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尧舜“观天测象、以授农时”的观象台复原图（陶寺遗址） 《山西晚报》按：李琳之新著《元中国时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古史研究的又一部作品。为了写这部书，他花费了9年时间，翻阅了大量古代文献、考古学论文，也跑遍了书中提到的所有文化遗址。“这本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跑出来的”，李琳之说。 李琳之以考古成果为基础，并综合运用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用严谨和规范的学术文章，为我们还原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史前中国的社会场景——进步而又蒙昧、文明而又野蛮，充满着战争和洪水种种灾难，但也处处显露着文化肇始的勃勃生机——这就是“元中国时代”。 陶寺古国的毁灭 是底层的暴动，还是外来侵略？ 《山西晚报》：您把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四五百年定义为“元中国时代”，而一般的说法是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您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和后者又有什么区别？ 李琳之：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孕育、诞生和初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相应地，我根据考古学成果，把它分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时代三个阶段。 元中国实际上就是最早或最初中国。最早中国更强调时间，而最初中国更强调形态。这两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由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提出来了，后来又有很多考古学家参与进来。但在不同考古学家那里涵义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概念混淆，并跳出这个争论的旋涡，同时响应从2018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要求在书名中禁止使用“最”一类词语，我用了“元中国”这一概念。元者，始也，原点也。元中国就是开始的中国、原点中国。 不过，“元中国时代”并不完全是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它比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时空范围要宽泛很多，因为最早或最初中国仅指公元前2300～1900年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陶寺文化所覆盖的临汾盆地，以及之后100年内豫中、豫西部分地区，而“元中国时代”的叙述对象超越了“元中国”这一范围之外，几乎涉及到了这一时期所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或历史事件，譬如山东日照的尧王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陕北榆林的石峁等遗址。 《山西晚报》：在您的描述里，我们发现“元中国时代”是这样一幅图景：来自山东沿海的东夷部落，驱逐了定居于陶寺的夏人部落，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王权国家，即我们俗称的陶寺古国，其首领是尧舜一脉。四五百年后，夏人在大禹的带领下，从西北复仇而回，覆灭了陶寺古国。这是一场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恩怨，您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什么证据？有种说法，陶寺古国的毁灭，来自底层的暴动而非外来的侵略，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李琳之：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陶寺遗址就是尧舜合都，这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基本上已是定论。说尧是来自山东沿海的东夷部落，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从陶寺遗址观察，其文化遗存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当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一类；另一部分是来自山东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和龙山早期文化，主要是代表精神信仰方面的礼器、纹饰一类，如陶鼓、鼍鼓、钺、琮、璧等，以及陶、木器上的彩绘等，这些都是上层统治阶级着力强调的维护其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等级制度及“礼乐文明”的核心内容。 除此以外，还有几点，一是陶寺文化早中期的葬俗，尤其是大中型贵族墓，主要是海岱东夷文化的特点，如大量随葬猪骨、猪下颌等现象，但在晚期却不见；二是山东临朐西朱封三座大墓与陶寺早期大墓，在规模、规制和随葬品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彩绘棺椁、边厢以及精美的酒器等，说明他们应该有共同的族源和文化背景；三是陶寺古城系突兀而起，而不是自身长期积累发展而成，这符合外来文化忽然降临的特点。