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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作者：王绍武 1970年9月，我被分派到孝义县大孝堡公社卫生院。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工作的地方，那时候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所以我们大学毕业分配时，去大城市大医院的基本没有。回孝义后，县医院也不让去，孝义的三个国家单位，大麦郊、杜村卫生所、兑镇医院都不让去，我被派到大孝堡公社卫生院。大孝堡是个平川公社，离县城不到十里，离我家也就是十五里路，骑自行车不到一个小时。 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各个行业条件都很差。这个公社卫生院虽叫医院，可是没有一支病床，除了个听诊器，血压计，几把清创手术刀，小缝合用的止血钳，以及一台用木头自制的妇科检查床外，医疗器械几乎一无所有，全院只有七八个职工，有一个老中医，一个妇幼医生，一个西医，一个中医，还有学校未毕业放假回来的学徒工和一个会计，还有两个学习的学生，原来的院长佘医生，因为是旧军医，有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罢免了，现在由中医学校回来的张医生临时负责，医院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就在公社办公的大院占了四五间房子，有一个药房，一间妇科检查室，两间职工的住所，而且职工宿舍也就是诊室，要是有小的外伤缝合，医生就在自己的床上把行李卷起来，铺上一块油布来当手术床，幸好公社卫生院和公社在一个大院，公社有食堂，卫生院的职工可在公社食堂就餐。 因为是平川，从公社到各生产大队的路，也不太远。公社卫生院也没有X光，化验，心电等医疗器械，解决不了大问题，小病就在医院简单处理一下，行动不便的就叫医生出诊，所以出诊就成了常事，再大的病就只能到县医院去。 医院条件不好，医生出诊的时间多，卫生院的管理也很差，除了一些防疫，妇幼上级布置的指令性任务外，也没具体的任务指标。 我先在医院报了到，回家稍做准备，便自行车带着行李到医院上班，开始了医生的生涯。那时候刚从学校出来，非常遵守医院的制度，一天24小时吃住都在医院，来了病人就看病，有叫出诊的就出诊，没有病人的时候就看书，整理笔记，这样的工作单位也觉得挺好。
医院里来了个大学生，有的人过来看看，有的人来了问一些问题，问一些以前没有解决了的疑难杂症。比较典型的就是当时的公社供销社主任，他家有两个小孩儿，腿和胳膊慢慢变瘦，行动不便，看了好多医生都说不来是什么问题，请我去看。我大致问了一下情况，查了查书和笔记。就去他家看病人。他家共有五个孩子，老二和老四有病，其余三个均正常。这两个孩子生下来都很正常，老二在六年前，十岁左右开始，无明显诱因，渐出现右下肢无力，继而逐步行走时脚拖地。上述症状进行性加重，不久又出现左下肢无力，行走时身体左右摇摆不定，双下肢肌肉萎缩，以双膝以下明显，右侧较左侧重。检查患者一般状况良好，营养中等，生命体征正常，头颅无畸形，心、肺、腹未见异常，脊柱双上肢无畸形，精神及智能检查正常。言语流利，只有鸭子步态。颈无抵抗生理反射存在病历反射来引出，未有发烧及脊灰、流脑等病史。老四发病情况类似，只是发病比较晚，症状比较轻。初步考虑为进行的肌营养不良（肢带型）。因为这两个小孩儿还都很小，涉及到以后生长生活的问题。我就带家长及两个孩子到山医一院找到我的老师，神经内科主任进一步确诊。经过神经系统，肌电图有关检查，最后找当时全省唯一的神经内科李主任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经过这个病例，当时公社干部对我的医术有了一定的信任度。 1970年腊月的一个北风怒吼，大雪纷飞，天气很冷的日子，长黄村有人叫出诊。说是家里有一妇女，呼吸困难，已经两三天不能睡觉了，周围村里的几个医生都看过还不见效，病情严重救命要紧，我跟着家属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多里路去了大孝堡公社的长黄村。 患者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正趴在高垒的被子枕头上喘气。