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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特勤人员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一切带有总统DNA的东西为外人所获取。因为这些基因里所包含的信息一旦被人破译，甚至可以研究出根据基因特征识别攻击对象的“基因生化武器”，这让首脑基因成了对付首脑的利器，而想要防御这种攻击几乎不可能。  在中国，总理记者会结束时记者哄抢总理喝剩的半瓶矿泉水，而在美国则是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一切带有总统DNA的东西为外人所获取。因为这些基因里所包含的信息一旦被人破译，将为破译者提供丰富的信息，甚至可以研究出根据基因特征识别攻击对象的“基因生化武器”，威胁首脑生命。其实，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早有记载，只是早期多使用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进行大范围进攻，进入21世纪后则逐渐出现了基因型的生化武器进行针对性的进攻。 在人类战争史上，利用生化武器作为攻击手段的记载并不少见 134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鞑靼人将士兵中因感染鼠疫而死亡的尸体抛进法卡城，使得鼠疫在守城者中蔓延，最终放弃法卡城。18世纪，英国侵略军在加拿大用赠送天花患者物品的办法往印地安人部落散布天花，致印地安人不战而败，是早期使用生物武器的典型例子。 1915年，德军在比利时伊普尔战役中首次利用风向大规模使用毒气，黄绿色烟云以每秒2－3米的风速吹向英法联军阵地，致使阵线迅速崩溃，德军在未遭任何抵抗情况下突破防线。这次攻击让交战各国看到毒气攻击的显赫战绩，从此竞相研制化学武器。虽然早在1899年和1925年分别有国际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然而，国际公约并没能限制这种武器的发展，反而使其成为一种禁而不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后，各国开始大量研制生物武器。1936年，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研究细菌武器，并在1939到1942年间先后对中国军民使用生化武器2000余次，染毒地区遍及19个省区。德国在1939年首先研制出新毒剂沙林，1944年又合成出毒性更高的梭曼毒剂。 英国则于1940年建立生物武器研究室，并在格瑞纳德岛上用小型航弹和炮弹施放炭疽胞菌，致该岛至今都无法住人。二战中，苏联研制出可发射氢氰酸毒剂的火箭炮，美国则研制出M－34型沙林集束弹。 二战后，少数发达国家也从未放弃生物战的准备，只是更加隐蔽 20世纪70年代末，生物武器进一步发展出病毒武器、毒素武器等，施放方式除用飞机抛洒、投弹以外，还可用火箭、导弹发射生物弹头，杀伤范围扩大到数百至数千平方千米。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1架战略轰炸机使用不同武器对无防护人群进行袭击，其杀伤面积是：100万吨当量核武器杀伤力300平方公里；15吨神经性化学毒剂有60平方公里杀伤力；而10吨生物战剂可达10万平方公里的杀伤力。 虽然国际社会一直呼吁要对生化武器进行限制，联合国于1972年和1992年分别签订了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但是少数发达国家从来就没有放弃生物战的准备，只不过是更加隐蔽了。由于生化武器比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容易制造和走私，甚至发展到可以远程投射，新的生物武器基因武器更是备受各国关注。因此，它的威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冷战后更增大了。 基因武器的出现让生化武器更加精准，甚至有针对官员的化学或放射性袭击 基因武器利用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使这种致病菌只对特定遗传特征的人群或者个人产生致病作用，普通人感染后，只会产生类似感冒的轻微症状，一旦病毒与特殊的DNA序列相匹配，即可迅速破坏人类的神经系统，导致记忆快速丧失，甚至死亡。也就是说，这样的武器可以有选择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甚至出现针对官员的化学或放射性袭击。 2001年生物恐怖主义者曾透过邮件，寄送炭疽芽孢粉末到美国，致参议院多位议员险些被炭疽病毒所感染。2004年，乌克兰总统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体内被验出大量的二噁英，接近致命水平。虽然尤先科并未因此丧命，但身体却受到了严重的化学损害。2006年，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死于钋中毒。2012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也被证实死于中毒身亡。而2010年由维基泄密网站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要求美国驻各国的外交官员收集各国首脑及联合国高级官员的DNA样本。 因为凡是首脑使用过甚至接触过的东西都会留下首脑的细胞，虽然这些细胞是死的，但是里面所包含的DNA是完整的。无论特勤人员多么小心、投入多少精力，都无法保证首脑的DNA不会被泄露，仅仅一个细胞就足以提供制作基因图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这足以让人了解首脑的全部生物特征。加之，eBay上有关基因进攻所需设备的售价仅要1万美元，对比1990年美国基因测序的30亿美元经费，如今发动针对首脑基因的进攻成本已经非常低。可见，生化武器的发展让首脑的基因成了对付首脑的利器，而想要防御这种攻击几乎不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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