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诞琦
两年前，我想认真一点训练自己写作。当时我以为有一条独到的见解：很多同龄人和我一样，读约翰彼得玛丽的故事长大，伦敦巴黎纽约似乎比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更让他们感到亲切。对于这些读者，与其给他们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故事，还不如刻意去编造一些全然发生在异邦的与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想法，两年来我写了一些这样的异邦故事。这些故事对我来说不算太难，我在国外生活已经有几年了。
与此同时，在个人生活上我遇到了困难。我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发生和目睹的私人生活，似乎在当时只是被经历了，而在多年后，情节不断重放，不断被审视，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已经成年的我，去为过去的经历提供解释。当时我难以理解的长辈，很多都故去了，我却仍然在心中不断地面对他们，无法与之和解。我发现我难以解释大部分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全然用沪语沟通沪语思维的家庭生活。“爱”、“恨”这样的大词，似乎更适合出现在波澜壮阔的俄国小说里，上海人使用更暧昧的“欢喜”或者“厌弃”，是非善恶的问题，是狄更斯和霍桑的专项，可是家庭生活中我经历到的道德账本，远比这些要模糊纠缠得多。除了这些情感上或道德上的暧昧，更可怕的是，当我回忆起在上海的十几年生活，大段大段的往事中，我甚至找不到感情或者道德本身，不是“坏感情”、“坏道德”，而是“无感情”、“无道德”，一片空白。人们说着话，你以为他们有什么目的而说这些话，可是他们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只是突然站起来了。
当我把写作的容易和私人生活的困难联系在一起思考时，我意识到，写作对于我之所以还不够困难，是因为我归根结底不相信，作品能折回过来影响到我的私人生活。反过来说，如果文学作品负担着对生活做阐释的重任，我的确还没有读到这样能阐释我的私人生活的作品。许多小说和诗歌让我感动，可我从没有在其中找到我的父亲母亲，也许是语言的不同——文本是用普通话读写（甚至是下意识中的英语转译），而私生活大部分是用沪语沟通——固然是两者之间难以交流的困难之一，可是我隐隐觉得，这中间还存在更深更不可逾越的困难。
正因此，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对我的震动是巨大的。这是一部大量运用沪语的小说（不过并没有多到让其他地区的读者难以读懂），可是它远超出方言小说的水平。它讲的是风俗、市井，可是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比《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方言市井小说要高明得多。它的存在，并不仅仅为了表明沪语的文学魅力，而是试图用沪语的内在逻辑，去解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大历史和私人生活史，用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判断生活的美丑对错。对于我曾经所持有的写作观，《繁花》是当头一喝，让我意识到仅仅用翻译式的语言，去书写“异邦故事”存在着巨大缺陷。而对于我如何再次在心中回忆上海度过的童年少年，如何面对那些没有道歉和原谅便逝去的长辈，《繁花》提供了一种慈悲的拯救的力量。
《繁花》追随一对好友阿宝和沪生，交错铺开两条线：六七十年代的少年、八九十年代的壮年。随着阿宝和沪生的日常生活，读者又认识了其他几十个血肉丰满的人物……所有的人，似乎都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
《繁花》一开篇讲九十年代，步入中年的沪生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作者不紧不慢，两人先闲聊一会陶陶的老婆，再聊光顾蟹摊的女主顾，沪生慢悠悠地回忆前女友的往事，陶陶开始讲菜场里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偷情故事。在沪生“我有事体，讲得简单点”的一再催促下，陶陶噱头摆足，讲了三千字，讲到最后，急于离开的沪生，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
沪生说，慢慢讲……陶陶说，太紧张了，我讲一遍，就紧张一遍。沪生说，弄别人老婆，火烛小心。陶陶说，是吧，沪生跟我仔细讲讲。沪生说，啥，我现在是听陶陶讲，脑子有吧。
陶陶描述卖鱼女人的丈夫抢上楼去的场景：……下面望风的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这一记吵闹，还了得，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
如果这个故事只是到此为止，那么《繁花》只能算是一篇精彩的市井小说，然而作者让律师沪生紧接着卖蟹小贩陶陶讲出了这样的话：
沪生说，这对男女，太可怜了。陶陶说，老公发怒了。沪生说，拖了赤膊老婆出门，有意思吧。陶陶说，上海人对老婆好，啥地方好。沪生说，法国人发觉老婆有情况，轻轻关了房门。陶陶说，这难了。沪生说，关键阶段看素质。陶陶说，恶形恶状，又骂又打，心情可以理解。沪生说，这老公太龌龊，不让老婆穿衣裳，等于自家剥光，有啥面子。陶陶说，其实坍台。沪生说，上帝晓得吧。陶陶说，耶稣，还是玉皇大帝。沪生说，以前有个农村女人，也做了这种事体，广大群众准备取女人性命，耶稣就讲，是好人，现在可以动手。结果呢，大家不响了，不动了，统统回去睏觉。陶陶说，耶稣辣手。沪生说，只要脑子里想过，耶稣的眼里，就等于做过，有啥呢，早点回去烧饭烧菜，坐马桶。陶陶说，耶稣有道理，以后碰到这种事体，我回去睏觉。沪生看看表说，好了，我走了。