她说好几天了，胸口憋的喘不上气来，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不能睡觉，精神很紧张。我仔细检查，神志清，面部嘴唇、甲床无青紫，血压不高，体温正常，脉搏稍快，114/分，心界不大，心律齐，无杂音，两肺呼吸音清，未闻干湿罗音及胸腔摩擦音，也无静脉怒张，基本上可除外心肺胸腔疾患。追问病史也无感冒发烧咳嗽等病史，只是在前两天和在同过道住的妯娌闹矛盾吵架，被丈夫制止，没有出了这口气而得了此病。我根据以上情况考虑，很可能是“癔病”。 我工作后第一次遇到这种病人，试着用暗示疗法。我对病人讲，你这病比较重，但有办法治，我治好过很多这样的病人，这要用一种特效药。我拿了一支当时盛行Vb12注射药给病人看，你没有见过这种特效药，一般针剂都是白色的，这种特效是红色的，注射的部位也很讲究，不往屁股上打，直接打到你病的部位，胸憋的地方。打针后，我保证会马上见效。病人听我说后皱着的眉头放开了，我在膻中穴消毒，然后慢慢注射，并嘱咐病人马上喝凉白开一小碗，病人马上就轻松了，也不喘气了，胸也不憋了。然后我又配合足三里、内关、神门等穴位针灸。为了巩固疗效，又给病人留了些Vc、Vb、利眠宁等药服用，两三天后病人睡觉也好了，一切如常。 这是我第一次用暗示疗法治癔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真神。 1971年的春耕时期，大孝堡公社张魏村大院发生一起食物中毒案。大约是农历4月的一天，春耕正忙时期，那天下午2点左右，张魏大队突然报到公社，十几人食物中毒。我们医院的人带着急救药品，全部出动，到张魏全力抢救。到达现场后，看到食物中毒的大约十几人。只见病人卧位肚疼，头晕，口吐白沫，严重的抽搐，还有少数的昏迷，瞳孔缩小。根据以上情况，考虑为有机磷中毒。我们先把病人逐一登记，按中毒的症状分为轻、中、高三组，立刻注射了阿托品，轻0.5g，重的1mg，并清理口腔的分泌物，对症由解圣剂等方法处理。接着和村里的干部商量，马上用马车把两个最重的病人送县人民医院，路上跟上医生护士，按时注射阿托品等，其余的人在村里继续观察治疗病人，根据病情分三批把13个中毒病人全部送到医院。全院医务人员参加抢救，直到晚上12点才结束。 由于我们抢救及时处理得当，配合大队很快把病人都送到医院，经过医院精心治疗，病人全部治愈。医院未发生伤亡事故，我们的抢救受到公社党委和张魏大队的表彰。 刚到医疗战线，刚刚走上社会，虽然这个医院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当我看好一个病人，弄懂一个医疗问题，抢救病人成功的时候，就体会到了治病救人的无限乐趣，真正体会到了医疗战线的光荣和职责的重要。 1971年的春天，公社党委宣布我当院长，要我来管理医院。我知道医院条件差，技术力量弱，经济条件也不好，是有些为难。当时我们还属于臭老九，于是和公社党委再三推脱，但是公社党委一直鼓励我好好干。 大孝堡公社是有20年多个生产队的大公社，以农业为基础，没有矿产，没有其他乡镇企业。东部地区多年的盐碱地农作物产量低，经济条件薄弱。但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村村都建起了卫生所，建立了赤脚医生例会制度，并组织赤脚医生每个月回公社卫生院进行一次业务上的学习培训，检查一个月来的卫生保健防疫及妇幼保健工作完成情况。落实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的工资报酬等，调动了大队赤脚医生的积极性。在公社卫生院，清点了医院的财产，盘点了药房，处理过了过期失效，霉烂变质药品，健全了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医生24小时值班制度，医生门诊登记，出诊记录，每日、请假制度，做到了医院24小时有人接诊，急病人能急，想病人所想，根据情况随叫随到，不耽误救治。医生有交接班制度、记录，医院医生每周一次集体学习业务知识时间。根据平川地区出诊多的情况，给医生做了棉大衣，雨鞋，棉手套等防护用品，使医院逐步走上了正轨。 1971年秋天，根据上级的精神，我带领本院的年轻医生、部分赤脚医生到中阳县的支柯、南阳、杜村山区采药，磨炼了医生克服困难，为病人服务，艰苦奋斗的意志，增加了医院的收入，并带年轻医生学到了认识辨别中草药的知识。