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抗战内迁使得昆明文学生态迅速繁荣，作家们在缅怀故都的时候发生情感投射，产生昆明像北京的复杂感喟，联大师生以沙龙和诗社谈文论艺的方式不仅建构了昆明的现代文学场域，也使得发端于北京的学院派批评重放光彩，并且藉由师生对话的形式实现了新文化运动知识谱系的顺利传承，还呈现出这一知识谱系层递性演化和积累的特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因此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现象。因此，昆明文学生态在八年间经历了由缅怀故都转向现代玄思的缓慢变革。 关键词：沙龙；诗社；学院派批评；谱系传承；文学生态 作者简介：王力，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初到昆明的作家有一句共通性的表述，折射出他们特殊的迁徙心态，那就是“昆明像北京”。[1]穆木天长诗《昆明!美丽的山城!》更是把昆明与北京反复并举：“在一切的时节，你都令我想象着是我们的古都北京……西山就像是北京的西山/你的城里城外，就像是北京的内城外城/你的酒馆、你的道路、你的胡同/都令我想起是在我们旧都的故城。”[2] 这种欲把昆明比北京的表述，其实是流离边陲的文化人心理投射的结果，就像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所写的，表达了那个时代文化人的普遍感受，混合着矛盾痛苦的心理：“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经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新品质。……但我们信念如故。”[3]林徽因提到的“远离”对于理解迁徙者的情感非常重要，它是思念和想像的前提，尤其是在整个族群都被外族驱迫而远离故土的时候，对于“故土”的的思念会产生审美增殖。因此可以说，“昆明像北京”的表达是一种遥想故都的审美感受。这些学者作家在抗战爆发后考虑迁徙时，几乎都有以史为鉴的意识，而且多联系民族气节，卢沟桥事变后，吴宓多日阅读《顾亭林诗集》，与陈寅恪一起散步时，“谈明末事，与今比较”。[4] 1937年12月7日到达南岳临时大学驻地之后，他的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了：“室甚轩敞，居之甚舒适，诚佳美之读书讲学地也。……比在孤独时，空闲暇逸多矣。”[5] 1938年3月7日到达昆明之后游览市容，“觉其甚似北平（宜称北京）。盖自去年十一月南来所经历，唯有昆明可称故都北京之具体而微者也”。[6]从吴宓的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出平静的校园氛围和书斋生活对于心灵的滋养作用，特别是这种氛围和北京的关系深厚。 有意思的是，产生这种感觉的基本上是年长的作家，对于那些学生来说，这样的感觉很少出现。这从侧面反映出迁徙者的年龄越长，在某地耽留时间越久，对于新迁居地和故地之间的联想越丰富。 对于那些年轻作家来说，要么纵情书写昆明的山水，像高原文艺社的学生诗人，寄托着青年生命的热情；要么在离开昆明之后才形成关于昆明的丰富记忆，比如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散文，蓄满了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眷恋。远离精神故乡的不断回望书写，越来越显出古典气息，能够唤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对“北京”淡漠而在昆明深刻体验生命的年轻作家，往往把自我置身于广阔的世界场景之中，不断追索“人”生命与存在的意义，比较典型的如冯至、穆旦、郑敏的诗歌。 除此之外，还因为昆明的古典建筑风格、富有田园情调的自然风物神似故都，迁居重庆、桂林的作家如果联想到北京，往往是因为这些地方与北京的巨大差异。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昆明的城市建筑和北京相似，富有田园情调的生活氛围和节奏也与北京相似。[7]这种典雅悠缓的古城氛围，有效地疏解了迁徙者因为战争的精神焦虑，使他们很快兴发文化事业重建的信心。沈从文20世纪80年代初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还记得初到昆明那天，约下午三四点钟，梁思成夫妇就用他的小汽车送我到北门街火药局附近高地，欣赏雨后昆明一碧如洗的远近景物，两人以为比西班牙美丽得多，和我一同认为昆明应当是个发展文化艺术最理想的环境（过了四十年，我还认为我们设想是合理的）。所以后来八年中，生活虽过得很困难不易设想，情绪可并不消沉。”[8]温润优美的的自然风景，唤醒了这些作家心灵深处的诗意，对于他们的文学审美心理也是良好的调整。穆木天在北京居留的时间并不长，他的文学起步地点其实是在东京，但是昆明给予他的感觉也是“像”北京。短暂居留昆明的巴金和冰心，因为对于北京的深刻印象，也不期然产生了这种感觉。冰心在离开昆明之后仍然充满深情眷顾这个城市：“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的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古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烘烘的人来人往。”[9]老舍甚至幽默地认为“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10]既指昆明的建筑特点，也贴合京派作家大多迁居昆明的事实，侧面印证了京津作家对昆明文学生态的深刻影响。 