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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初、高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我的表哥就是一名赤脚医生，他在大同念完高中后就返乡劳动，他的姥爷学过中医，他因此把中药的“十八反”“十九畏”背得滚瓜烂熟，还有什么“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等等汤头歌也能随口而来。由于社员们的一致推举，表哥才当上了一名赤脚医生。在那个年代能当上一名“赤脚医生”应该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1969年下半年，堡子湾公社推广合作医疗制度，办起了“毛泽东思想统帅新医疗法学习班”。由大同市卫生局组织的“6.26医疗队”的医生做教员，培训公社卫生院和准备做赤脚医生的农民，大力推广“一根针”“一把草”治疗各种疾病的先进经验。 听表哥说，在学习针灸的时候，老师一讲完，他们就马上操作。学员们自己扎，互相扎。一个酒精棉球，裹在针灸针上一抹，然后再在穴位处一搽，就算消毒了。那时候针灸针也缺，一根银针，一个酒精棉球可以反复用十几个人，几十个穴位，直到酒精棉球都成了黑色的了还在用。 他们常常是一边学，一边对外门诊。很多学员纯粹没有医学知识，对生理解剖一窍不通；常常有按摩至皮破的，也有扎针旋转过度，以至于皮下纤维组织缠着银针拔不出来的。 一天，一个老太婆因为眼疾来求医，一个胆大的学员就给她扎“睛明穴”。扎下去1寸多，然后提插、旋转，由于幅度过大，还没有取针，病人的眼睛就肿起来了。老师看见了，让他马上取针，等到取出针来，病人的眼睛已经肿的睁不开了，那老太婆惊慌地问：医生，我的眼睛要瞎吗？老师回答：没事，明天就好了。她回去后究竟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据表哥说，他们医疗站好歹头天晚上还要把注射器、针头煮一遍；而其他医疗站，一般就拿开水涮一下，一具注射器，一个针头，要用一天。有的医疗站一瓶100毫升装的蒸馏水，用了几个月，里面液体都生出一团团白色絮状物了，医生还在用来给病人注射用。现在看来，那些做法，和现在我们的乙肝大国有必然的联系；但那时候的基本条件就这样。 那时在乡下，由于赤脚医生打青霉素不做皮试，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表哥说，按农村习惯，农民们来看病，或者请出诊，男人们都要向医生敬烟。表哥不抽烟，人们也要强敬，虽然是很廉价的烟，桌子上扔的到处都是。一天，大队书记告诉他：“二锁，以后他们给你烟，你把它收好，给我。”从那以后，病人递烟，表哥就随手放在一个空药盒里。大队书记隔三差五来这里翻看，干净的，贵一点的，就收走；脏的皱巴巴的他不要，自然会有不尊贵的人捡来抽。 得胜堡的大队书记和10来个妇女相好，闹得满城风雨。一次，他老婆跟表哥说：我不是不许他在外面有相好的，但是在外面太多了，伤身体啊。书记老婆是地主出身，一天因为书记在外面拈花惹草，老婆和他在街上打架，情急之下一把抓住老公的命根不撒手，好在那天公社书记来了，女的向公社书记诉苦，大队书记一见到上级，立刻大叫：“X书记，她父母是地主。”一时传为笑谈。 那时，我有个表姐嫁到了邻村，她宝贝儿子有个耳朵发肿发痛，她便领他去看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用手摸摸，用电筒照照，说是中耳炎，然后就往耳朵里灌药水，还说再洗两次就好了。岂料这药水一灌进去，他的耳朵更痛了。洗一次痛一次，直到孩子无法忍受时，赤脚医生才不好意思地说了：你还是领他去丰镇看五官科吧！表姐带孩子到丰镇县卫生院一看，医生笑哈哈地说，你这小家伙，怎么在耳窝里种豆芽啦！说完，用夹子把耳窝里的豆芽夹了出来。夹出来后，耳朵立马就舒服了。原来，这孩子在豆垛里玩，一颗黄豆跑了进去，痒痒地，他便掏，加上赤脚医生灌了药水，豆芽就在里面长大了。这也难怪村里的赤脚医生，因为没有反光照明设备，根本看不见耳朵里的情况。 有一回，他配合大同来的大夫做计划生育手术，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还跟着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就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20多个，一口气都干完了。 我好多年没回老家了，听老家的人说，现在情况比那时时更糟糕。当年的赤脚医生全进城务工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唉，啥时也是农民可怜，你说该如何衡量“赤脚医生”这个业绩呢？我也不知道， 我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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