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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3日《书法报》第30期封4 责编：唐福祥 邮箱：sfbs007@163.com 转载文章请注明出处 清代隶书赏析系列（二十一） 
厚重浑穆 端庄灵动 阮元（1764—1849）主政广东的九年，是其隶书传播的黄金时期。他向来重视教育和办学，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调任两广总督，四年后，在广州参照在杭州开设“诂经精舍”的模式和经验，创立了著名的“学海堂”，这里曾一度成为广州的学术中心。聘请谢兰生、黄子高、谢念功、谭莹、黄培芳、陈澧、谭宗浚等教育精英担任学长，培养了大批适合时代的通经致用人才。阮元毕竟是科举出身的大儒，又是朝廷重臣，以他的学术和政治地位，自然而然地成了清代倡导碑学的领袖人物。他的碑学思想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也影响了一批人，促使他们潜心金石、研究碑学，同时研习篆隶书，对近代岭南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阮元倡导碑学并身体力行，竭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一方面将书法分源导流，确立北碑的地位，通过提倡碑版，力矫自唐、宋以来盛行的帖学之风；另一方面，还确立了汉碑、唐碑的地位，提倡书法要“溯其源”“返于古”，从书体发展史来看，汉隶是由篆书衍变而来，行楷则是从隶书衍变而来，隶书成为上承篆籀下启行楷的桥梁。“两论”成为清代碑学开宗的宣言书，拨开了帖学长期垄断书坛的迷雾，为清代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阮元的碑学实践和成就，主要体现在隶书方面。他的隶书有着厚重浑穆、端庄博大中透见灵动的艺术特色。乾嘉年间的隶书大家的书风大多厚重、端庄，这是当时的时代特征。他在隶书的研习上，虽然与前辈或同辈有着共同的审美取向，但存在着认识的不同，取法也有不同。 阮元传世的隶书作品并不多见，以对联居多。可从藏于各文博机构的隶书“刘光伯李如圭”七言联、“礼记左传”十六言龙门联、“有子先生”七言联以及“含和年丰”八言《石门颂》集联中获悉他的取法信息。方朔《跋石门颂》曰：“此碑近日得者少，学者亦少。姜玉溪先生藏有阮文达公旧赠一联，波澜无二，始知公之寝馈于此刻者久矣。”又在《百石卒史碑》（亦称《乙瑛碑》）跋云：“阮文达公中年亦力学此碑。鲁孝王石人，有'乾隆甲寅阮元移置’八字，尚未臻极，至西湖之'诂经精舍’横额擘窠四大字，则纵横捭阖，无一不神会此碑也。”他不仅取法《石门颂》《乙瑛碑》，还收藏拓本，朝夕揣摩。可见，他的隶书以《乙瑛碑》《石门颂》《校官碑》诸汉碑碣摩崖作为取法对象，用笔遒劲，笔画圆浑，体态伸展，个人特色鲜明，还在用笔上与邓石如、伊秉绶、桂馥多有吻合处，又体现时代特征。 阮元的隶书不逊于当时的隶书大家，这与他治学广博、学识全面、思考独特、取精用宏、勤奋苦练是分不开的。阮元隶书“素襟不可易，清琴时以思”五言联（如图），上款为书赠“子勤亲家”，“子勤”是孙承勳的字，《皇清书史》载“孙承勳，字子勤，钱塘诸生，工书”。此联是阮元晚年隶书代表作。上联“素襟不可易”句，“素襟”，指平素的襟怀，语出晋陶渊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下联“清琴”，寓意音调清雅的琴。语出唐薛昭蕴《浣溪沙·握手河桥柳似金》：“蕙风兰思寄清琴。”此联的上联集陶句，下联则为自撰。字形方正、宽博、端庄，体态取伸展之势。“素”“不”“可”“清”“琴”“时”等字，用笔厚重圆浑，笔画坚劲，体现在横画、竖画上；“素”“襟”“不”“清”“琴”“时”“思”等字的点，轻重有致，意趣妙生；“襟”字“衤”部两点变长竖，“思”字“心”部最后的点变为斜长点，体现其对点的灵活运用，其灵动的特点主要通过笔墨技巧和文字学修养来支撑。此联便是他的“素襟”“清琴”的胸次情怀和人生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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