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发展史上，荀子是个重量级人物。按照韩愈的说法，在孔子之后发扬儒学的，孟子醇而又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在荣誉名望方面，孟子似乎在荀子之上，但从对后代的实际影响看，荀子不在孟子之下。
荀子名况，史书又称荀卿、孙卿。荀与孙通假，子与卿都是尊称。过去人说荀改孙是为避汉宣帝之讳，但今人考证确定，孙为本姓，荀为同音假借（见廖名春《荀子新探》）。荀子是赵国人（原属卫地），年轻时就在燕国从事政治，反对燕王禅位。五十多岁时，荀子的学问名声已经不小了，曾到齐国的稷下游学，因为齐闵王不听荀子的规劝，他又去了楚国。到齐襄王重建稷下学宫时，荀子重新来齐，成为当时稷下学者之首，“最为老师”；担当主持学宫的重任，“三为祭酒”。儒学中的荀子学派，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形成。大约在他七十岁时，应聘入秦，但秦昭王和应侯范雎并未听进去荀子主张的王道。此后，荀子又先后到过赵国、齐国、楚国，曾担任过楚国的兰陵令和赵国的上卿，晚年居于兰陵着书，以百岁左右的高寿逝于兰陵。
荀子门生众多，着名法家人物李斯和韩非都曾是荀子的学生。尽管他们师生之间的信念和学识有很大差别，但多少有些联系。郭沫若认为，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见《十批判书》）。汉代的《诗》《书》《易》《礼》《春秋》传授系统，都与荀子和荀学有关。而且他是杂家的祖宗，对先秦诸子都进行过批判。包括儒家的子思、孟子，他都斥之为俗儒贱儒。在儒家体系中，荀子仅仅尊重孔子和子弓。后代人们在理念上，往往以孔孟为儒学正统，但是，正是荀子的思想，对后代的统治者有着超过孔孟的实际作用。汉代以后儒家的发展，在价值观上往往推崇孟子，而在治理国家的操作上往往推崇荀子。荀门弟子曾经赞颂其师曰：“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 （《尧问》）。汉武帝以后统治者倡导的儒学，其本质是荀学。所以，到了近代，学者们反思批判传统思想时，靶子也就指向了荀子。力批三纲五常的谭嗣同就说过：孔子以后，儒学分为主张民本的孟子和批判君主的庄子两系，荀子是因为孟子、庄子的“真孔学”不传，“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仁学》29章）荀子的学生把他们的老师提高到与孔子并列的圣人地位，谭嗣同则把荀子归入儒学中最受鄙视的乡愿之列，一褒一贬，判若云壤。对荀子赞扬也好，抨击也好，充分说明荀学影响之深远。
《荀子》一书，现存32篇，其中可以确定为荀子亲手所作的22篇，属于荀子弟子记录的5篇，属于资料摘录杂记的5篇。从荀子自己的作品看，在先秦诸子中，其体系非常完整，是关于治学、治国等方面的一个个专题论证，说是古代的论文也不为过。所以，他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晰，学术观点前后一贯，论证说理非常充分。其思想主旨毫无疑问仍然属于儒学，文革期间硬把荀子靠到法家阵营纯属牵强附会。
但荀子的儒学，不但不同于孔子的儒学，而且也不同于孟子的儒学。在荀子的着作中，儒学在战国后期的转化倾向十分明显，这种转化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由经验向理性的转化，由道德向规制的转化，由在野向在朝的转化。正是这些转化，赋予了荀子思想在古代管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学术论证的方法看，孔孟时期的儒学，其讲道理的论证方式主要是依据经验，尤其是孔子，极少有不靠谱的言论，所以才会对缺乏经验证据的东西“罕言”甚至“不语”；然而荀子的言说，却在继承孔子重视经验的基础上大大加强了推理和演绎成分，特别重视类推式论证，在先秦诸子中，他除了不像名家那样死抠概念外，在推论论证上，荀子可以同韩非平分秋色。正是因为突出了学理上的推导，使得荀子的管理思想在理论的完整性和体系的严密性上超出了他人。
从道德与管理的关系看，荀子也是主张以德治国的，然而，荀子的道德与孔孟的道德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孔孟的儒学，其道德观点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由情感建立伦理准则，尤其是孟子，其言论往往激情四射，在气势上压别人一头；然而荀子的言说，更多地是冷静的推理，一层一层剥笋式说明论证，直到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所以，荀子能够排除情感因素，把道德与规制合为一体，最终形成以礼制为基本框架的治理思想，使道德观念融汇于规制体系之中，具有了古代“工具理性”的雏形。所谓性恶，正是把情感方面的性情欲望与理智方面的礼制王道区分开来的逻辑前提。
从与统治者的关系来看，孔、孟、荀都是为统治者提供思想的，但角度截然不同。孔子是以平和的心态陈述自己的见解（当然，偶尔也发发脾气），对统治者可以尊重却不屈从，以礼相待却不仰视，尤其重视思想的独立性；孟子则意气奋发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地教训统治者，唾沫星子不溅对方一脸不会罢休；荀子则以专家的身份向统治者娓娓道来，告诉统治者什么是适合他们的治国方法。用现今的职业比喻，孔子是独立学者，孟子是演讲高手，荀子是咨询顾问。当然，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向统治者屈服，不会扭曲自己以适应统治者，而是以坚守道义为自己的准则，如果统治者不接受自己的意见，都会分道扬镳。然而，孔子仅仅是告诉统治者什么是道义，你不接受我也不勉强；孟子是先对统治者宣布我说的就是道义，你就得按照我说的去做，不听这个就是桀纣；荀子是以推理的方式告诉统治者，我说的道义实际上就是你的道义，我同你具有一致性，如果你认识不到这种一致性，那我也没办法。如果一定要区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孔子重“道”，孟子重 “义”，荀子重“理”。他们三人中，荀子最为客观，离统治者也最近。
正是荀子对儒学的这种转化，尤其是最后一种转化，使儒家的身份悄悄转变，对执政者态度由批评者变成了帮助者。孔孟式的儒士，即便在朝，也需要时时保持在野的姿态；而荀学培养的儒士，即便在野，也需要时时表现在朝的思维。正是荀子的转型，使儒学官方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奠定了后世谏诤制度的基本准则。当然，战国时期，荀学还不具备官方化的外在条件，然而荀子的这种思想体系，使其有了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可能。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儒家思想在荀子手里的转型，与稷下学宫具有密切关系。稷下作为齐国官办的学府，把先秦的养士制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这样的地方做学问，不可能不具有为官方服务的倾向。哪怕是独立学者，在这种环境中也会考虑朝廷事务，即便同庙堂意见不合，心态也会同置身山野有所区别。在一定意义上，稷下学宫是政府包养学者的一种尝试，它以官方力量招徕学者，“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荀列传》）。当然，这种包养，虽不见得就会导致学者立即放弃江湖立场，却会促使学者转向帝王立场，所以，各种思想的争锋，虽说属于“不治而议论”，却在实际上蕴含着私学向官学的转化因素。如果说，此前的孔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民间思想家，那么，稷下学宫就是要把民间思想家变成政府智囊团的基地。所以，刘向《新序》称“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稷下学者“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并且尖锐地指出稷下学者与孔孟的区别：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学者进入这个基地，虽然当时还收不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但无疑要考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着名秦史专家马非百曾经说：“大抵齐之稷下先生，即为秦代博士制度之来源”，学界多肯定这一观点。可以说，荀子的思想和儒学的转型，与此不无关系，诸子向儒学的渗透，儒学的庙堂走向，都由此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