陶寺古城出现之前，在晋南、豫西和关中等庙底沟二期文化势力范围内没有出现过古城遗址，但在海岱地区则发现有两城镇、尧王城和五莲丹土等诸多古城遗址，这实际上是为陶寺城址的突兀而起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上的源头支持。 更主要的证据是，在陶寺中晚期人骨的种系分析中，头骨测量特征的多元技术统计分析表明，陶寺中晚期灰坑中的人骨与陶寺早期墓葬出土的人骨，形态相距较远。这个结果其实暗示着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人群有着不一样的族源。而陶寺中晚期人群经相关技术鉴定，属于陶寺当地人种。这也就是说，与陶寺中期族源不同的早期人群，是由外地迁居过来的。 另一方面，从鲁东南日照地区观察，凡是早期龙山文化比较发达的遗址，在其中晚期普遍萎缩乃至消失。譬如上面提到的尧王城、两城镇都是这种情况。在没有发现当时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族群迁徙所致。 另外，日照一带千百年来留下了很多关于尧的传说，其中一个是，尧曾在这里建“都”，后人称之为尧王城。上面提到的尧王城遗址，面积达到了367.5万平方米，正是发现在乡人传说尧建“都”之处，这也成为该遗址得名的由来。《史记》等文献记载，尧是帝喾的儿子。山东东部日照市岚山区有高兴镇南辛庄子村，这两个名字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原始名称，南辛庄是对帝喾即高辛氏的纪念，而高兴镇显然是高辛一名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的流变。高兴镇及南辛庄子村恰处在龙山早期文化尧王城类型的中心聚落尧王城和两城镇附近，这恐怕不是巧合所能说明问题的。 还需要提及的是，山东早期龙山文化起始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前，而到公元前2300年山西陶寺遗址崛起时，山东龙山文化已进入中期晚段。此时，许多遗址已开始出现萎缩和废弃的现象。东西两地，一废一兴，不管是从文献记载、当地传说风俗，还是从人文遗迹及考古发现方面观察，都互相得以印证，这充分说明尧部族就是来自于东夷族群。 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在公元前2300年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覆盖范围。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先夏人生活的遗存，这已成为众多考古学家的共识。著名已故历史学家刘起釪先生曾对车载斗量的历史文献做了认真检索，结果发现，记载“夏虚”的三处地址和记载“大夏”的五处地址都在晋南。因此，在晋南，不是只有几个地点称作大夏，也不是只有几个地点称作夏虚，而是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夏人之居。所以，凡是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后称为夏虚。被称为禹父的崇伯鲧，正是活动在陶寺遗址一带的先夏族群中的一个支族。鲧被称作“崇伯”，是因为这一带正是陶寺遗址背靠的崇山山脉绵延所在。 尧讨伐先夏的战争，《逸周书》和《博物志》都有记载。大意是说，先夏人比较仁厚，不训练兵士，也不修城池，结果被唐尧部族灭掉。包括晋南在内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势力范围以内至今没有发现该时期的古城出现。而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则是建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之上的。换句话说，早在陶寺遗址建立之前，这里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主人的一处重要活动场所。但以侵略者面目远征而来的尧族群也仅仅是实现了对临汾盆地的控制，尽管其文化发展程度远远高出了周围文化，但他们向更南地区的拓展却受到了其他先夏部族最坚决的抵制，这可能就是陶寺文化基本上局限在临汾盆地的原因。 夏鲧部族被击败，战败后的夏鲧部族，一小部分留在当地做了陶唐氏部族的顺民百姓，大部分北上逃亡到晋中、晋西北、冀西北、蒙南、陕北等地，和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后进入了老虎山文化系统，进而形成了石峁文化；还有一小部分南下越过黄河逃亡到了今河南郑州、洛阳一带，和当地文化碰撞后融入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之中。谷水河类型被众多考古学家视为夏文化即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源头。老虎山文化是辽河一带红山文化后人南下、西进，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前期中段的先夏人在此相遇，经过碰撞、融合后形成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年到大致在公元3千纪中叶。可以体现夏鲧部族向北逃亡情况的是，这一阶段晋中、晋西北、冀西北、蒙南、陕北等地遗址和人口出现了猛增的现象，据统计，该地区在这一阶段比前一阶段的遗址增加了3.5倍以上，而且出现了大量大面积的石城。譬如，仅在陕北榆林地区就发现有面积在50万～100万平方米者11处，另外还有400万平方米以上的石峁遗址。山西中部滹沱河流域调查2263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时期遗址77处，但这一时期亦即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则达到了300处，增幅达3.9倍。 