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穆旦：同学最仰慕的“校园诗人” 穆旦（1918—1977）导语： 这里汇集了中国新诗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其中有早期白话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朱自清、新月派领袖闻一多、浅草一沉钟诗人冯至、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等人：写诗的年轻人则有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杨周翰等人。他们一起研习中外诗艺，将中国新诗现代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如步行团中的教授闻一多，一路上合学生同吃同住，衔着大烟斗，长须飘飘，诗意盎然，沿途写生、谈诗，给穆旦以极大的影响和启示。此后，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时，竟然编选了穆旦的诗歌作品11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全面危机和抗战状态，大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困境。10月，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所在的南岳圣经学校，穆旦积极探索诗歌创作，于11月完成被认为是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成熟的作品《野兽》：“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翻白的花……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此锐利的眼镜，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这首诗不长，短短的16行，但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日本学者秋吉久夫认为“是讴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赞歌”。 随着南京失陷，日军紧逼武汉、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只好从衡山湘水再迁云南昆明。当时一部分师生组成了长途跋涉的“湘黔滇旅行团”，开始了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长征”，穆旦就是步行团中的一员。步行团从1938年2月19日从湖南长沙出发，至4月28日到达昆明，共行68天，经过湘黔滇3省，行程3000多里。在这支队伍里，穆旦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行为，一是开饭的时候经常迟到，二是背诵英汉辞典。他每天背英汉词典，当“长征”结束时，一本英汉词典也就背完了。据在台湾的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经济学学生蔡孝敏回忆：“十一级查良铮兄，系教育家查良钊十七老校友之昆仲，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词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全部撕光。”(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但是，在3000多里步行的途中，穆旦记住的远不止那本英汉词典。对于一个对现实有深切关怀的诗人来说，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底层的人民无疑是一次深刻的人生体验。为此，他写下了组诗《三千里步行》：“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胸中燃烧着的希望。” 在步行团到达昆明之前，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上课。联合大学有原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建而成。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昆明，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成为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为新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新诗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其中有早期白话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朱自清、新月派领袖闻一多、浅草一沉钟诗人冯至、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等人：写诗的年轻人则有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杨周翰等人。他们一起研习中外诗艺，将中国新诗现代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比如步行团中的教授闻一多，一路上合学生同吃同住，衔着大烟斗，长须飘飘，诗意盎然，沿途写生、谈诗，给穆旦以极大的影响和启示。此后，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时，竟然编选了穆旦的诗歌作品11首，仅次于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由此而来可以看出闻一多对穆旦才会的赏识。 由于西南联大师生员工人数众多，校舍不够分配，西南联大文学院和法学院设置在远离昆明的云南蒙自，称为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在蒙自，穆旦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和威廉·燕卜荪的《莎士比亚》和《英国诗》等课程。他一边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一边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尤其是在年轻的英籍教师燕卜荪的启示引导下，他对拜伦、济慈、布莱克等英国浪漫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入迷，同时还专心攻读艾略特、奥登等人的诗歌。据同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的王佐良回忆，穆旦当时对艾略特、奥登、叶芝的诗都非常喜欢，创作上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并特别对艾略特的著名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有兴趣。与此同时，穆旦还在蒙自开始学习俄文，他跟着历史系的教授葛邦福学习，学的非常认真。同学们经常看到穆旦在蒙自海关大院的教室里和葛邦福坐在一起，虚心向他请教。