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岘《致巩伯书札》
杨岘（1819-1896），字庸斋、见山，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洲）人。咸丰五年（1855）举人，应会试不中，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中，参佐军务。50岁以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官至盐运使，其间曾任江苏松江知府，因得罪上僚被劾罢官。此后即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卖字为生。 杨岘的书法属于北碑派，曾拜书家臧寿恭为师学习书法，精研隶书，于汉碑无所不窥，名重一时。由于他取法广泛，临习勤奋，因而下笔极其熟练，个人风格也十分明显。其隶书主要致力于《开通褒斜道》、《石门颂》、《礼器碑》，在字形结构上，他一反前人学汉碑均取其方整严密的习惯，对字形尽量采取上部紧密、下部疏朗的处理方法，尤其是撇、捺及长竖等笔画，左、右伸展，波挑飞扬，将汉碑的雍容端庄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形成一种犀利峭拔、活泼飘动、神采焕发的形象，因而被人称为是用草法写隶书。作风瘦劲矫健，疏中求紧密，其用笔明快爽畅，用墨多求变化。常用淡墨和宿墨创作，这在当时的碑学书法家中是少见的。咸丰、同治时期，他的隶书最为突出，影响较大。杨岘书法之余，还攻古诗文辞，著有《庸斋文集》、《迟鸿轩诗钞》等。 据载吴昌硕曾随俞樾（曲园）在姑苏结识杨岘，从其学艺，情在亦师亦友之间。可谓同声相应，同心相知，这在艺术史上不多见。吴昌硕曾将旧藏《彝器款识册》请杨岘题辞，二人各抒己见，颇有玩味。 值得一提的是，见山的行书也风格鲜明，点画沉着。体势夺宕，字形或瘦长，或方扁，或紧结，或离散，变化多端而力避平淡，其豪纵不羁与俊逸飞动，一同于隶。杨岘作品流传甚多，但隶书风格对晚清书坛影响很大，甚至远及日本，但其晚年书风流于颓唐，缺乏古意。 延伸阅读 是变法，不是“颓唐”
——杨岘隶书七言联 
由考据学兴起引发的一场书法革命——碑学运动，是从清代乾隆后期开始的。当时，嗜古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以收藏、把玩金石古器为时尚，以善作“古文字”为能事，四处访碑，搜购拓片。在学问文章之余临习金石铭文，成了他们乐此不疲的雅好。后来在包世臣、康有为的极力鼓吹下，几乎整个社会的书法审美趣味都发生了转移，走上“尊碑抑帖”的极轨。至今，碑学运动的是是非非仍众说纷纭。但在当时，它却激活了沉寂千年的古文字系统，使古文字得以在书法艺术上成功运用，并开创了篆、隶创作的新纪元。专工隶书、名重一时的杨岘便是这一时期书法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杨岘一生好隶书，对东汉碑碣多有探求。论者说他“于汉碑无所不窥”，可知其在研究汉隶上是下过大工夫的。他的隶书为时人所重，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吴昌硕即出自他的门下。杨岘的传世作品较为丰富，这副隶书七言联（见右图）是其晚年之作。作品为纸本，纵142.5厘米，横32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此联在书写上迥异于书家早期横平竖直、循规蹈矩的一贯作风，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信笔挥运，更显老英雄本色。此作用墨浓重，行笔矫健，兼以枯笔，粗细相间，大小变化一任自然，仿佛信手拈来，却又别有用心。一般来说，隶书字取横势，最易产生横画平板雷同的现象。此联横画变化诡异，包括最为突出的波与磔，均无一笔雷同。联中撇、捺笔画，左右伸展，波挑飞扬。杨岘将汉碑的雍容端庄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打造成一种犀利峭拔的面貌，难怪有人称他是用草法写隶书。最为得趣的是此书在放纵之外掺以颤笔捻管技法，使得部分枯瘦笔触更加古拙、生涩，与丰腴、浓重的肥笔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看似率意，实则于对比关系中见匠心的处理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容易接受的，并已经得到普遍运用，但是在当时却遭到很多质疑——人们认为他晚年书风流于“颓唐”。殊不知，这正是杨岘实现“衰年变法”的刻意之举。
杨岘在隶书的探究道路上可谓孜孜以求、永不停步，费尽了心智。他对各种不同风格的汉碑兼收并蓄、无所不临。从秀美的《曹全》到古拙的《张迁》，从方整严密的《礼器》、《史晨》到仪态万方的《褒斜道》、《石门颂》……其取法之广、用心之专罕见其匹。从杨岘大量的传世作品来看，不同时期的面貌也各有不同，此正是他的探索足迹使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说他“用笔师《韩敕碑》，结体师《石门颂》”；有的说他“学《礼器铭》，信为能者”；当见到他所临《西狭颂》，又不禁叹为观止……其实，这正是其取法广泛、转益多师的最好佐证，也说明了杨岘早期的探索之旅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但是杨岘自己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有了“衰年变法”，有了看似“逸笔草草”的信手挥运，有了“以草法写隶书”的创举。从他这副76岁时书的七言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创举”已不再是简单的提炼与杂糅，也不仅仅是“以草法写隶”的表现形式，更多表现出的是积淀后的升华，是他对各路汉碑烂熟于胸之后的自由表达，是他积一生心力探究隶书的智慧结晶。但遗憾的是，他的“衰年变法”并未得到时人的理解和认同，反被一些人讥之为“晚年颓唐”。对此，我想杨老先生一定是心痛不已。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他的创新不被理解，所以创新才显得弥足珍贵；实现“衰年变法”更是一种自我挑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就此而言，杨岘是可敬的。好在时过境迁，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杨岘晚年的变法，我们解读已经没有障碍，况且他的许多关于笔法、墨法等的处理方式早已被今人广泛运用，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当时所谓的“颓唐”之辞。由此我想到，艺术欣赏不必囿于陈说，人云亦云，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何况社会意识形态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变化。 （佚名）
杨岘《隶书七言联》纸本，纵135厘米，横22.5厘米。浙江余杭博物馆藏。
此联作于1888年，现藏余杭博物馆。上联“璚林花草闻前语”，右下钤“杨石头”朱文印，下联“罨画溪山指后期”落款“七十叟藐翁杨岘”，下钤“臣显大利”白文印、“藐翁”朱文印各一。该件作品用笔遒劲苍健，是杨岘晚年之代表作品。 
杨岘《隶书四屏》，133.0×33.0cm。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