夏鲧部族在陕北榆林地区建立了新的崇国，亦即石峁遗址，这在文献中也有一定的反映，譬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稗疏》一书中就说：“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而关于鲧是“中国造城第一人”的文献记载更是多如牛毛。另外，西北广大地区关于“禹生石纽”“禹生石坳”以及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和传说比比皆是，而夏崇拜传统在这一地区更是有着悠久的传统，如“十六国”时期有有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宋、辽时期有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本草纲目》等记载绵羊为夏羊，优良的弓箭被称为夏箭，箭服被称为夏服，如此等等。西汉扬雄《方言》所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更是显示了夏和这一寥廓地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即便在今天，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在内的广大地区，还沿用着相当数量和夏或大禹有关的地名、山名、水名，如宁夏、临夏、大夏河、积石山等。 另外，在陶寺文化以及被称为众多考古学家认定为夏文化的河南王湾三期文化，都发现了众多的石峁文化因素，而且多半是属于统治者维护精神信仰传统的礼器和风俗一类。 夏鲧建立石峁古城以后，摄于陶寺人的威势，并鉴于周围敌寇的虎视眈眈，不得已和以尧为首的华夏联盟集团建立同盟关系，后受派至黄河中下游一带治水，不慎因治水淹灌了祝融部族的驻地——今新郑古城寨遗址及其周围地区，遂被尧借祝融及其同盟之手谋杀。鲧和禹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这个族群在先夏和夏初时期两个延续了若干代首领的统称。末代鲧死之后，二代或三代禹重新接受尧舜的任命到中原治水，王城岗大城遗址就是禹治水的临时指挥所，也是他治水工具修造和派发基地。由于天气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大禹治水成功，由此获得了极大地政治声誉和资本，舜在华夏联盟既定的民主禅让制约束下，不得不接受众人的推荐，禅位于禹，由禹和其子商均做最后的角逐。禹受到众人的拥戴在阳城即登封王城岗遗址成功上位，而留居陶寺遗址的商均不甘心失败，不予退让，于是禹一怒之下率领石峁古国部将血洗了石峁古城，成功复仇，并将陶寺古城变为夏人南下中原最大和最重要的军工武器制造基地。 关于陶寺古城被毁是由于泥腿子造反这一说法，最早是来自于陶寺遗址发掘者何驽的判断，后来被许宏在《何以中国》中引用得以广为流传。这一说法的根据是，这些造反革命的泥腿子是被陶寺中期统治者压迫的早期统治者的后裔。但这一说法解释不了这样一个问题：造反的泥腿子既然是早期统治者的后裔，何以在捣毁捣毁中期王陵和重要的贵族墓葬后，还要捣毁早期王陵和一些贵族大幕？何况，在陶寺被捣毁的大中型墓葬及其他相关领域还发现了石峁人南下毁灭陶寺大量的证据！何驽先生后来修正了他以前的说法，高江涛先生等其他专家也专门发文谈及这个问题，认为捣毁陶寺古城的凶手就是石峁人。石峁人也就是大禹领导的夏人。正因为以鲧、禹为首的夏人和尧舜部族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国仇家恨，毁墓者才会在扒城墙、毁宫殿之后，还进一步挖了他们的祖坟，劈棺扬尸。我在书中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述大禹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象，当大禹指挥着他的大军在踏平陶寺古城时，他该是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情！数百年积攒下的刻骨仇恨可以说是在一种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残忍破坏行为中，得以尽情宣泄。” 《山西晚报》：又过了几百年，周成王又将幼弟叔虞封于这一带，建立“唐”国，是因为这一带原来是唐尧故地，周成王给他的治国方略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那么是不是“夏”人是当地的主要居民，而非尧舜的族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您结论的一个佐证。 李琳之：可以这么认为。尧部族从山东经河北顺平、唐县等地，穿越太行山先到达太原晋中地区，再由此直下晋南，建立唐尧古国即陶寺遗址，这一路都留下了众多的人文遗迹、民俗传说，也有相应的考古学遗存。作为远征军，尧部族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居民应该还是先夏人。这也是禹领导的夏人能够顺利返回故地并建立夏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山西晚报》：您下的这个结论，和通行的“尧舜禹”禅让以即“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您会怎么调和这之间的矛盾，或者，您认为哪些只是后人美化的传说，而您的看法，才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李琳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记载都是作为正统华夏人的文字记录。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神化后的传说，其中的溢美和虚饰不可避免。所以文献记载不能作为证据来看待，但不能否认里边有史实的影子，这就需要用相应的考古学证据给予证伪。