迁居作家对此地风物的书写，折射出两重意味：一是对于北京生活状态的眷恋；另外则包含了一种潜在的意图，那就是重建北京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学术氛围。这和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作为以及在抗战中坚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业在心理上是一致的。文化学术的延续与发展，需要对于学术本身的深入钻研，也需要生活情趣与审美心态的平静滋润。长途跋涉而来的迁徙者对于“北京”的眷恋，体现的是他们心灵深处对北京文化氛围和文学生态的固守。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学院派作家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抗战期间成为显著现象的学者散文创作，既丰富了昆明的文学生态，也对于这些学者的学术事业助益甚大。 随着迁居者生活的稳定，他们所建构的现代文化氛围，特别是学术、文学、时评政论等多种类型刊物构成的媒介生态，使得昆明更像北京。学术类型的刊物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在1940年1月创办的《国文月刊》最为著名，在研究国文教学方面属于开先河者。创办于1942年的《文聚》，本就是以西南联大学生文学社团文聚社的名义创办的，刊发文学作品为主，依托校园作家群兴盛多年；另外是壁报或手抄报形式的《街头诗页》（冬青社文艺社）、《文艺新报》（文艺社）等几十种，以及后来的《匕首》《十二月》等文艺丛刊。时评政论类的则有《今日评论》（钱端升主编，后改为《当代评论》）、《战国策》（雷海宗、林同济主编）、《民主周刊》（闻一多、罗隆基主编），另外还有《自由论坛》《大路周刊》《时代评论》等。后两类刊物都间或登载文艺评论。在皖南事变之前，前两种刊物非常活跃；事变后，第三种刊物的逐渐加强，闻一多、吴晗等都加入撰稿者队伍。这些刊物构成的媒介生态，始终以内迁文化人为言说主体，不断向整个昆明社会辐射各种思想，隐然与重庆的官方话语平行或颉颃。这很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天津的媒介生态，自由度高而思想驳杂，唯其驳杂，才能有思想撞击，也才有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态。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除去抗战期间，北京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在于这个文化空间汇集了大量坚持独立思考和言说的人，也形成了容许、接受独立思考和言说的社会土壤。在科赛看来，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生活在理念中的人，他们获得社会认可和自我身份确立的基本条件有两个：第一是听众，“需要有一批人听他们宣讲自己的思想，并对他们表示认可”。第二是能够共鸣的群体，“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同行接触，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交流，他们才能建立起有关方法和优劣的共同标准，以及指导他们行为的共同规范”。[11]当北京的作家和学者迁徙到昆明时，这两个基本条件和北京相差不大，所以，在当时的情境和后来的记忆中，昆明都“像”北京了。 联大师生对于官方指令的冷淡和对于五四纪念的热情，侧面反映出对于“北京”文化秩序的复制。他们在昆明的一些活动，也努力彰显对“北京”的精神继承，最为典型的当然要数每年的“五四”运动纪念集会或讲座等。1944年的五月四日，被联大学生称为“精神复兴的一天”。1943年，重庆政府教育部下令，大学的教学大纲必须围绕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展开，并规定学生必须通过这门课才能毕业，但西南联大从未遵守过，而是自行授予学分或只要求学生定期摘抄几段话，应付检查了事。1944年，西南联大被指令举行总理纪念周，校方便把活动时间安排在午餐时间，到会的师生并不多，校方也未予追究。联大师生反感的不会是纪念孙中山，而应该是官方指派的纪念形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有“太太的客厅”谈文论艺，也有朱光潜的慈慧殿“读诗会”，诗意盎然，文心熠熠。迁居昆明的作家们延续了这种沙龙聚谈的形式，他们组建的文艺沙龙和学生文艺社团相映成趣，有的是教授学者之间常态交流为主，有的则是师生之间交错往来；就其交流内容来看，大多以学术和新文学为主，也有像吴宓等专门交流旧体诗创作的。这就构成了昆明文学生态的独特景观。 昆明城市的空间格局本来不大，加上空袭造成的建筑毁损，很多师生居处非常邻近，图书资料不足，除了偶尔上映的电影和话剧演出，公共娱乐也少，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促进了沙龙聚谈的风气兴盛。从1939年3月30日的吴宓日记可以看出，原来京津文学界的主要人士已经重新集结在昆明，迁徙之后虽没有北京那种优雅的沙龙条件，却仍然保持着沙龙的氛围：“4∶00陪岱访林同济夫妇于青云街67寓宅。旋同岱、济至青云街169宅，访沈从文，适邀友茶叙，客有萧乾、冯至、钱钟书、顾宪良、傅雷等。众放肆谈至7∶00始散。” 