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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 （三） 五、皇帝个人因素导致的立后 上文已述，册立皇后是一种政治行为，但这种行为又有别于一般的政治制度，它建立在夫妻关系的人伦基础之上，也就难以避免地涉及夫妻双方的感情。皇帝所处的是一个多妻制家庭，众多的妃嫔中谁能登上皇后的宝座，显然并不取决于她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制度，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感情与能力。清列后中，有4位是由皇帝个人力量的推动而被立为后的。这种个人的力量，有夫妻间爱情的动力，也有名份的需求。 出于爱情被立为后的有二位，一位是顺治孝献后董鄂氏，一位是康熙孝懿后佟佳氏。前者已有多篇文章论及，此不赘述。后者孝懿，与康熙是亲姑舅兄妹，孝懿之父佟国维是孝康幼弟、康熙舅父。佟佳氏一族与皇室有多重纽带联系。孝懿成为康熙第二位继立皇后，其家族势力固然重要，但若无康熙对她的感情，也不会有康熙这第三次立后。 康熙嫡后孝诚死于十三年，十六年继立的皇后钮祜禄氏孝昭很快即逝，此后“中宫久虚”，长达12年，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孝懿临死前，才匆匆为孝懿行册立中宫之礼。 孝懿之所以在死前被册为皇后，康熙说是“奉皇太后慈谕：皇贵妃佟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鞠育众子，备极恩勤，今忽尔遘疾，势在频危，予心深为轸惜，应即立为皇后，以示宠褒。”应该说，这是康熙借皇太后之口说出了自己一直不便说的话。 孝懿佟佳氏入宫时间不详，第一次出现时身份就很高，是在康熙十六年，其时为玄烨即位后首次大规模册封妃嫔，佟佳氏被封为贵妃，仅次于同时被册的皇后钮祜禄氏孝昭。康熙二十年，后宫第二次“调级”，佟佳氏被晋为皇贵妃，代理皇后，主六宫事。从佟佳氏升迁可以看出，康熙对她是相当宠爱的，称她“温惠恭良，壸仪茂著”。也就是说。佟佳氏从皇贵妃升至皇后，不存在她本人品格上的障碍，仅是时间问题。不想这一次晋升竟一拖8年，直到佟佳氏弥留之际。这8年间，“九卿诸臣屡以册立中宫上请”，但康熙却“朕心少有思维，迁延未许。”我们不知道康熙“思维”什么，又为何“迁延”，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绝非政治原因。此时佟佳氏一门都为朝廷重臣，孝懿伯父佟国纲为国捐躯，父亲佟国维被皇帝正式尊称为“舅舅佟国维”。而上述“慈谕”所表述的“深为朕惜”的歉意却反映了障碍来自康熙本人的心理--愈爱愈要克制。孝懿死后，康熙对她的感情喷发而出，他“悲从中来，不能自己，握管言情，聊抒痛悼”，写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玄烨痛叹孝懿之死为“惊璇霄之月坠，伤碧落之星沈。物在人亡，睹遗褂而雪涕；庭虚昼永，经垂幕以怆怀。”他悲吟：“月掩椒宫叹别离，伤怀始觉夜虫悲。泪添雨点千行下，情割秋光百虑随。雁断衡阳声已绝，鱼沉沧海信难期。繁忧莫解衷肠梦，惆怅销魂忆昔时。”从这些饱含相思、追念之痛的诗句中，我们不难体会康熙对孝懿至深至爱的感情。在这种难以割舍的感情驱使下，才使康熙做出明知孝懿已入弥留之际，却还要匆匆为她赶行册后礼的反常举动。这既是为爱妃，也是为他自己。 清代出于名份需求被追谥为皇后的，第一位是太祖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纳拉氏孝烈。她原是乌拉部部长之女，与皇太极之母孝慈一样远嫁建州，也是一次军盟的结果。