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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民族的融合 壶公评论2006-10写于麒麟山麓 一、以善为德、融合四方 帝舜三十五年(约公元前2222年)，位于北纬34.9°、东经110.4°的山西永济蒲州，日月无光，山河震动。这次地震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具有破坏性的地震，震级：51/2，烈 度：Ⅶ，1995年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将其编号为第一的强震。 舜，建都蒲坂，即今山西永济蒲州；其统治所及古冀州含陕西黄河以东至河南黄河以北的区域。 从后来的一些记载看，地震的区域并不只是舜都。《墨子.非攻》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太平御览》记：“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 以此看，在三苗生存的区域，地震更加严重。 这一时期的人即信祖宗神，更信上天，唐突不安中总觉得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最后总算知道三苗地区被难更重，而且人情汹涌，乱象丛生。 三苗的先民就是“九黎”，是传说中的三大部落联盟集团之一，蚩尤是这一部落联盟集团的首领，距今约5000年前。九黎部落联盟与黄帝、炎帝为首的两部落集团发生冲突，在涿鹿大战。 孔安国的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九 被称之为“蚩尤九黎”或“九黎蚩尤”好战，《管子·地数篇》：“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龙鱼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食，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山海经》：“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军士皆昏迷。” 尽管都是近于神话传说式的历史，和西方的《荷马史诗》相似，都是属于必须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但也并非子虚乌有。从远古而来的中华民族是由“九黎”、“华夏”和“东夷”三大族群逐渐形成的，蚩尤与炎黄二帝是“中华三祖”。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认为，无法以国家为单位对西方的历史作一个探讨。即使以宗教为单位来讨论，也发现显现在他面前的是支离破碎。聚合性和分裂性，是中、西文化重要的区别点之一。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中、西文化根本区别点是以“善”或以“恶 ”面对人生和社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两种文化发展历程。 史学家白寿彝说：“蚩尤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黄帝神通更大，派天女下来，驱散了风雨。最后，蚩尤还是被黄帝打败了。” 蚩尤战败，对于三苗族群来说后果严重，从此退出了黄河中游，甚至退到长江以南，真是一泻千里。 有人认为三苗是真正的“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后裔，而所谓华夏族群其实只是陕西蓝田人的后裔。所谓的东夷、苗蛮其实是一家子，其共祖为伏羲女娲、神农、蚩尤等。这种争辩当然只是一些学术上的讨论，东夷、苗蛮最后归化华夏族群并不只是战争的縁故，因为所谓东夷、苗蛮严格的概念上并不具有整体性，只是尚未进入华夏族群的部落的统称，而华夏族群，尤其是进入夏朝，已经进入封建制度的社会，整体性、结构严密的社会自然比散乱的部落社会更有力量。在华夏族群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东夷、苗蛮的部落逐渐进入华夏社会是很正常的。关键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区别于西方的模式，也就是说为什么能够逐渐的巩固下来。 这样我们注意到一种特殊的现象，一种与西方社会的侵略、掠夺和强迫式的社会扩张完全不同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以“善”为基本指向的“德”，后来发展为“仁”，直至现代的“和谐。 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历史有充分的记载。《帝王世系》载："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午之，有苗请服。" 而《吕氏春秋·上德》记："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在《荀子·赋篇》则表述为："干戈不用三苗服。" 古史大言舜之德政， 当然也无须过于理想化，以免宋襄公的迂腐。其实之所以能够"执干戚而舞之"，是示之以强大的武力，与穷兵黩武者比较，区别在慎于武力。 从地震发生的情况看，舜不仅仅没有对三苗动武，而且帮助抗灾了。史载舜帝将部分三苗部落迁移到北方，使其与北方族群相融合，这里面显然含有为灾民安排生活出路的问题。 《孟子》以为舜出生于现代山东一带，属于东夷族；而尧为黄帝后裔，属于华夏族。 何光岳在其《舜裔源流》中提出：“舜帝正因入赘于黄帝、颛顼族的尧，为尧的女婿，所以舜的子孙便把尧、颛顼、黄帝当作祖宗来祭祀。所以说舜是由东夷族融入炎黄族的。”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华夏族群仍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有一种说法认为，尧之所以不用其子的丹朱，只是因为丹朱“嫁”给了三苗人，上述的争端也只是因为争位而起。另作别论。 中华民族能够以大一统的方式发展至今，以善为德、融合四方的思想观点的指向是极为关键的，其实这一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内外政策。 壶公评论2006-10-02 21:30 二、先秦时期民族的融合 英明伟大的尧君也，功德巍巍！ ----壶公评论《博大的“中庸”》 此诗译自孔子的《论语、泰伯第八》。孔子称尧、舜、禹治下的时期为“三代之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 古史残迹告诉我们，尧、禹是正统的华夏族人；而舜是东夷人，只是后来成了尧女娥皇、女英的上门女婿。总之都是华夏族的一家子。 不过，孔子确证是殷人之后，钱穆在“驳胡适之《说儒》”一文中很明确地说：“孔子殷人”。当然孔子出生于鲁，鲁正是殷遗民之国。在后一点上有争议，钱穆反对“胡(适)文引傅孟真(傅斯年)说，鲁为殷遗民之国”。但是傅斯年之说是有根据的：《左传》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条氏，徐氏，萧氏，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 所以傅斯年写到：“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 傅斯年同时认为：“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 其时这一个特点在夏代是相当普遍的，例如《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而《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於越，号曰无馀。” 《贺循会稽》记：“少康，其少子号曰於越，越国之称始此。” 《越绝》记：“无馀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也就是说，夏的扩张常常只是在占领地留下几个侯王，而那里的老百姓，不问你是东夷，还是苗蛮，都是华夏族了。 相对于发源于陕西高原的华夏族群，殷商即是东夷了。殷人是成汤、盘庚的子孙，殷商王室的后代。《尚书·盘庚篇》中我们可以大略明白这一族群的来龙去脉。盘庚是商代的开 殷商是活跃在黄河中、下游的族群，与发源于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族群有一个地域上的区别。在夏代，两者尚未统一，所以有夷夏之别。这种表述也不精确，因为在尧舜禹时期，两个族群的统一大致已经解决了，只是在禹的继承人的问题上发生了问题。也就是华夏族的禹之子启篡夺了合法继承人，即来自东夷的益的权位，引发了战争。夷夏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极其尖锐，这一点在先秦诸子的文章中有大量的反映。 不过，民族融合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固然有残暴者的纷争，更主要的是彼此的相互关注，于是我们读到了殷人—东夷人之后的孔子对华夏祖先衷心的赞颂。 壶公评论2006-10-03 1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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