迁居桂林的作家经常举行的文艺性质座谈会，常常有明确的现实议题，甚至是为了特定的社会问题、文学现象而举办，所以常常呈现某种左翼（或者反左翼）文化色彩；昆明的这种沙龙式聚会，在1942年之前呈现为浓郁的文艺色彩，皖南事变后则社会批评的声调渐高。不过，文艺界的聚会始终围绕高校、围绕京津成名作家，因而始终洋溢着学院派气息，这是抗战时期其他区域所没有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至今人们谈起战时的昆明必然提到西南联大，就在于其丰富而包容的文化氛围。 北京沙龙风在简陋条件下延续，使得高校师生把昆明的文化氛围建构得很“像”北京。这样一来，增进了他们在北京时期的交往，增强了彼此的审美共鸣，并且将新一代作家融入进来。1938年4月30日，沈从文到达昆明，首先遇到的就是在北京沙龙里的熟人，梁思成和林徽因。沈从文最初住在青云街，因为当时正在编辑国文教材，杨振声、朱自清经常到这里校阅文稿，还有学生寄居附近，便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文艺沙龙，人群规模和酬酢条件虽然不能和20世纪30年代的“太太的客厅”相比，但毕竟是战时作家和文学青年交往的一个稳定场所。林徽因到昆明巡津街安定下来后，她的住所再度成为聚会中心，直到1939年他们一家为躲避空袭搬到东北郊的龙泉镇，仍有不少教授作家和学生前去访谈。围绕林徽因住处形成的聚会，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些聚会者努力维持着“昆明像北京”的心态。 除了比文学社团更为松散也更为灵活的沙龙，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结成了各种形式的诗社，互相辉映，这使得战时昆明的文学生态与其他区域明显有别。抗战初期的作家迁徙使得原有文学社团结构大多消解，这一方面显示出民族危亡对于文学情感的集体刺激，固有社团观念显出了各种不适应症候；另一方面则因为迁徙聚居的空间迥异，邮路不畅，难以像和平时期那样维系社团交往。迁居到新的地方之后，尤其像昆明这样比较稳定的后方，沙龙重聚，文学结社也重新开启，吴宓等人结成的椒花诗社则代表了古典文人雅集性质的交往，其专注点在古典诗歌创作与吟诵。1939年9月5日，吴宓与周钰良、郑侨、李赋宁、王德锡等人结为椒花诗社（杨周翰从第四次社集加入），因为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雅集的频率较高，以律诗、绝句、竹枝词等体互相唱和，每次都“记分评定甲乙”。[12] 9月7日和17日分别举行第二次、第三次集会，由于第二次和第三次集会的时间相隔了十天，各人作品由郑侨整理，而后“众评定甲乙”。每次集会都推出下一次的社主（即请客做东），并且出好题目，他们所拟定的诗题都与各自的专业有密切关系而且努力追慕唐诗风度，也注重对于竹枝词等形式的借鉴，比如第三次集会时推吴宓为第四次社主，“出题如下：（1）《无题》（七律）。（2）《昆明竹枝词》七绝，至少二首”。[13] 9月29日第四次社集，此后就不再见到社集记录，应该是随着李赋宁的毕业，自然解散了。 这种古典雅集的诗社活动与当时西南联大比较繁荣的学生文学社团互相促动。联大外文系学生成了文学社团的主角，后来著名的“九叶诗人”群，就是在这个时候闪亮登场的。1943年，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新诗社成立，不仅尝试各种诗歌创作实验，还每星期在昆明小雅巷5号集会，交流诗歌理论或创作经验，朗诵新作或国内外诗歌名作，涉猎的诗人包括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艾青、田间、臧克家、绿原等，对于这种诗社集会的盛况，当事人在半个世纪以后回忆起来仍然心动不已。[14]这些年轻作者对于诗歌的热情，激励了吴宓，他不但勤于读书，而且文学批评视野渐趋开阔：“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享年与吴宓今岁适同，所作小说多且佳，而宓之小说尚未着笔，恐终无所成就矣!”[15] 1939年9月22日，吴宓“至平安第江宅滕固处，读诗小聚。徐芳诵徐志摩诗及其自作之新诗，均佳。固诵宓作《海伦曲》及李白诗”。[16]不久又对林徽因所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短篇小说集》表示欣赏，[17]这侧面表明吴宓对新文学已经有了比较理智的评价，在艺术上开始认同白话新诗的价值，也侧面说明昆明的文学氛围非常浓郁，而作家之间的聚会带有鲜明的文学性质，此时由于处在抗战初期，物价尚未高昂，所以对于政治的关注不多，而此时的桂林则是强烈的左翼文化色彩。两座文化城，因为迁居的作家主体不同，而显示出明显不同的文学色调。 南湖诗社的诞生和终结都与西南联大师生的迁徙密切相关。蒙自分校的学生于1939年5月20日就以县城的南湖为名正式成立诗社，导师为闻一多、朱自清，成员有二十多人。因为取名于此，所以后来社中很多诗歌都与南湖有关，这是地理影响文学的一个典范样本。穆旦是该诗社最热心、贡献也最大的作者。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倾向于学旧体诗的多些，这应该与西南联大国学研究更深湛的背景相关，这也反衬出优秀的诗人多来自外文系。杨振声与罗常培关于新旧文学的争执也折射出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吴宓等人结成椒花诗社、滕固等人喜欢诵读旧体诗的行为其实是有比较广泛的学院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当时重庆的一些报刊上经常等在“党国要人”或“社会贤达”步韵酬唱的旧体诗，也不无影响。