面对大事扩张的努尔哈赤，乌拉部为保住疆土，只得将年仅12岁的孝烈献给年近50的努尔哈赤，不久，孝烈被立为大纪。她生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3子。努尔哈赤死后，诸子争权，实力强大的皇太极等人为遏止多尔衮势力的发展，依当时女真社会尚存的殉葬之风，逼迫孝烈生殉。至此，孝烈似已“盖棺论定”。然随着皇权斗争的发展变化，死去27年的孝烈在顺治七年却突然被追谥为武皇后。此时，当初的幼子已成为手握大权的英、睿、豫三大亲王，独掌摄政权的多尔衮离皇帝之位越来越近。顺治六年，多尔衮自封皇父摄政王，第二年，追谥生母乌拉纳拉氏为孝烈武皇后。但随着多尔衮后来的被追黜，孝烈也就被褫夺了谥号。 因名份需求被追谥为皇后的，还有道光帝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博尔济吉特氏于道光第二继皇后孝全死后的当年，由静贵妃晋升为皇贵妃，咸丰五年七月病亡。孝静之被追谥为皇后，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咸丰帝在其生母孝全死后由孝静抚养长大，母子感情不薄，但是，仅感情并不能令孝静被追谥为皇后，最重要的是孝静亲子奕訢是咸丰初年重臣，软弱的咸丰在奕訢的屡屡要求下，只好作出让步，打破礼制，先封孝静为皇太后，死后又追谥为皇后。 六、清代立后的几点特殊之处 我们已经讨论了后族的政治地位和皇帝本人的态度对立后的作用。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的帝王婚姻中是具共性的。历来帝王的婚姻都逃不出政治的窠臼，甚至到了本世纪，在爱情与王室利益中间，英王爱德华也只能择其一。但是，清代皇后的册立，还有一些不同之处。从“清代列后一览表”可以看出，皇后母家的姓氏非常集中，且全部属于满洲上三族。这种皇后家族集中于少数贵族家庭的情况与清代特有的八旗制、清帝择偶制及秘密立储制直接相关。 (一)选秀女是皇后产生的基础 清代28位皇后中，属博尔济吉特氏一族的有孝端、孝庄、顺治废后、孝惠4后，钮祜禄氏额宜都一族的有宏宜公孙辈孝昭、孝圣、六世孙辈孝和、七世孙辈孝穆4后，而咸丰帝之孝贞后尽管未知与额宜都的辈分关系，但同姓同旗，亦不排除同族的可能性。佟佳氏一族，出了孝康、孝懿、孝慎3后，叶赫一姓，出孝慈、孝钦、孝定3后。博、钮、佟、叶四个姓氏的皇后，占了清后总数的50％以上。这些姓氏在满族姓氏中位置如何呢?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载，属满洲的满、蒙、汉姓氏计1114个，分列于80卷中。如果我们以每个氏族收录人物占一卷篇幅者为满洲大氏族的标准，则共计大姓21个。清代28位皇后，除魏佳氏孝仪、乌雅氏孝恭、喜塔拉氏孝淑、阿鲁特氏孝哲4人四姓外，博、钮、佟、叶四姓皇后以及其他姓氏皇后全部出自这些大姓氏族。 一般来说，大姓氏族与皇后母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如发生联系，除政治因素之外，还须具备其他一些条件，才能形成清后母家基本出自大姓氏族的局面，这个条件就是清帝择偶所特有的选秀女制度。 清帝选择配偶，是在选秀女的基础上最后确立的。选秀女不同于历代皇室选美，它有着严格的界限：“顺治年间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旗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结呈报都统，秉咨户部，奏准曰期，行文到旗，各具清册。”这个制度限定了秀女应来自“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之家。