相较于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现场故事，我钦佩的是作者让沪生在这样的语境下轻轻几句，一点即过，宽恕了卖鱼女人的罪责，也让读者扪心自问，沪生口中所谓的教义精髓，夹杂弄堂阿姨户籍警的腔调，所有在陶陶的故事中有话要讲的读者，都不能再去简单指责卖鱼女人。而陶陶的评论意味深长：“耶稣辣手，有道理”。
很显然，《繁花》并没有说教意味，不借助作者之手，惩罚任何罪责，不让任何人物站在道德标杆上说话。虽然全篇小说有上百位人物，却罕有修得美满婚姻的例子，沪生的妻子移民国外，陶陶经历两段婚外情……整部长篇中最真挚最细腻的描写，是工人阶级小毛和海员妻子银凤的故事。在作者的娓娓展开下，成为血肉有情之品：世界忽然静下来，空气凉爽，雨声变小……银凤说，不要动，姐姐会服侍，人生第一趟，要休息。姐姐服侍小毛，想了好几年，讲心里话，姐姐欢喜。小毛不响。
忐忑不安的小毛去找自己的“拳头师父”，对方为银凤辩护说：樊胖子，屁不懂一只，啥叫童子鸡，女人是不讲年龄大小的，只要对男人好，就可以了。做人为啥不可以回头呢，回头最有味道，最有气量，老祖宗的屁话，我是一句不相信的，做人方面的屁话最多，一句勇往直前，一句是回头是岸，退一步海阔天空，好马要吃回头草，搞我脑子嘛，子孙到底相信啥呢。小毛不响。师父说，银凤这种邻居小阿嫂，小姆妈，最讲情分。
写银凤对这段关系的分寸：银凤说，我晓得，小毛喜欢大妹妹。小毛说，不可能的。银凤叹气说，这是应该的。小毛不响。银凤说，小毛将来，会交女朋友，结婚，但每个月，最好看姐姐一次，最好是两三次。小毛不响。
这三段，相较于银凤、拳头师父的滔滔不绝，醒目之处是作者一再重复“小毛不响”，处于事件中心的小毛，选择了“不响”。这两个字，在小说中满目皆是，阿宝不响，沪生不响，陶陶不响。面对困境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反抗便是“不响”。这句上海话，在小说中余音缭绕，不是沉默的失声，而是“不响”，一种轻微的却仍被听见的声音，出现在小说中情绪最饱和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在上海经历的家常生活，那么多曾让我困惑着的大片空白，在最需要辩解和宣泄的地方，没有眼泪，没有争吵，父亲不响，母亲不响。我想到长辈念叨了一辈子的许多故事，最后的着重点就是“不响”，祖父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当时我只好不响了，我只好不响了，我只好不响了。”
当一个人看到渔网，开始思索这张网是如何编织的时，捕鱼的乐趣便打了折扣。当一个人开始琢磨写作时，阅读的快感也就会打折扣。《繁花》让我体验到了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双重喜悦，作为普通读者的阅读惊喜，以及作为写作学习者的领会。然而不止是喜悦，还有痛苦。《繁花》中鲜见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只是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或者一句“不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的痛苦。这种痛苦揭开了生活的表皮，向伤口上倾倒酒精，然后治愈它。
我是在行走的途中阅读《繁花》的：开始的几章是在上下班的波士顿地铁上读，后来的几章，是在柬埔寨的旅途中，在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不安之中，一本小说渐渐铺陈，为我的过往生活提供了解释和依靠。这也许是我所能经历的最幸运的阅读之旅。
《繁花》“跋”中，金宇澄说自己“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又说“当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到传统里寻找力量，瞬息间，就有‘闪耀的韵致’”。他说他的初衷，是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先生在台上说，发现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舱，或小客栈菜油灯下，连夜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
长篇小说《繁花》自去年年底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发表以来，就不断受到好评和读者关注。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又经过金宇澄多处增删。“笔会”今天刊发的这篇读后，出自远在美国的一位年轻读者。沈诞琦，1980年代生人，复旦附中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目前在波士顿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看似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经历，却有各种深入的思考、理解，这也是《繁花》对当下写作的跨代意义吧。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