南湖诗社对于后来西南联大众多文学社团的建立与活动，起到了奠基作用。 1938年8月17日蒙自分校迁到昆明，南湖诗社演变为高原文艺社，由原来的诗歌为中心扩展到小说和散文，也可以看出经过长途迁徙之后，京津文学界的审美观念在昆明传播的过程，基本载体是高校师生。虽然继续采用南湖诗社时期的壁报形式，也有不少文章投给了香港《大公报》、或当时在昆明出版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朱自清、沈从文等给文艺社开设的讲座都属于文学专题性质的。这些优秀作家的经验之谈和理论分析，对尚处于创作探索阶段的青年作者当然帮助很大。当时昆明《朝报·副刊》曾经对高原文艺社的创作状况有过评论：“内容太偏重为艺术而艺术，一群青年藏在象牙塔内，耳眼忘了注意遍地烽火的时代，总是不正确的。”[18]这是站在“政治正确”立场上的评语，不过倒也抓住了高原文艺社壁报的审美特质，那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浓郁。这种审美追求比起创造社诸人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已经是另外一个境界了，林蒲、赵瑞蕻和穆旦努力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技法与精神内涵融合到自己的创作之中，积极探索新诗的文体形式，尤其是穆旦和赵瑞蕻对新诗问题的探索后来结出丰硕的果实。或者不妨说，正是他们在烽火时代对于诗歌艺术的执着追求，才有后来新诗社从昆明到北京的理论争鸣延续和创作发展，使中国新诗长期保持理论更新的活力。从“南湖”到“高原”到“南荒”，除了社团名称的变化，其实这批年轻作家的审美立场和文学追求没有改变。他们也并没有忘记正处于“遍地烽火的时代”，该社社员穆旦、许渊冲等参加远征军的经历足可证明。 冯至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理解昆明文学生态的一个参照：“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19]身体承受的日常生活是苦和病，而使他感到“甜”的，是“读书”“教书”“写作”，即构成学者和作家身份的精神生活，写作属于个人行为，也需要读书、教书和交流来丰富和滋润。沙龙聚谈是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作家喜爱的方式，既显其文人雅致，又得互补同乐之趣，这也是昆明在战时仍然能够发扬学院派创作和批评的原因。 也正因为此，冯至对于抗战胜利后兴起于北京上海的一些徒有其表的文学沙龙不无嘲讽：“如今胜利了，那类的聚会更为辉煌灿烂，但是其中实在不曾产生过什么像样子的作品，真正一点成绩还是一些住在北平的会馆或公寓里的，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的，以及流亡在任何一个乡间的那些寂寞者所创造出来的。”[20]迁徙流亡中结成的简陋沙龙，比和平时期的热闹沙龙更能折射出纯粹的审美氛围。 昆明的沙龙和文学结社，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当年北京《新青年》编辑部与新潮社的格局，只不过学者主导的特点更加明显，因而其创作和批评显出更强的学院派色彩。这是战时昆明文学生态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抗战结束后昆明文学生态迅速委顿和北京文学生态迅速复兴的原因。 卞之琳对于京派海派的论争曾经有过独特的观点，他觉得与其称京派，不如说是学院派。所谓学院派，固然可以用“迂阔”“保守”等词指称，其最主要的特点则是依据理性思辨，对事物条分缕析，得出判断，应对现实，而不是基于感情共鸣或政治信仰，作出激情判断和行动。这种观点用以理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文学生态，非常贴合。 学院派批评依托学术刊物展开，学术刊物自然依托高校。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本是为培养云南本地师资而创办，该院的《国文月刊》是最早以探讨国文（即今天所说的语文）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写作实践为目标的学术刊物，是学院派批评的重要平台。不过，从发刊词到见刊的文章，基本上不涉及“云南”或“昆明”，而立足于文学、语言、教育展开论述，与其说显出了对于“地方性”的超越，不如说刊物创办者和主持者始终没有聚焦云南“地方”的意味。发刊词对于稿件的期待富有学院派色彩：“一是通论”，考虑的是文学教育；“二是专著，凡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语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本刊想多多登载”，既要有学术性，又要有可读性，这和文学教育杂志的目标定位是一致的；“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代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这应该是兼顾了西南联大教师研究多侧重古代文学而学生习作以现代文学为主的现实。[21] 该刊不仅关注具体作家作品，也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回顾与前瞻，这就显出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与迁居昆明的老中青作家创作形成了密切呼应的态势，这对于深化新文学的审美内涵、提升新文学的学术研究价值大有裨益，对于新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总结，也是现代文学生态的重要内容。