医院的生活工作丰富多彩，一个生气勃勃的医院在前进。经过 一年多和医院全体职工的拼搏，受到了卫生局及公社领导的好评。实践证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1971年，晋中防疫站在孝义县大麦郊公社、高庙山大队防治大骨节病。当年的12月份，县卫生办公室通知我去高庙山整理防治大骨节病的材料。高庙山是孝义县的西部山区（现在是交口县所管），此地山高路远，出门就爬坡，该大队约有三四十户人家分散住在方圆二十几里的山庄，每个地方住一两户人家。去了通过深入到户访问，分别集中几户召开座谈会，调查工作汇报等形式，经过十几天的时间，我总结了一份一年来防治地方病的报告材料。这份材料受到了晋中市防疫站的好评，登载到山西医药杂志作为防治地方病的经验交流，并报送国家医生部。 县卫生办公室看到上面的材料后，经常抽我回公卫生办公室帮助整理材料，写年初计划，年终总结，参加县里的卫生会议等。因为当时卫生办公室人员少，工作忙不过来，有什么事情就临时抽调我回来。办完事后再回公社医院，有时候要把写的材料从卫生局拿回来，一边在医院看病一边黑夜里加班写材料，写好了再送回卫生办公室。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 1972年冬天，上级调我回县里卫生办公室工作，大孝堡公社党委完全不同意调走。书记说，王绍武担任院长以来，工作积极认真，医院步入了正轨，有了起色，不能让他调走。后来卫生办公室就借我回来，在卫生局办公室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卫生局也被造反派夺了权，后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卫生办公室，来管理全县的卫生工作。 卫生办公室当时属于孝义县革命委员会。七零年那段时间，卫生办公室只有一个主任和一个干事。卫生办公室当时有什么事，什么任务，就在下属的卫生单位借干部回来。我到大孝堡工作以后，就经常借我回卫生办公室来帮忙，卫生办公室也需要增加工作人员，我有两三年的借用时间，他们也想把我从卫生院调到卫生办公室。当时我也想离开大孝堡医院，但我不想到卫生办公室干行政工作，因为我是学医的，我想去人民医院，再学习，提高我的医疗技术。大约就在1973年的春季，我提出调动申请的时候，大孝堡公社党委员召开公社春季农业生产动员大会，公社高书记在大会上号召，全公社党员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战天斗地，争取农业农业大丰收。书记表态，大孝堡是个好地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死也要死在大孝堡，看到高宝俊书记的表态，我的调动申请也不敢给书记了，暗想，也只有好好的在大孝堡干了。 1973年的夏天，我去太原住了十多天探亲假。回来在孝义城碰上了高书记，他对我说，绍武我已离开了大孝堡公社，调回了电业局工作。你是学医的，你还很年轻，你应该去人民医院好好干，调动过程有什么困难我帮你。听了高书记的话，我回公社申请了调动，公社领导说医院技术力量缺乏，没有合适的人当院长暂时不允许我调动。两三个月的时间找了几次，公社领导就是不让我调走。后来我找到了高书记，他领我到政工组，又从政工组开上调令，又到卫生办公室，商量把当时从兑镇医院插队的任医生调到大孝堡医院当院长，这样我才从大孝堡调出来。调出来后，卫生办公室和政工组都要把我调到革委会卫生办公室搞行政工作，我仍然坚持要去人民医院。卫生办公室因办公室急需干部，就不让我去人民医院，所以我的调动手续一直都在我的口袋里。 不多久，吕梁行署要在各县抽调干部到行署工作，卫生办公室又让我去行署工作，当时我爱人在太原工作，我母亲带着我的女儿在孝义，如果我到离石，我的两个家就变成三个家了。我向政工组说明情况后，政工组也同情我，就调卫生办公室的王主任到行署。王主任调走的时候，同意我把组织关系先办到人民医院，暂时在卫生办公室工作，我抓紧时间把手续办到人民医院防疫股，人仍然在卫生办公室上班。 大孝堡的三年多最基层的磨炼，锻炼了我能吃苦，肯奉献，敢探索的精神，为一生奉献医疗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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