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势思维,指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问题时,重视顺应自然之趋势以及事物的时序变化因素的思维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出发,自然会形成因循天道的思维方式。春秋末范兹第一次明确提出“因”(即遵循、顺应之义)的概念,他说:“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又云:“天因人,圣人因天。”(《国语·越语下》)强调圣人决策、行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道家老子提出入道应当效法天道的思想。庄子提出“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强调为道者应顺应自然万物的生长变化而不刻意去养生。帛书《黄帝四经》提出了“审知顺逆”、“天因而成之”、“审时”、“得时”、“当天时”的思想。《淮南子》进一步发挥“因”的哲学思想,提出“因资”(遵循客观规律,借助于客观条件办事)和“因时”(善于捕捉解决问题的时机)之说。司马谈在总结道家思想时也强调了“因”之柔顺,指出:“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儒家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政》),因为他“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意谓因时而行,故为圣人。《易传》将“顺”作为圣人效法天地,顺从大化流行所必备的品德。《周易·豫·象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武;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顺”所指有三,即顺变化之势、顺天地之道和顺性命之理,这三者之间又密切相关。《易传》更是十分强调“因时”,《象传》解卦时常有某卦“之时义大矣哉”、某卦“之时用大矣哉”的感叹。
由此可见,顺应变化之势、自然规律、人伦常理,突出时间要素,即“顺势因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普遍特征。这一思维特征无疑对中医学思维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医学十分重视顺势因时的思维方法,具体表现为治疗疾病和养生防病方面。
一、治疗中的顺势因时
顺势因时思维的论述最早见于《黄帝内经》,而历代有所发挥。《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明确指出:“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灵枢·师传》则将顺势因时作为治国、治家、治身、治病的重要方法来看待,指出:“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中医认为生命的演进具有时间性和方向性的特点,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素问·玉机真脏论》),形成了重视时间、以时间统摄空间的思维偏向。《素问·天元纪大论》说:“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表明规律要通过一个有来有去的时间序列显示出来。由此可见,规律就意味着一定的时间序列;而时序又寓蕴着人们必须循蹈的法则。因而遵循时间规律在中医治疗中显得尤为重要。
李东垣 像
第一,顺应人体气机之势,就是要顺应气机升降出入。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基本形式,周学海《读医随笔》说:“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籥,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就人体整体而言,生理情况下气机之升降出入保持相对平衡,但人体每一个脏腑的气机却有着不同的活动倾向或趋势,如肺主宣降而宜乎降,脾升清则健,胃降浊则和,肝、胆升发阳气,心肾水升火降则阴阳交通,五脏主于贮藏,六腑主于降泻等。所以,在治疗不同脏腑病变时,就应充分考虑其气机运行的自然趋势,顺其性而治之。如治疗肺病以宣散肺邪、降气宽胸,脾病以益气升提,胃病以通腑和胃,脏虚偏于静补,腑虚宜于通补等,均体现了顺应脏腑气机之势而治的特点。
人体气机变化尚受时间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春升、夏浮、秋降、冬沉,这种四时气机的升降运动,不仅使人体生理产生相应变动,也会影响疾病病位之深浅及病势之逆陷。故治病当顺应四时气机升降之势,如李东垣说:“凡治病服药,必知时禁。夫时禁者,必本四时升降之理,汗、下、吐、利之宜。”(《脾胃论·用药宜禁论》)如吐法鼓舞胃气上逆,以鼓涌邪气自上而出,其势上行,故一般春夏无忌,而秋冬则不宜;汗法透邪,药势上行外散,宜用于春夏气升之时,而于秋冬气机降沉,尤其冬月闭藏之令,则宜慎用;下法功在推荡邪气自下而出,药势趋下,不利于人体气机之升浮,故春夏不宜。