李何林是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批评家，担任文协昆明分会总务部主任之后仍然关注新文学的发展，他在《国文月刊》上发表了《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第二十六期）。郭绍虞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文学，不仅有关注学生写作状况的《作文谬实例存》（第十三期），也对新文学的发展前途做出了思考，长文《新文艺应走的新途径》连载于第十六、十七期。他们的思考对于后来关于中国新诗道路的讨论，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关联。专注于文学和学术者，引发的也是关于文学的学术探讨。卞之琳回顾自己创作《山山水水》缘起时如是说：“当时妄以为知识分子是社会、民族的精神末梢，我就着手主要写知识分子，自命得计。”[22]他所说的“知识分子”，接近于当下的定义内涵，具有思想能力，而且以言说“思想”作为社会实践的主要方式。 学院派作家的理性还体现在对自我立场的坚守，对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平静争鸣。1939年10月，在联大中文系新生欢迎会上，罗常培与朱自清就中文系学生研读古文还是学习白话文，当场发生了争论。罗常培认为中文系就是“古文系”，他不赞成学生接近白话文学。朱自清主张新旧文学接流、中外文学合流的中文教育思想，“要求中文系学生具备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两方面的基础，而着眼点则是创造新文学”。[23]人们多从中文系内部观念之争去理解，其实他们的争执都显出鲜明的学院派特色，与重庆、桂林、延安等地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或争鸣大异其趣。这是理解抗战时期昆明文学生态的关键所在，也是昆明“像”北京的表现之一：罗常培和老舍是少年朋友，一生交好，老舍是新文学著名作家的事实并不影响罗常培的立场；罗常培曾经以《国故》月刊为阵地，呼吁“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傅斯年在《新潮》发刊词中说要“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彼此对垒；到了昆明的罗常培不改初衷，朱自清也立场不变，这正反映出学院派批评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和而不同”，甚至是“不和”也“不同”而可以平静地共处一地。相对于迁徙到其他区域的作家，则往往选择了“同”，或者对“不同”的作家与观点采取绝对不容忍、不合作的态度，昆明文学评论界这种氛围更显出学院派的理性节制。 围绕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与评价，注重形式创新与内涵的深度挖掘，而不是作浮泛的褒扬或者一味指责。李广田对冯至的《十四行集》大加赞赏，还在这一时期对于新诗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1943年5月，完成文学评论集《诗的艺术》，旨在“建立一种严正的文学批评”，比较典型的是借助冯至和卞之琳两个典型诗人为案例，对若干新诗作品形式的铺展和意义的呈现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所作论断具有相当强的文学史概括力：“卞之琳在技术上和表现方法上，比徐志摩该是又进了一步。”（《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他认为冯至诗歌的哲学色彩最为浓郁。（《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冯至对于李广田和朱自清的褒扬并无记录，反而在1942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晚广田来，持朱佩弦之《新诗杂话》稿，里边谈到十四行诗中的两首，但是这两首是我不太满意的。”[24]不仅能够客观对待赞誉，还能够检视自己的不足，体现出学院派作家的理性与节制。 迁居昆明的作家代际差异鲜明而对话丰富，这是其他区域没有的，这种对话显示出新文化运动知识谱系的完整传承和层递嬗变，也显示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一种“传统”，开始确立。 郑敏曾经这样回忆：“40年代由于大学教育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大学里的诗歌课、翻译课，诗人、教授们的创作实践对不少诗歌爱好者起了好作用，使他们渴望将中国新诗的发展向20世纪中期推进，而不是停留在19世纪的传统里。”[25]当研究者纷纷肯定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穆旦、郑敏、袁可嘉等人的深刻影响时，都忽略了联大师生所据的西方文学思想资源的代际差异。郑敏的回忆值得深思处正在这里，她没有强调自己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倾慕，却点出了西南联大校园文学创作与批评存在着“19世纪的传统”，当然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追慕的是别样的“传统”。 