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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东尼·加德纳的记忆里，当时他还是位青年记者，他曾坐火车从北京来到香港；25年之后，他又回到北京看看那里的一些变化。 《明智生活》特刊 中国铁路提供的晚餐菜单中有一项“温馨提示”。这项警示不是关于食物的热度，而是警告旅客在餐车上做些什么会更受欢迎。“这儿的座位有限，请用餐完毕后回到您自己的位置上”，这儿上面写道；“感谢您的配合”。 但最近一次坐火车去香港，发现北京火车站经过雕砌与延伸之后，餐馆看上去像是人世间安宁的宫殿。偌大的楼房显然成了一座堡垒，北京西部地区以富有历史感的牌楼和野兽派艺术的外墙为特色，用一系列的佛塔瓦片进行外墙美化，令人难以置信。之前我曾发现，北京到香港不到1500多公里的距离，坐火车需要很大的耐力，但是我仍然将坐火车作为首选。 我第一次坐火车从北京到香港是80年代中期，花一整天时间排队买票并不少见。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可能告知激动的乘客，票子只能在国营旅行社买到；旅行社可能将这些买火车票的老百姓赶回火车站继续排队。即使，当他们终于同意收钱卖票给我，工作人员会解释道说，回程票已售完。这就意味着，乘客们要是想买回程票就必须在另一端终点站再经历一次繁琐冗长的手续。 25年后，我确定这种现象或许有所改变。但是，没有：北京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50年代的廉价公寓楼变成了最先进的摩天楼，但是买火车回程票仍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好消息是，幸好有了网络，你可以找些代理商他们可以带你排队买票。（我上的是中国火车票网） 对于粗心者仍有会掉入一些陷阱。我曾想象过，花90分钟时间仅从火车站外面到我坐上火车时间还是算的太紧，事实上，多谨慎时间都会不够用；首先，我必须奋力通过一条可怕的窄道—一座装了一部坏电梯的人行天桥，十分拥挤；之后，通过包厢安检的长队。然而，我最严重的错误是想当然的认为进站口大门就是我穿过的那扇门。要是那个善良的陌生人没给我指路让我朝那扇写着“移民”的大门走，我很可能要坐几天慢车跨越西藏高原。 一位身着漂亮军装制服的女服务生在T97号口为我检票乘车。因为火车是午餐时间出发的，我开始恢复了平静。火车如我记忆中一般干净整洁——床铺上的被单洗得很干净，窗子上挂的蕾丝窗帘新颖别致，窗边还摆放着一盆盆栽。 我第一次旅行时，还是个年轻的杂志记者。我从伦敦出发采访一位居住在香港的青年移民人时，有机会用10天的时间接触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既望而生畏——又激动人心——由于政府不情愿与别国交流。大多数游客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线路游，这个线路仅仅是环游无聊的现代农场和现代工厂。一个人游览挺自由的但是也更让人头痛。偶尔，我会遇到几个和我一样的西方人，我们互诉苦水，抱怨旅游十分困难。在返回途中，我用传真发送了一篇叙述我此次经历的文章，只用了一个标题“困惑”。 虽然，只有一件事情值得愉悦，那就是坐特快列车一夜间从国家的这头来到那头。还有最为有纪念意义的是，在我刚写的小说里能够找到这些经历。但在间断的这25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决定回一次中国核实一下我写的事实。（例如，旅途时间从36小时减少到24小时）作为有家室的男人，这次孤单远征会让人觉得有些疯狂。因为我已不不比年轻时候了。 21世界的钟声已经敲响，北京的铁路仍然处于50年代的水平停滞不前。餐馆里，女服务生镶褶边的围裙让铁路上的茶室有了海边的味道。食物成了我之前旅行最不注重的事，因为我很欣慰的发现食物有所改善。新鲜，喷喷软的热饭，不再是硬邦邦，像嚼蜡似的冷饭。喇叭里中国传统和西方韵律的交错像是，游客们依然谈天说地笑声不断，不过，这现在看来都像是过去。现在，每一个包厢现在都安装了音量控制器，这点上很仁慈。 住宿方面也上了一个台阶：除了老式的“软铺”与“硬铺”这两种之外，还新增了一种“奢华软铺”（配有一个私人盥洗室的双铺位包厢）。我选了一个最普通的四铺软床，这让我想起了那对快乐的陌生情侣，她们给了我栗子和橘子，嘲笑着我的英语手搞，十分喧闹。但是把外国人拢在一起似乎是现在的政策，我发现我和一个英国北部和蔼可亲的MBA学生处在一起。他算是我旅途中真正遇见的人。 买硬座票的人，记忆里曾把他们的情形与希罗尼穆斯·波希的一幅油画儿联想到一起，现在只有在鄙陋的列车上才能见到这种情形。睡硬铺的人——床铺向走廊敞开——比它们吱吱作响的声音听起来好些。午餐过后，回到车铺，我注意到好几家人家已经铺床睡下了，可能是为了保暖，因为暖气到很晚才会开。 我迫不及待地再一次瞭望乡野：富丽的湖泊，几亩方正的稻田，垂柳盈盈的山丘，童话中的小树。我连着看了4小时。也许，我并不期望在火车上看到纯粹自然的美丽风光，中国工业化革命带来的代价着实可见。一米一米的开过，眼前见到的全是新工厂和多层的廉价房，屋顶塌下的旧工厂和碎玻璃窗，一排一排的起吊机，一间间小屋装着满是灰尘的碟形卫星信号接受器，空地上堆满了垃圾，庞大的仓库，水泥和橡胶堆成了小土堆。 这佛塔圣地怎么会沦落成平顶空地的呢？这么多砖头怎么会用来建这么不雅的建筑呢？仅当黑夜降临我们才能感到有一点像是乡野开阔的样子，布满灰尘的道路将平坦的风景圣地一分为二。铁路沿线发展较快，居然还能让他看见堆肥的农田，说明铁路沿线附近仍然有很多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 第二天早上，为了我渴望多看些风景醒来了：在树，云与雾的交响曲中，山峦起伏，寂静安详。热带的植被——叶片厚实的棕榈树，纤细修长的竹子——排成直线的轨迹；除了一片翠绿的水稻田和一条宽阔的河流外，金色的湖水和接壤着河岸的绿树相互映衬。 再往前开一些，草原上有几头水牛，平静的池子围满了一群群小鸭子，整齐的灌溉渠和露天矿场满是稀奇古怪，造型鲜明的灰色和橘棕色的鹅卵石。仿佛是运用了魔法拼缀而成，从老巫婆到仙女的转变，才是她真正的样子，令人陶醉。 当我们渐渐靠近广州，扩张的城市气息又开始袭来了。1997年前，这条城乡线是这样划分的——人们不得不换火车跨过边界。这时特快列车只要等10分钟就能开动了。我已经对最大的变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片中国的土地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当我们再度踏入香港时，它几乎完全没有改变；地平线只是挤了一点，光束只是亮了一点，脚步只是更疯狂了点。 回到伦敦，我从那时的首次旅行中挖掘出一本旅行日志以及快被遗忘的记录，记录着一段火车上我与一位中国人的对话。我表示说出了对于乡野的赞美之情，他只告诉我说乡野美景并未利用起来。”充分利用乡野的日子并不会太遥远。快点回去看看吧，等到没有想也风光可看的时候就太迟了。 安东尼·加德纳是伦敦的驻地记者。他担任《明智生活》杂志的审稿和《皇家学会文学社》的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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