1938年8月文法学院迁到昆明，穆旦又选修俄文教授刘泽荣的课，这为他以后翻译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歌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穆旦、王佐良等一批喜欢诗歌写作的学生积极组织和参加一些文艺社团，当时联大有南湖诗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等，有学生组建，请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教授作指导或顾问，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如讲座、座谈会、诗朗诵、讨论后等。据当事西南联大学生刘吉兆回忆，南湖诗社创办时，征求穆旦意见，“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至今我记忆犹新”(刘吉兆《南湖诗社始末》)。穆旦不仅同意办社宗旨，列名发起人，还积极帮助发展新社员，并经常为诗刊写稿。除积极举行各种活动外，这些文艺社团还自行印制一下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南湖诗社的《南湖诗刊》上，就发表过穆旦、赵颛，蕻、刘兆吉、向长清、周定一等人的作品。文聚社的《文聚》创刊号上发表了现在被视为中国新诗经典之作的《赞美》：”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冬天飞翔的鹰群……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其他的诗歌还有杜运燮的《滇缅公路》、罗寄一的《一月一日》等：评论文章有佩弦(朱自清)的《新诗杂话》等。据统计，在《文聚》杂志上发表诗文最多的，老师是冯至，学生是穆旦。(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冬青文艺社出版专门刊登杂文的《冬青》壁报，很受读者欢迎。社员们写的其他文艺体裁的作品，不适宜用壁报形式发表的，他们就用同一种稿纸书写，分类装订成册，配上精致的封面，编成《冬青文钞》、《冬青诗钞》、《冬青散文钞》，陈列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供同学阅读。据西南联大同学彭国涛回忆：“查良铮(穆旦)未教过我。但和我有交往，他常将他所写的诗发表在我们所编的《布谷》壁报上。他是1940年在联大外文系毕业的。在校读书时，曾在蒙自参加学生组织的‘南湖诗社’，以及在昆明的‘冬青文艺’，经常发表诗，已有诗人之称。1941年我回到昆明仍和他有往来……他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诗人。”(彭国涛《回忆母校恩师》)确实如此，在西南联大这片新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地里，众多的文艺社团培育成长了一大批著名的青年诗人，穆旦就是同学们仰慕的“校园诗人”之一。他在学习之余写下了很多优秀的诗篇，在大后方的诗坛上崭露头角，成为众所瞩目的新星。 1939年到1940年，穆旦写下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劝友人》、《从空虚到充实》、《童年》、《蛇的诱惑》、《玫瑰之歌》、《漫漫长夜》、《在旷野上》、《不幸的人们》、《我》、《五月》、《还原作用》、《智慧的来临》等作品，有点还是长诗。一部分发表在著名女作家杨刚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一部分收进他以后出版的诗集《探险队》和自选集《穆旦诗集》里。在这段时间发表的诗歌作品中，“穆旦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传达他对所热爱的大地、天空和在那里受苦受难的民众的关怀。”(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同时把他的诗性的思考融入到现实中国的土壤中，努力在诗歌作品中做到现实关怀与永恒思考的完美结合。 1940年8月，穆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任助教，负责四川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叙永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是个偏僻闭塞的小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校舍借用县城内原有的庙宇，分散在文庙、春秋祠、南华宫、帝主宫等地，整个学校的设施和教学条件极其艰苦。穆旦被分配在外文系，其同事有陈嘉、王还、杨周翰、王佐良等人，一起承担着《大一英文》的教学任务，每星期一、三、五上午授课。除正常的教学任务外，穆旦仍然积极的从事诗歌创作。对于这段经历，贺祥麟谈到：“有两位青年助教必须提及，一位是查良铮(穆旦)先生，另一位是王佐良先生……查、王两先生都是外文系的助教，两人即使在当时，不论在英文或中文的功底上都非常扎实，查先生多次为《布谷》壁报写诗，他的诗深邃、醇厚、有浓烈的西洋诗味道，又很有他自己的风格……查先生成了‘九叶派’(附带说一句，‘九叶派’是80年代《九叶集》出版后才有此名的)中的一位杰出诗人，影响很大。其渊源则应追溯到他在叙永的诗歌。”(贺祥麟《唱一首小小的赞歌》)。 1942年2月，应中国远征军的急需，穆旦作为中国远征军翻译奔赴缅甸战场抗日，期间参与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在胡康河谷的森林中目睹战友的死亡，九死一生。正是这种对战争的亲身体验，使他写下了著名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阴暗的树下，在激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在作品里，穆旦将战士的死亡融合进森林的生长之中，那些开满死者头上的“无名的野花”……看似平和克制，实则潜伏着情感的洪流，而惟其如此，这种情感的洪流才显得更加宏大深沉、更加悲天悯人。这种表现抗日战争的方式，这种祭奠死亡灵魂的书写，更合乎人性和人道，也更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因此，唐浞认为《森林之魅》“从其思想的深沉、情感的融和与风格的透明来说，该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作者诗集里的冠冕”(唐浞《笔然的博求者——穆丹伦》)。 可以说，昨晚一位优秀的青年诗人，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诗歌创作引起了20世纪40年代人们的强烈震撼，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1994年，在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丛书”中，穆旦列在诗歌的首位。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穆旦诗选(1939-1945)》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2001年，其20世纪40年代的诗作《赞美》和《春》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 来源：《学术探索》2008年第二期，原标题为《穆旦在西南联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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