在郑敏的同代诗人王佐良看来，燕卜荪的推介，使得联大学生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风尚。英国浪漫主义受到了冷落（有些人甚至拒绝去听讲授司各特的作品的课程，艾略特和奥登成了新的奇异的神明，有些人还写起现代派的诗来）”。[26]自然而然的，对他们影响更大的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西方诗歌：“后来到了昆明，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燕卜荪是位奇才：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他的那门《当代英诗》课，内容充实，选材新颖，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无形之中我们在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这一起肇源于燕卜荪。”[27]周钰良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和穆旦都很喜欢叶芝的诗歌。[28]相比之下，冯至、卞之琳等人常常称引的是歌德、里尔克，就历史时间和西方诗歌的知识谱系而言，霍甫金斯、奥登、艾略特和燕卜荪都是里尔克的下一代了。 这种对于“19世纪的传统”的超越，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昆明城市遭到的轰炸，古典建筑景观逐渐毁灭，轰炸遗迹则使得生活于其中的年轻作者更容易感悟到生命存在的短暂性，也更容易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思索生命的深刻意味。如果说在向昆明迁徙的过程中联大师生以行旅散文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山河观感，定居昆明之后目睹的战争惨象则更多使他们想到个体存在的复杂意义。“在战乱、危亡的灾难性遭际面前，人们沉寂的心灵里唤起的荒诞、幻灭感受总无可避免地带上了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的质地。”[29] 老师辈和学生辈作家的层递性，还体现在老师辈作家创作减少，而学术研究进入高峰期，学生辈作家此时正处于创作高峰，他们对于理论的探讨热情要在若干年后才开始。这一特点，和新文化运动后十年间北京文学生态的嬗变过程也是一致的。因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而且是在文学创作与批评、新文学发展和学术探究两个维度上互相促动的知识谱系。 如果考虑到闻一多、冯至等人的留学时间和学术取向，就不能不承认，他们对西方文学思想的汲取更多注目于“19世纪的传统”，从他们经常引用拜伦、雪莱、易卜生、雨果等19世纪作家的表现，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老师辈的作家在公开言说中常常提到北京，或者回顾五四，学生辈的作家则没有这个习惯，他们的文学表达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是“我”和“你”，像广为人知的《金黄的稻束》《诗八首》等。学生一辈的作家喜欢的则是跟时代更贴近的艾略特、奥登等，“在30年代哪个青年能不喜欢作为欧洲反法西斯文学前卫的奥登呢？”[30]相比之下，20世纪40年代的穆旦“更喜欢奥登”[31]，有的研究者认为：“他过于倚重奥登的写法，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依傍；他过于仰赖外来的资源，因为他并不占有本土的资源。穆旦未能借助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构筑起自身的主体，这使得他面对外来的影响，即使想作创造性的转化也不再可能。”[32]这种批评是着眼于穆旦诗歌的独创性及其对于新诗史的意义而发的，如果回到20世纪40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语境，则不能不承认穆旦这种对于奥登诗风的努力学习，客观上打开了许多年轻诗人的审美视野，激发了他们对于生命与存在的深沉思索。 这种情况显然跟穆旦这代诗人的成长经历和阅读经验有关，他们从少年时期就已经远离了中国古典诗文，受西方文化观念熏陶更多，与他们的师辈能够借助西方文学理论思维反观本土的状况明显有别，而容易显出单向的好恶。穆旦对此也有过反思：“我有时想从旧诗获得点什么，抱着这目的去读它，但总是失望而罢。它在使用文字上有魅力，可是陷在文言里，白话利用不上，或可能性不大。至于它的那些形象我认为已太陈旧了。”[33]他和郑敏努力向20世纪的艾略特和奥登学习，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把徐志摩、闻一多、冯至推介的西方近代诗歌传统朝20世纪推进了一步。师生之间对于西方文学的借鉴各有侧重，并未形成冲突，而是达成了文学生态的良好互补，这得益于三校合并后对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的发扬，当然更直接得益于师生之间对文学的纯粹追求。 对于西方诗歌精神和诗艺的理解与吸纳存在代际差异，在关注现实和思考中国新诗的走向方面，也逐渐显出代际差异。1944年4月9日，联大十多个喜欢写诗的学生，到昆明郊外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闻一多家中，请他担任导师，成立新诗社。