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六经病三阴三阳具有阴阳盛衰的涵义,与自然界及人体阴阳之气相通应,六经病解的规律也呈现出时间节律性,即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显然六经病解与各经经气主时气旺有关,当昼夜某分期与六经中某经阴阳盛衰多少的情况相对一致时,该期即为某经功能旺盛之时,该经疾病则于此期易解。换言之,六经病解的时间节律反映了六经阴阳盛衰的经气变化,提示了人体经气抗病机能的时间节律。故临床采取六经辨证时,当抓住经气正旺之机,乘经气旺势采取措施以助人体抗病之力,促使疾病由欲解到病解。例如:寅至辰时,正是天地出阴升阳、阳气健长之际,人体少阳主阳气之生发枢转,故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治疗亦以小柴胡汤疏利气机,和解少阳。
此外,还应顺应十二经气循行规律。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经脉之气的运行具有方向性和时间性,在不同时间内,人体不同经脉部位之经气有盛衰涨落的规律性变化。故治疗疾病应把握经气运行之机,顺应经气运行之势。十二经脉配十二时辰,所谓: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肠未,膀申肾酉心包戌,三亥胆子肝丑循。
针灸治疗常根据此经脉气血时辰涨落变化以补虚泻实,《灵枢·卫气行》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指出对实证泻之,应在气血流注经脉脏腑,经气方盛之时,迎着气血流注方向刺之,并用泻法。对虚证补之,应在气血流经经脉脏腑,经气方衰之时,顺着气血流注方向刺之,并用补法。子午流注等时间针灸方法,即以此经脉气血因时涨落理论为基础。
药物治疗也应顺从十二经脉气血因时涨落之势,一般祛邪应在经脉脏腑气血旺盛的时辰服药,以利用正气抗邪之力,因势利导,充分发挥药物的泻实作用,如肺应寅时,张仲景用十枣汤强调平旦服;补益应在经脉脏腑气血衰落的时辰服药,有利于虚证的缓解,如肾脏经气旺于酉时,衰于卯时,故治疗五更肾泄的“四神丸”常在卯前一刻服。
第二,疾病的过程即正邪斗争、消长进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不同的病邪,其性质和致病特点不同,其侵犯人体的途径及停留部位也不尽相同,而人体正气则具有抗御邪气入侵,祛邪外出,免于机体发病的功能。就某一具体病人而言,这种正邪斗争总是发生在某一病程阶段和具体部位,所表现出的自然趋势具有时间性和方向性,故治疗疾病应抓住最佳时机和方向,顺应患者体内正气抗邪的趋向,采用切中病情的治法方药,从最近的途径祛邪外出,达到在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的目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分别阐明了病势轻、重、衰三期及病位上、中、下不同的顺势治疗措施。此外,本草用药的归经理论,针刺施治时爪、切、循、弹等手法的应用……均可看作是中医治疗中利用正气抗邪之势的具体应用。
张仲景很擅长运用因势利导、就近宣郁夺邪之法。伤寒初期,机体抗邪于表,表实用麻黄汤发汗解表,表虚用桂枝汤解肌调和营卫,使邪从汗解;邪深入里,化热化燥,肠内积滞,正气尚盛,用承气汤通里攻下,排实泻热;痰浊留滞胸腑,脱痞气冲,愠愠欲吐,用瓜蒂散涌吐痰涎;太阳经邪传腑,膀胱蓄水,用五苓散化气行水;若下焦蓄血,用抵当汤(丸)攻决瘀血。
因势利导治则在温病治疗中亦广为运用:叶天士根据温热病变由浅入深的发展规律,提出卫气营血四阶段的“汗、清、透、散”治法;吴鞠通针对外感病三焦传变,提出“轻、平、重”的治法,均是根据温病浅深上下阶段,正邪斗争郁闭外达之势,并结合脏腑特性确立的顺势治则。
因势利导之“势”是人体固有的自我调控能力,即正气与邪气之间交争,使病证自然呈现出的一种趋势。治疗用药应顺应、利用这种趋势,最大限度、最有效地顺正逆邪,保护正气,祛除邪气。
第三,顺应脏腑、体质、情志之势。
苦欲喜恶是脏腑特性的反映,顺应脏腑特性,是治疗脏腑病证的重要环节。如“肝为刚脏,职司疏泄”(林佩琴《类证治裁》),性喜条达而恶抑郁。故肝病的治疗,顺畅其性,重在疏解其郁,兼柔其体。脾喜燥恶湿,故治疗脾病,无论温阳益气、芳香化湿及燥湿淡渗,用药大多偏于温燥,而阴柔滋腻的药物用之宜慎。胃喜润恶燥,故胃病治疗,宜用甘润之品,忌浪投温燥之剂,以免有碍其性。
《素问·脏气法时论》对五脏苦欲之治设有专论,指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这里补泻之义,即是就五脏本身喜恶而言,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
