狂妄自大的文化自恋情节最终也会成为一个笑谈。
王小波关于国学的一番言论想必早就让一些国学研究者们心存不满，提笔反击。可以说，他的言论并不是百分百令人信服的，有些也过于偏激，他所崇尚的科学、理性与智慧并没有帮助他深入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无疑使他夸大了国学研究中的弊端，忽视了人文科学的对本民族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王小波一针见血地刺痛了“国学”肌体上的恶疮，他的本意，是要用科学和理性的光芒，来找寻人类的混沌世界中的智慧。所以我想，王小波真正想要对国学研究者要说的话，即是把“国学”的金字招牌拿掉，老老实实地做一点真正的学术工作，公平地把我们的所谓“国学”，所谓“东方的智慧”，放到世界学术中去比较，看它有没有地位？假使有地位，到底是何种地位？只有如此，才能使学术内部激发个人之真血性，外部针对时代之真问题，端正“国学”的价值和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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