这一范围，实际是两大部分，一为八旗官员，一为在旗但还未经编审收入佐领的个别另(零)户军士与闲散壮丁。但由于八旗每三年即对买卖来的或增生的新丁进行编核收审，实际上处于零散状态下的军户壮丁人数是十分有限的。可以说，秀女基本上是来自八旗官员之家。如果能探明八旗官员与大姓氏族的关系，对秀女的姓氏即能有些基本的了解。 然而，八旗官员人数繁多，情况复杂，仅《八旗通志·职官志》所开列，就有民职、在京、守陵、各省驻防等诸多类别，且数额各朝又有不同，目前尚不具备统计八旗官员姓氏的条件。所幸《八旗通志》为我们留下了八旗基层行政组织--佐领的有关资料，使我们可以就佐领姓氏的分析寻找八旗官员与大姓氏族之间关系的线索。 八旗组织结构，同一般呈金字塔形的社会组织结构一样，官员的职位同数额是成反比的。八旗官员职位是都统、副都统、参领、副参领、佐领、副佐领等依次递减，但所设职缺，却是依次递增。在京满、蒙、汉八旗官员，每旗设都统1员，副都统2员，参领、副参领额缺同，每旗设16员，佐领副佐领额缺同，但却无定数，要视壮丁多少而定。康熙年间，每旗设佐领100员。要透视这众多的佐领与姓氏间的关系，还需通过八旗建制的分析。八旗基层的行政单位称佐领(其管理者亦称佐领，满文称牛录章京)，佐领下尚有骁骑校、领催及族长：“每佐领下，每设族长，管束同族之人，其独小族，即令兼管”。同族之人，必同姓氏，而佐领下非“小族”者，是在最初佐领兼族长的基础上，随人口繁衍，宗族分化，成为同姓氏的不同宗族。佐领与族长的关系，成为总族长与族长，或兼任族长的关系。佐领的姓氏即佐领下宗族的姓氏。 佐领名义上是由旗主任命，实则为世袭，绝大多数佐领世世代代掌握在同一家族手中。至于什么人能获佐领之职，则视初建时情形而定：“国初，各部长率属来归，授之佐领，以统其众者，曰勋旧佐领。率众归诚，功在旗，常赐户口者，曰世管佐领。户少丁稀，合编佐领，两姓三姓，迭为是官者，曰互管佐领。各佐领拨出余丁，增编佐领为公中佐领。”《通谱》所列大族，由于归附早，功勋显，往往掌握很多佐领。如镶黄旗第一参领所属17佐领中，属八大家的宏毅公钮祜禄氏额宜都的子孙，掌握9个佐领，大姓占52％；第二参领所属17佐领中，太祖时扎尔固齐马佳氏雅希禅子孙掌握3个佐领，直义公瓜尔佳氏费英东家族子孙掌握5个佐领，大姓占47％；第三参领所属17佐领中，富察氏孝贤后家族成员掌握4个佐领，博尔济吉特氏掌握4个佐领，大姓占47％。又如正黄旗第一参领所属19个佐领中，八大家内文襄公马佳氏图海家族掌握2个佐领，直义公瓜尔佳氏费英东家族掌握4个佐领，孝献皇后董鄂氏家族掌握3个佐领，大姓占47％；第三参领所属18个佐领中，八大家内叶赫纳拉氏金台石家族掌握4个佐领，孝诚皇后赫舍里氏家族掌握4个佐领，大姓占44％，等等。这表明，大姓氏族在八旗基层官员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 众多大姓成为八旗基层官员，其家庭必为秀女的重要来源，加之选秀女是为皇室男性成员寻找配偶，不可能摆脱门第影响，大姓官员的秀女入选概率必定高于一般姓氏官员。这样，在选秀女基础上最后确立下来的皇后多出于大姓氏族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皇后必出自满洲上三旗 “清代皇后一览表”表明，清后母家除个别来自八旗外部，全部出自满洲上三旗，即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些原属汉族，有些出身下五旗，她们是在成为皇后或皇太后以后，母家才抬入上三旗的。清人吴振棫说：“按国初各部落与汉人之归附者，分录满、蒙、汉八旗，亦时有改旗……至于建立功勋或上承恩眷，则有由内务府旗抬入满洲八旗者，有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然唯本支子孙方准抬，其胞兄弟仍录原旗。