此外,中医治疗疾病以辨证论治为特点,而体质是形成证的内在基础,它影响着个体对某种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产生病变类型和传变的倾向性以及治疗反应的差异性,因此,可以认为证是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体质以后形成的临床类型。辨证论治、治病求本,实质上也包含着从体质上求本治疗之义。体质又受年龄、性别、生活条件等因素影响,通常所谓因人制宜,其核心则是顺应病人体质的治疗。如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指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则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也?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直率而往也。”
再如,情绪变化与疾病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不良情绪的产生缘于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为了使患者保持愉快的心境,以利于疾病的康复,医生在临证时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顺从满足患者的需要。《素问·移精变气论》即指出:“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强调医生在治疗上要“顺其志”、“便病人”。《石室秘录·意治法》云:“医者,意也。因病人之意而用之,一法也;因病症之意而用之,又一法也;因药味之意而用之,又一法也。”指出医生治病,既要着眼于疾病的证候表现,更要注意到病人的性情好恶和精神状态,即使在遣方用药上,也应当照顾到病人的心理特点。
第四,顺应天时日月盈昃之势
首先,太阳的公转和自转分别决定着年、日的时间周期变化,《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人体的阴阳消长变化与一年及一日内太阳运动具有同步的节律性,治疗疾病要掌握这种天时阴阳消长之势,以选方用药,因时制宜。
“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素问·厥论》),影响于疾病常表现为春夏易于热化,秋冬易于寒化。故治疗疾病当顺时令四时阴阳消长变化而加以调节,春夏之令,治宜抑阳助阴,药宜寒凉,慎用温热;秋冬之时,治宜助阳抑阴,药宜温热,慎施寒凉。一般情况下,若治病方药性质温凉平和,夏月略加寒凉之品,冬月略加温热之药;若治病方药性质寒热峻烈,且与时令阴阳消长相悖逆时,宜随时加减药量,或制方寒热反佐,或炮治而缓其性,以缓和药治与顺应时令之间的矛盾。
顺应天时阴阳消长之势治疗,尚需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对于阴阳虚损的病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又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原则,即阳虚沉寒者,春夏补阳,以时助药,事半功倍;阴虚火旺者,秋冬补阴,时气壮药,效果更好。
自然界四时有阴阳消长、五行休王,人体五脏有阴阳多少、五行盛衰。人与天地相参,五脏因此不仅表现出四时阴阳消长的变化,而且也有四时五行的变动节律。早在《素问·脏气法时论》即提出了“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的法则,具体方法:其一,对有明显时令特征的病证,可直接从主时之脏求治。其二,据证立法用药,兼调主时之脏。其三,随病变时令,根据五脏相克关系,以抑强扶弱。
其次,人体昼夜阴阳衰旺节律以子午卯酉四个时辰为关键,《灵枢·卫气行》说:“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子午为经”反映了自然界阳气的升降循环,子时一阳始升,至午升而至极;午时一阴生,阳气始降,至子则阳气沉降于下。病邪升降、病势逆陷及阳气暴脱常与此相关。“卯酉为纬”是以太阳出没为标志的时区划分,疾病的阴阳盛衰常受此规律影响。顺应昼夜阴阳消长节律治疗疾病,主要反映在服药时间的选择上,一般凡治阳分、气分病变,具有温阳、益气、健脾等作用的方药宜清晨、上午服,因上午阳气渐旺,用补气温阳药可借助人体阳气欲盛之势,强化药物作用;凡治阴分、血分病变,具有滋阴养血、滋补肝肾作用的方药宜黄昏、夜晚服,因此时阴气渐生而盛,用滋阴养血药可顺应人体阴气欲盛之势,彰显药物疗效。
时辰亭
天时五行的变化,亦反映于一日十二时辰与五脏的关系中,五脏之气分旺于不同时辰,寅卯配肝,巳午属心,申酉肺旺,亥子属肾,脾旺于辰、未、戌、丑四时。那么,根据五脏在日周期内的变化时区,可仿前述四时五行变化节律以调治主时之脏。