这种证伪主要是从某支或某几支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面貌，及其滥觞、发展、裂变，包括彼此之间的碰撞、纠缠、交融等方面来同文献记载、民俗传说、人文遗迹进行比较、鉴别。凡能被考古类型学说证实的，无疑就是确凿的史实。譬如尧舜禹，主流文献记载都认为是某个具体的人，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其所在族群数代领袖的一个统称，这从陶寺早期200年间墓葬出土的6座有承续关系的王陵即可看出一斑。说明在陶寺早期，至少有6代尧先后存在。再譬如众所周知的民主禅让制，从陶寺遗址早中期人种学鉴定来看，其统治者不是同一个族源，但其前后的统治思想、布局，乃至有些风俗习惯都如出一辙，并且二者之间在政权交替转换时，也没有出现战争一类的打斗痕迹。这和民主禅让制的记载传说趋向一致。而在晚期，陶寺古城出现了趴城墙、毁宫庙、掘祖坟等行为，则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韩非子》等文献关于“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说法都仅仅是文献记载，而且多来自汉代以后。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相应的遗址。但也不能把这种说法视为空穴来风，我的看法是，大禹为了打通从石峁古城到豫西的道路，曾经在作为重要通道的运城地区建立过临时的战略指挥部，或者叫辅都，这可能就是“禹都安邑”的来源所在。因为是临时，所以相关的文化层遗存较浅较薄而未能保留下来。 《山西晚报》：现在普遍认为，商朝之前，中国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王权政体，二里头文化遗址是最可靠的证据。但这个王权政体是不是“夏”朝，却有很多争论。您怎么看？ 李琳之：考古学界现在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以李伯谦、何驽为代表，力主考古应该和历史研究挂钩；另一派以许宏最为著名，反对将考古学和历史挂钩，主张进行纯考古学研究。前者认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晚期都城，后者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但也没有否认。我赞同前者的观点，因为从其所在地域、时间和文化性质、面貌几方面观察，从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晚期都城的结论。许宏认为，只有出土了“夏”一类文字，才能够确切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城。我觉得，这有点形而上学了。譬如说1＋1＝2是公理，但我没有找到1＋1，我只找到了5－3，那结论就不是2了吗？我们研究的对象大都是四五千年前，乃至七八千年前的东西，那时候尚没有文字，所以仅从出土文字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有所欠缺的。 《山西晚报》：在书的前言中，您说您要“重新建立属于这500年的古史体系”，您认为，这个任务完成度怎么样？ 李琳之：首先要说明，这里的所谓“这500年的古史体系”是指我的一个解释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大体已经完成，也就是说我已经搭起了一个大的框架。但真正完成还需要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年代测定的进一步精确化，二是考古类型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更多考古成果的出现。 《山西晚报》：在您的书中，用了大量考古成果做为立论的根据。这比单纯运用文献资料要有说服力得多。然而，您怎么样保证对这些考古材料的解读和当时的历史真实是吻合而非我们后人的臆想？ 李琳之：如果你注意的话，我所引用的所有的考古学成果和相关解读都有相应的出处，也就是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他们的观点深化以后，纳入到我的解释系统中的，换句话说就是，我是在参考了众多考古学工作者观点基础之上，取各家之所长，使其由彼此隔绝的、静态的、局部性的看法而变成彼此之间可以发生联系的、动态的、整体性的系统理论。这个系统中包括着众多族群的起源、分化、迁徙，以及彼此之间的碰撞、纠葛、融合等，可想而知，如果其中有一个环节错了，其他环节就都联系不上了。在我业已形成的这套解释系统中，各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上下繁衍传承关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考古类型学都可以说是脉络清晰、有条不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元中国时代》叙事的文本逻辑和这段历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趋向一致的。 《山西晚报》：为了写这本书，您考察了全国大量的文化遗址。做一对比，山西临汾、运城这样的地方，以“最早中国”为口号，是不是能够成立，成立的最大理由又是什么？这个“中国”，是文化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的。 李琳之：我需要纠正一下，“最早中国”主要是指陶寺文化覆盖的临汾盆地，运城南面只有绛县等一小部分地区包括在其中。 作为最早中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基本条件。 其一，从文明进程角度来说，最早中国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国家形态。