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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弥漫着一股臭味，几次差点吐出来
3月31日下午6点多，记者刚进村子，就闻到一股浓浓的油炸香味。闻香而去，在村中央一栋民房里找到了这家黑作坊，大门朝南。 金水路派出所治安一中队六七名身着便装的民警正在现场查处。2楼上，一男子被戴上了手铐。 院子有百余平方米大，两层楼。一进屋闻到一股臭味，地上放着10多个大盆，里面盛满了各色各样的肉，地面上也掉落有肉块。 民警打开靠墙角的一个冷库，里边放着颜色发黑的肉块，血污流淌，虽然冰冻，但还是能闻到一股臭味，现场的人几次差点呕吐。房屋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油污，东侧堆放着数百公斤已经串好的肉串，这就是平时卖的牙签肉。 掉在地上的肉串，连狗都不吃 “这么脏的东西，你们自己吃吗?”一名民警现场询问窝点里的一老太太。这名老太太没吭声，白了民警一眼。一名村民告诉我，平时这户人家大门紧闭，但烟囱又在冒烟，不清楚在加工什么，只是老远就能闻到油炸味。 还有村民说，晚上回家，经常见有人骑车或开面包车给这家送东西，有时半夜三更也能碰到，一猜就不是做正经生意的。 采访期间，院子里出来的一条狗闻了闻掉在地上的肉串，没有吃，晃悠悠地走开了。 就在民警准备带人离开现场时，从外面进来一名打扮时尚的中年妇女。她追着问民警：“你们是哪家派出所的?”民警不予理会，她跑到门外记下了车牌号，然后给别人打电话。 一名工人说，厂方对外称是从北环长兴路口水产大世界购买的原材料，实际上买的是别人偷偷送来的病死的猪肉、鸡肉。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小作坊”该如何管理? 在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中,10人以下、从事传统食品生产加工的主体被定义为“小作坊”。在中国整个食品生产加工行业,小作坊的比重超过了70%,它们的分散性、流动性、隐蔽性提高了监管难度。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一项相关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2亿多农户从事分散的农业生产,人们所食用奶制品的原料很多来自“散养”的奶牛。而“散养”“作坊”带来的监管漏洞正是“三聚氰胺”奶制品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深圳市连锁经营协会、零售商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于建表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症结在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是否落到了实处,“人们不能指望每家食品店都能自觉遵守安全标准和卫生规范,政府部门必须严格管理、频繁查验、切实督查,将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控制到位”。 熟悉商场和零售店运作模式的于建认为,不论是上海的“染色馒头”还是其他食品安全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食品生产企业的“门槛”还没有建立好,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市场后自然问题频发。 与具备完善品质管理和控制体系的现代化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相比,生产条件简陋、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产品质量不稳定,是小作坊存在的突出问题。上海被曝光的“染色”馒头加工点,混杂在多家机械制造厂、服装厂之中,粉尘、污水随处可见。一位附近工厂的员工对记者说,他刚来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生产直接入口的食品。 尽管水平低下,但监管者们在执法实践中发现,小作坊的“生命力”通常都很强。中国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使得产业水平和消费层次呈现明显的多样性。小作坊大多从事传统食品的生产加工,技术要求本身就不高,其产品相对低廉的价格,确实能够迎合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的需求。 “但低成本,恰恰也是小作坊的风险所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监管处处长忻元庆坦言,生产管理水平不够,再加上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一些小作坊会想方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使用违法手段。“以上海为例,食品生产相关的企业有三、四千家,我们的监管队伍只有300多人,如果企业昧着良心、刻意规避而去做一些违法的事,及时发现确实有难度。” 此外,即便是被查处了,小作坊的低门槛也能让经营者很容易另起炉灶,其违法成本远远低于监管成本。 方有宗认为,食品加工产业和市场需求的现实状况,都决定了小作坊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被彻底取消,或者被完全取代。为了避免监管真空,《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小作坊的管理授权地方人大来立法解决。 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运时表示,上海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对小作坊、小摊贩进行合理疏导,划定特定区域让他们经营,同时加强监管。 正在审议中的《上海市实施〈食品安全法〉规定(草案)》,设置了这样的条款内容:鼓励小作坊改进生产条件,进入食品加工园区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而后者由各级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进行建设或改造。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由于牛奶加工企业对鲜奶的质量要求提高,迫使生产条件较差的散户退出,养牛业开始从一家一户的作坊生产向科技含量高的公司化生产转变。 专家指出,把众多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在帮助他们提高技术的同时进行管理,这种方法在一些试点地区已经收到成效,小作坊数量有所减少或者逐渐走向联合。但是,如何吸引尽可能多的小作坊进入、并且愿意留在集中加工区域内,同时确保及时发现、有效打击日趋隐蔽的违规者,仍然需要政府更多的智慧和更加细致的工作。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当举一反三、发动社会力量参与。”长期研究社会公共政策课题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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