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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智库的变革之道
■赵曙光
一
这里使用的智库（思想库）概念是比较宽泛意义上的智库，泛指那些由具有现代科学精神或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组成，致力于政策研究，以为党和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咨询、建议、论证、解释服务作为主要目的的专门研究机构，既包括隶属于政府的智库，也包括科研院所和隶属高等院校的智库，还包括独立的民间智库。
在我国，智库主要通过以下四条途径为党政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和参考：一是通过承担党政部门委托的课题，给党政部门领导报内参、送材料，把自己的对策、建议等研究成果，直接呈送给党政领导人参阅，以期为党政部门所认可、接受和采纳；二是直接参与中央和地方省市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决议、规划和政策等的咨询、起草和修订，在许多大事的处理和政策出台前，给领导出主意、当参谋、想办法；三是有的智库专家被请去给重要决策部门领导讲课，通过当面授课，向党政领导提供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四是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研究成果发布会等，邀请党政部门领导、新闻媒体参加。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智库的规模迅速壮大。据统计，中国已有超过1600多家规模不一的智库。其中大量的智库是外交智库。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分布在各个大学中的国际问题或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虽然近年来中国智库参与外交的程度和水平也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相比，我国智库的发展仍相对滞后。
总体来看，我国智库呈现“五多五少”的特征：大国政策研究智库多，中小国家政策研究智库少；理论和学术研究成果多，战略和政策研究成果少；长时段战略研究多，中短期政策研究少；局外政策评议多，局内外交参与少；国内政策讨论多，跨国政策交流少。导致我国智库参与和服务外交能力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也有智库自身意识和发展战略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智库外交的制度发展滞后，限制了智库参与外交的能力。
二
美国是当今世界智库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国家。智库活跃在美国政治的各个领域，对公共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具有显赫的影响力，诸如马歇尔计划、美国国防转型、先发制人、软实力外交等对美国外交影响深远的战略思想最初都来自智库，智库因其巨大的影响力而被美国学者称为“第四部门”或者“第五种权力”。
虽然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情不同，政治体制各异，文化传统不一，在智库参与外交的形式和机制上不一定完全模仿美国智库参与外交的模式，但是美国智库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智库参与外交还是具有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借鉴之一：保持智库相对独立。
欧美智库之所以有强大的影响力，独立性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尽管西方也有偏向某一党派的智库，但此类智库基本上只有当该政党执政时才可能有影响，而且即便该政党执政也不见得就一定更青睐此类智库的政策建议。
中国智库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上一点也不比西方知识分子差，但中国智库多为官方智库，真正的民间智库很少，且大多不成气候。有研究表明，规模并不是决定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中小型智库和民间智库相比官方智库更有活力。官方智库缺乏活力的关键在于不能独立。
改善中国智库外交的首要之举在于推进官方智库“科学办智库”的战略，大力发展民间专业智库。作为外交部门，要尽可能开放政策研究空间，鼓励创新性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事实上，如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相同的观点，反而可能会令政府闭目塞听而害了政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才能提醒政府重视可能的另外思路，刺激政府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
借鉴之二：鼓励政策研究和智库之间的交流。
西方国家创造了“政治旋转门”、“战略辩论”、“舆论操作”、“委托—代理”等机制，在人员、信息、资料、身份等方面进行频繁的交流，让智库政策专家增加政策实践经验，让政府官员增加政策研究背景，此种战略互动使得智库不说外交事务的外行话，大大增强了智库政策产品的实战能力。
相比美国智库，中国智库呈现“两极化趋势”：一个极端是有的中国智库流于领导人论断的阐释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是已有外交政策的注脚，或者提出一些不着要害的措施；另一个极端是没有充分考虑外交可行性，完全从概念、理论和逻辑推理出发，提供了一些大而空的泛泛之谈，缺乏实战性。总体上，中国不缺乏经院性的纯理论研究，也不缺乏实践性的对策研究，最缺乏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要想弥合中国智库政策研究的两极鸿沟，最根本的出路在于促进学界和外交界的交流，彼此取长补短，促进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的紧密结合。比如鼓励外交官到智库担任客座研究员、鼓励智库专家到驻外使领馆挂职锻炼、鼓励学界和外交界的对话和讨论等，通过机制化的交流对话刺激实践性知识的增长。
借鉴之三：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
智库小型化和专业化是美国智库参与外交的一个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大量倡议型智库往往都明确宣布自己的自由或保守倾向，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必须从“全能主义智库”的迷雾中走出来，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的发展。
建设“小而精”智库，需要从五个方面努力：一是精准定位。智库要克服贪大求全、泛泛而论的误区，在创特色、创品牌、创声誉上做足文章。外交部要尽可能向智库定期发布政策议题，鼓励智库做小问题，做一线调研，提出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二是科学方法。鼓励智库尽可能运用科学定量研究方法，重情报、重实证、重数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做到有理论、有比较、有案例、有数据、有经验支撑，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三是项目管理。“小而精”的智库不追求人多势众，更强调精确制导，鼓励智库围绕某一外交议题，联合国内外专家学者，以项目为驱动，以论坛为平台，实施网络化管理，及时捕捉智库舆情变化，提出有时效性的政策建议。四是团队运作。“小而精”智库不重机构管理，重视团队运作，鼓励智库构建政策团队，扩大智库、学界、政界、媒体和商界的人员交流，将各方面的资源和信息整合起来，形成重点突破的发展格局。五是舆论先行。“小而精”智库需特别重视舆论引导，对国际舆论中的议题要积极参与辩论，配合相应的会议和活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国际话语权。
借鉴之四：支持智库的基础建设。
智库的基础建设对智库发展十分重要。首先，智库必须是信息发展的机构，要注重建立信息收集、加工、传递、储存、输出、反馈等诸环节有机统一的发达神经系统，多渠道收集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信息。特别是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拓宽信息收集渠道，重视利用网络开发民间信息和网络信息收集系统，鼓励加强民意调查机构、数据统计机构、网络信息共享系统的建设，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促进各方面的信息交流，为智库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增强智库的信息反应能力和政策研究水平。
建立高科技含量的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积极推进中国外交决策的智能化，已经成为时不我待的重要举措。充分利用信息时代带来的机遇和便利，中国外交决策部门应该协力合作，对落后的外交决策方法从技术上进行必要的革新，建立中国外交决策数据库、外交决策模块数据库、外交危机预警系统、创办中国外交决策实验室等支持系统，不断提高中国外交决策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
支持基金会、民调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外围组织建设。智库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民意数据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配合。外交部可尝试探索建立外交部领导下的一系列外围组织，作为外交部向智库延伸的重要支持资源。
借鉴之五：完善智库外交的制度性渠道。
中国智库不仅在法律体系上尚不完善，广大智库都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大多隶属于某一党政军机构，或者从属于某一行政主管单位，难以作出独立的决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智库起步较晚，缺乏经验，智库运作更多采取项目化管理，过于依赖某一知名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运作中更多依靠项目负责人的人格力量而非制度性力量，长期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问题。因此，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还需要转变“个人驱动”下的项目运作，走向“制度驱动”的机制化运作，这是打造百年智库的根本所在。
从制度建设来看，智库参加外交，无非是“一进一出”。进，就是智库向政府进思想，进政策咨询，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还要加强。出，就是外交部要委托智库开展各类政策调研，政府咨询会开得不少，但是委托研究还不够。我们要提的建议就是，从智库吸收建议和委托课题的力度都要加强。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