自公元前1800年上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范围以内，能够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大型都邑的遗址，只有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和二里头古城。其中，对于良渚遗址、良渚文化以及石峁遗址和石峁文化所代表的社会是否进入了“国家”阶段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对陶寺遗址、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以及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社会进入“国家”阶段，已是学界的共识。 其二，从指导思想上来说，最早中国必须是以“地中”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国家。“居中以立国”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原因。居中以通天，乃“朕即天子”的原始要义，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居中才能通天，从而领受天命，治理国家。良渚、石峁、陶寺和二里头四个遗址中，能够明确看出以“地中”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国家，只有陶寺和二里头。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出明确的相关证据。 其三，从地理方位上来说，最早中国必须是建立在诸夏或华夏族居住地区的国家，即所谓的中原国家。在诸夏或华夏族居住的地区建立国家，是祭祖以立国，此所谓祖国的本真含义。良渚遗址位居长江下游的今杭州余杭地区，石峁遗址位居今陕北榆林地区，两者分别属于被古华夏族视为“南蛮”和“西戎”的所在地域，自然被排除在外。符合上述条件的仍然是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 其四，从时间上来说，最早中国当然必须是最早。陶寺遗址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2300年，二里头遗址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1800年。陶寺遗址诞生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了500年。 由以上分析可知，能够同时满足作为最早中国四个条件的，就只有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陶寺古国了。 《山西晚报》：做古史研究，您还有《中华祖脉》《祖先祖先》《山西笔记》一些书，这些研究对您这本书有什么帮助，您有哪些观点又在本书中得到修正？ 李琳之：《中华祖脉》《祖先祖先》和《山西笔记》都是我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是我整个研究过程不可或缺的几个环节。但这几本书有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关注晋南，关注山西比较多，二是使用文献比较多，这样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就显得过于狭隘。但是客观地说，从《中华祖脉》到《祖先，族系》，再到《山西笔记》，每本书都比前一本有进步，这主要表现在视野的开阔上。到写作这本《元中国时代》时，我的视角范围不但跨越了国内各地区和各学术门派之间的认识堡垒，把其中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人文遗迹和考古学遗存纳入到一个共同的体系中去考察，而且把最早中国的诞生放到彼时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大背景下去观照，使最早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方面使得我在写作时可以把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址联系起来，并找到他们之间联系的契合点，由点成线，再由线成面，最后形成一个由各个互相关联的局部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我由此可以观察到那个时段作为世界文明起源先行者的埃及、阿卡德等古国文明对最早中国的诞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生的，这就避免了盲人摸象的夜郎自大行为，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山西晚报》：这本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但偏学术化的风格让阅读有些困难，您有没有考虑过把您的思考用一种大众化的、故事性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来？ 李琳之：不是考虑过，而是一直在考虑。《元中国时代》刚出版，后续还有两部，分别是《前中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时代》。这三本书都是非常学术的历史学著作。尽管在《元中国时代》的写作中我已经做了尽量通俗化、大众化的努力，但对于纯粹没有关注过这段历史或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障碍。不过，雾中观花、水中望月，有时候也有它独特的魅力。 我打算等这三部书都完成以后，从大历史的角度，以更加明快的笔触，更吸引读者的方式，把中国上古这几千年历史以多卷通俗本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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