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