又皇太后、皇后‘阐丹’在下五旗者皆抬旗。‘阐丹’者，清语母家也”。 按吴振棫的说法，清代后妃中只有皇后和皇太后母家有抬旗之举，实际上有的贵妃母家也被抬旗。清代皇后与贵妃母家被抬旗者计有佟佳氏孝康、吴雅氏孝恭、魏佳氏孝仪、喜塔拉氏孝淑、博尔济吉特氏孝静、叶赫那拉氏孝钦、高佳氏孝贤皇贵妃、金佳氏淑嘉皇贵妃8人。她们有的由汉军抬人上三旗，有的由内务府包衣抬入上三旗，有的是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清廷对后族实行抬旗始于何时?又为什么规定后妃母家要入上三旗?只有对后族抬旗历史甄别梳理，才会发现清廷对后妃在族别与旗分认识上的变化。 清代第一位被抬旗的后族为康熙母佟佳氏孝康之家。其母家原为汉军，按乾隆“汉军之初本系汉人”的说法，孝康应为汉族。孝康被追谥为皇后是在康熙二年，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20多年，皇室都未提出过为孝康母家抬旗的问题。这说明其时清廷并不看重皇后的族属与旗分。至康熙二十七年，孝康之弟佟国纲才上疏，要求为本“家族籍既恳祈睿鉴，改隶满洲。”得旨后户部复奏：“舅舅佟国纲等，查系满洲，理应将伊及族人归入满洲旗分。但查汉军镶黄旗舅舅佟国纲佐领及伊族人在汉军正蓝旗之十二佐领……若将伊等俱归并满洲旗分，则汉军旗下壮丁缺少。应将舅舅佟国纲等仍留于汉军旗下。现今满洲有授为汉军副都统、参领之例，佟氏族内文武官员仍留现任，照例长转，其编审册内俱开为满洲可也。”这次抬旗，严格意义上讲，与佟氏一门出孝康、孝懿二后并无直接关系，而是由于佟氏家族成员的要求。 第二次后族抬旗，是康熙六十一年对孝恭后吴雅氏家族。在所有被抬旗后妃的家族史上，多少都有过一些记录，唯独孝恭后家族为正黄旗，在清宫文书的记载中只提属正黄旗，毫不涉及其他。孝恭祖父额参之传，列于《八旗通志·正黄旗满洲世职大臣卷》：“额参，满洲正黄旗人，姓吴雅氏，世居叶赫地方，初任布达衣大，累擢至内大臣。”雍正在为其母家颁爵的敕书中说：“仁寿皇太后曾祖额布根者，本朝旧族，创业名家。太祖高皇帝时，抚育禁庭，视同子侄。”查后金与清初所有官职中，未见“布达衣大”一职，与此发音相近者，仅“包衣大”，即包衣(奴隶)之首领。联系到“抚育禁庭”，正是世代生活于主子家之包衣的特点。不过，若确立此说，还需旁证。关于额森的职务，《通谱》说：“额柏根，正黄旗人，世居哈达地方，国初来归，其长额森，初任膳房总管，历升内大臣。”尽管《通谱》与《通志》中关于吴雅氏世居之处不同，但在额森职务上却为孝恭出身包衣之家提供了旁证：膳房总管即是包衣大。这表明，孝恭出身内务府包衣家庭之说是成立的。雍正在赐敕中吹捧吴雅氏为“本朝旧族，创世名家”，无非是想掩盖母家卑微的出身。不过，历史真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部被掩盖，《通志》中在涉及佐领编核时便露了马脚：“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曰，奉旨将镶蓝旗包衣佐领内太后之亲族及阿萨纳佐领内太后之亲族，合编一佐领，以一等公散秩大臣舅舅伯起管理。”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曰是康熙帝逝后第四天，“旨”中所说太后应指雍正母孝恭，而“一等公散秩大臣舅舅伯起”正是孝恭之弟博启。因此，旨中所说“镶蓝旗包衣佐领内太后之亲族”即孝恭之亲族。由此可知，孝恭母家实为镶蓝旗包衣。联系到雍正即位前后朝中尖锐复杂的斗争，他为母族带上“正黄旗创世名家”桂冠的心态便不言而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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