再次,随着月球、地球、太阳三个天体的相对位移,月相表现出朔、上弦、望、下弦、晦的朔望节律,人体的气血及功能活动受此影响,呈现出同步变化。《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故治疗疾病,当顺应月相盈亏,气血盛衰变化,“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素问·缪刺论》还提出根据月相生盈亏空的周期变化,决定针刺穴位的多少及针刺次数:月亏至月满时,针刺次数、穴位逐渐递增;月满至月亏时,则逐步递减。
月球与潮汐
月经周期是女性的特有生理,受月相盈亏变化的影响较为明显,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已将月相、海潮、月经联系起来认识,指出:“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月亮),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不仅月相与月经周期的时间极其接近,而且月相变动与经潮日期也表现出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气血从始旺到充盛时期,即月相从始生到廓满的时限内,是多数女性月经来潮的时间。
第五,顺应地理差异之势
不同地理环境,其地质、地形、气候、水土等不同,人们的生活条件、饮食构成、风俗习惯相异,从而造成不同地域人群体质和疾病的差异,故治疗疾病,当顺应地理差异之势以选方用药。对此,《素问·异法方宜论》早有论述,并明确指出:“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
治疗疾病应考虑不同地区气候之差异,如我国西北地区,地势高而寒冷少雨,其病多燥寒,治宜辛润;东南地区,地势低而湿热多雨,其病多湿热,治宜清化。即或同一病证,受地域气候之影响,用药也要有所区别,如同为外感风寒证,西北严寒地区,辛温解表则药量较重,且常用麻、桂之属;若在东南湿热地带,则药量宜轻,且多用荆、防之类。
二、 养生中的顺势因时
养生即保养生命,维护健康,增强体质,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形成了顺应自然、养性全神、固护肾精、慎事摄身、饮食调养、动静结合等养生原则及方法。顺势思维则贯穿于上述养生原则与方法的多个方面。
第一,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脏腑经络功能与天地自然变化之间形成了近乎同步的节律性,故养生当顺应天时自然变化,特别是四时气候、阴阳变化的规律,从精神、起居、饮食、运动等方面综合调理。对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了根据四时变化以调养形神的原则及方法。
《黄帝内经》曾提出“一日分为四时”的观点,一日之中晨起、中午、傍晚、入夜,即子、午、卯、酉四个时辰,人体阳气如四时之春夏秋冬,有生发、旺盛、收敛、内藏等变化特点。故养生也要顺应天时昼夜阴阳消长规律,来安排起居、摄养情志、锻炼身体、调节饮食等,特别是气功锻炼,更应重视时间因素的影响。
第二,人体体质的偏颇对健康影响极大。因此,对养生方法的选用,就必须以个体体质特点为基础。如饮食调养是养生的重要方法之一,饮食结构的搭配,则要顺应个体体质的具体情况,因人施用。如体胖之人,多属于痰湿体质,饮食宜于清淡,少食肥甘油腻之品,因其有碍脾之运化而助湿生痰;体瘦之人,多偏于阴虚火旺,饮食上应甘润生津,少食辛辣燥热之品。再如运动养生健身方法甚多,在对运动种类的选择、强度和持续时间的确定时,必须以不同个体体质状态为基础,
第三,由于气质特性与人体身心健康及疾病密切相关,因此,很早就引起医家的重视,并试图分类加以研究,例如《灵枢·通天》中有名的阴阳五态人分类,则是气质与体质相结合的分类。又如绮石《理虚元鉴》论气质与发病谓:“人之禀赋不同,而受病亦异。顾私己者,心肝病少;顾大体者,心肝病多。不及情者,脾肺病少;善钟情者,脾肺病多。任浮沉者,肝肾病少;矜志节者,肝肾病多。”正由于气质有不同类型,对人的心身健康影响各不相同,故养生防病,要根据不同的气质特征,选择相应的方法。
三、 顺势治疗与逆势治疗
中医临床治疗,虽十分重视顺势因时,但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也采用逆势治疗之法。逆势治疗,一般指针对病邪的发展趋势、传变方向等,予以迎其势、逆其变的对抗治疗。例如:对于胆火上逆、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震掉、烦躁、狂越等证,可治以平冲降逆、重镇潜阳、息火宁心等法。又如:对于正气虚损导致的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则在补益正气的同时,可逆病势以调理气机。如周学海《读医随笔》谓:“肾气不纳,根本浮动,喘呕晕眩,酸咸重镇,高者抑之;中气虚陷,泄利无度,呼吸不及,固涩升补,下者举之,此矫乎病之势而挽回吝之治也。”他如亡阴、亡阳之证,亦当逆其势而急固阴阳之外脱。由于顺势治疗与逆势治疗各有不同的适应范围,故在临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顺势治疗与逆势治疗可结合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