闻一多欣然同意，他这时的诗歌观念和新月社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他坚持“当一个人对生活有了这样那样的感受，他心头在激动，他想把这种感受倾吐出来，争取别人的共鸣。他要用最好的语言去激动别人的感情。这样的诗才会真实，才会有内容”。这是从诗歌的审美属性出发而言的，与其他诗人的观点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但是，这样的诗也十分危险；如果他的感受只是个人的休戚，如果他的感情只是无病呻吟，那他将糟蹋了自己，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欺骗了别人的同情”。[34]抗战后期的闻一多不止一次明确表达了这种观念。[35]这种诗歌观念显然已经扩大到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的视野中，反映了闻一多由文学而学术而向社会政治文化批评的思想变迁。既有当时昆明学者作家群对社会政治深度参与有关，也应该与他曾经指导的几个文学社团都偏重于艺术探索相关。也就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之下，新诗社当时订了四条纲领： “一、我们把诗当做生命，不是玩物；当做工作，不是享受；当做献礼，不是商品。 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 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 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 与闻一多上述的观点一样，第一条几乎可以看做文学研究会宗旨的隔代回声，第二、三条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把诗当做生命”“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民主的前途”关键词，则流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这几条纲领的表述，也透露了此后该社成员将在光复北迁之后分化为努力追求诗艺或趋于政治激进的两途。 在北京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作家，将北京的影响带到这里，传承薪火，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北京；从昆明开始文学创作的南迁作家，则把西南联大看作起点，即使以昆明展开叙述，其立足点在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而不是昆明的空间背景。从这种差异来看，对于重要迁居地的表述，暗示了作家对自我精神源头的确定。汪曾祺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36]杜运燮也曾说：“如果有人问我，像一些记者最爱提的那个问题：'你一生中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经历是什么？’我会随口用四字回答：西南联大。我想，其他许多'联大人’也会这样。”[37]他们的表述和冯至对昆明的回忆显出明显差异，也就是说，昆明对于汪曾祺和杜运燮这一代意味着文学道路的起步阶段，对于冯至这一代意味着学术进步和文学思考的更加深沉。两代作家在昆明造就了文学的辉煌，也为抗战光复后的北方文坛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而且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复兴预设了多种可能的路向。 众多作家对于曾经迁居的昆明怀有深情，除去西南联大的确浓厚的文学氛围，还有一个潜在的深沉原因，那就是这些作家无形中都把西南联大与中国抗战的特定历史交融在一起，因而赋予高校（西南联大）、城市（昆明）、中国三位一体的象征内涵，这和人们对桂林文化城的称誉复合了左翼作家群、桂林、抗战中国的象征内涵，对于解放区文学的理解复合了革命作家、延安、中国北方的象征内涵，在审美机制上是相同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异乡者在他乡寻找能够安于其中的位置时，其心灵“已经在通向其本己家园的道路上追随着那种召唤着它的呼声了”。[38]这种谱系的稳定传承，应该是作家迁居昆明后对整个20世纪40年代文学生态最为独特的贡献。 注释： [1] 闻一多在1938年4月30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2] 穆木天：《昆明!美丽的山城!》，《抗战文艺》（第3卷），第1期，1938年12月3日。 [3] 林徽因：《致费慰梅·林徽因文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4]《吴宓日记》（第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8页。 [5]《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71页。 [6]《吴宓日记》（第六册），第316页。 [7] 明飞龙：《作为“北平”的昆明——抗战时期外省作家笔下的昆明形象考察》，《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另可参见孙官生：《陈纳德与陈香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8]《沈从文全集》（第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9] 冰心：《摆龙门阵——从昆明到重庆》，《冰心全集》（第3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10] 老舍：《滇行短记》，《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80页。 [11]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2] 《吴宓日记》（第七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3页。 [13] 《吴宓日记》（第七册），第71、72页。 [14] 史集：《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5]《吴宓日记》（第七册），第105-106页。 [16]《吴宓日记》（第七册），第74页。 [17] 吴宓1939年11月16日记：“读林徽因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短篇小说集》，数篇，甚佳。”见《吴宓日记》（第七册），第91页。 [18] 君竹：《联大壁报》，《朝报·副刊》1939年11月9日。 [19] 冯至：《昆明往事·前言》，《冯至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20] 冯至：《沙龙》，《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21]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发刊词》，《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 [22] 高恒文：《卞之琳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23] 刘北汜：《朱自清先生在昆明的一段日子》，《文讯》1948年第3期。 [24] 冯至：《昆明日记》，《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25] 郑敏：《诗人与矛盾》，杜运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26] 王佐良：《怀燕卜荪先生》，《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 [27] 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杜运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2页。 [28] 周钰良在《穆旦的诗和译诗》中写道：“在西南联大受到英国燕卜荪先生的教导，接触到现代派的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的文论。”见周钰良：《穆旦的诗和译诗》，杜运燮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29] 朱寿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30] 王佐良：《论穆旦的诗》，见李方编《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31] 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第2页。 [32] 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33] 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杜运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34] 闻山：《闻一多导师和西南联大新诗社》，《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14日。 [35] 闻一多在《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中有：“诗人在作品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我们……我们要求他们对作品负责。……负责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了，我们为了诗的光荣存在而辩护，所以不能不要求诗的宣传作用是负责的，是有益于社会的。”见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9页。 [36] 汪曾祺：《昆明的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37] 杜运燮、张同道：《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书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38]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