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我们从小便耳熟能详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吃苦耐劳，大公无私”，禹的种种表现成为了后世传颂的美谈，也成为了儒家一再标榜的“古之圣贤”，甚至一度被我们理解为“真实的历史”。 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对比史料，再揣摩一下“人心”，就会发现事情远非一个“大公无私”这么简单。 事实上，正是“无私”的大禹开创了自私的“家天下”体制，舜将帝位让给了治水功臣的禹，却死在了远离自己部落千里之外的潇湘湖南。
“禹篡舜位，再流放之”自古便有诸多的猜疑。就连最有说服力的《史记》，都曾这样记载：“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太史公的用字遣词可谓字字珠玑，多了两个字“不敢”，就充分表明了前后两者差若天渊的不同心理，禹不回家似乎和“公德”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有着某种畏惧和妥协。 他到底在畏惧什么呢？ 01 众说纷纭 按照司马迁以及历代大儒的说法，夏商周的三代领导人都和尧舜大有关联。
夏的开国君主是禹和他的儿子，商的始祖契是尧的“一品大员”，周的始祖弃是尧的“农政部长”。舜娶了娥皇女英，是尧“倒插门”的女婿。 也就是说，这几位“开国元勋”都曾同殿为臣，不是“老相好”，也至少是“老熟人”，没有他们，就没有夏商周，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华儿女。 问题是，无论是周人的先秦作品，还是鲁人的史诗歌赋，不管是《诗经》还是《商颂》，都只有禹的名号，却没有尧和舜。不歌颂老领导，难道，齐、鲁、殷、宋的百姓都把自己的老祖宗忘了吗？
不仅如此，这两位老祖宗，从甲骨文到周鼎铭文，一直无人问津，到了西周末年却忽然大显神威，美名远扬，难道是有“公关媒体”？ 没错，这个大做文章，大肆鼓吹先贤的“撰稿者”就是春秋时代的至圣先师孔子。 孔子虽然知道“不读诗，无以言”，但对于《诗经》中只字不提的尧舜，却是一讲再讲，唯恐评价不高。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礼坏乐崩，世风日下而人心不古，孔老师需要“榜样”来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尧的“让贤垂范”，舜的“孝子风范”，以及禹的“劳模精神”都是托古改制的最好宣传。 所谓“隔代修史”，千年后的如今再看，孔夫子的“美化历史”恐怕正是欲盖弥彰，而其口述下的“和谐画面”可能都是假的，上古人类的关系，也许比之春秋战国的混乱，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禹的父亲鲧被杀一事，历史上就有诸多不同的版本。
一种是开篇所述，《夏本纪》中提到的“治水不利”。一种是《山海经》中提到的“盗窃'息壤’，以救万民，却被天帝处死”。 还有一种是《吴语》和《韩非子》的记载：尧打算让位给舜，一旁的鲧却大为不满，“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最后被舜讨伐，处死在了羽山，至于他的儿子禹，则“不敢怨，而反事之”。 由此可见，禹的“不敢”是从这里开始的，比战国时代更为混乱的上古时期，部落之争实不亚于家国之争。
儿子的治水方针和父亲背道而驰本身就充满了疑点。为“杀父仇人”卖命工作到“连家都不回”更是不合情理，“自相矛盾”之余，禹和舜的恩怨纠葛究竟是怎样？ 抛开众说纷纭的史料，近几年山西的一列考古发现，倒是解开了人们的疑惑。 02 国仇家恨 从考古溯源来看，洛阳出土的二里头遗址已经被确认为是三千年前的夏文华无疑。
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以及现代科技的检测，这里其实只属于“少康中兴”之后的夏晚期，或者成汤之前的商前期，甚至连到底有没有“夏”这个字的命名，都不确定。 至于更早的先夏文化，乃至大禹时期，还得一路向西，从中原腹地的“王湾遗址”一直追溯到山西的“庙底沟遗址”才行。 这里距离三门峡市区仅仅5公里，黄河沿岸，西守关中，北靠三晋，东邻中原，地形以盆地为主，妥妥的风水宝地，即便放眼5000年前，作为仰韶部落的发源地和夏朝的起点，也完全合乎情理。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便出土了大量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石器陶器以及众多大中型聚落的遗迹。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物证的出现，原本文化风格十分相似的属地，却出现了差异化的分歧。临汾一处的器物纹饰全部由蓝纹变成了绳纹，其绝对年代全部发生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 据专家研究和史料记载，这种陶器多为陶唐氏（尧部落）的文化遗存，直到陶寺文化崛起，周边地域才逐渐形成了同属性的文化特征，这表明，当时作为“外来者”的“尧文化”，逐步西进，慢慢覆盖了这块晋南之地。
据记载，陶唐氏居于中山唐县，后封居在陶（山东定陶），山东的大汶口很早便出现了陶寺文化，千里之外的“华夏地区”反而是之后才有了“三皇五帝”的入主。 作为“外来户”，一代领袖尧带着元老重臣舜契弃，气势汹汹，所向披靡，而他们驱逐和打击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本土土著“夏禹”。 从禹到鲧，从庙底沟到二里头，进退失据的夏后氏部落四处迁徙，带着锅碗瓢盆开始了流亡之旅，他们一路东逃，到了太行山脚下，而接纳他们的，正是鲧所在的有崇氏部落。
也许早有渊源，也许同为难民，鲧和禹的关系肯定非比寻常，可能是父子，也可能是同仇敌忾的施济关系。 不管怎样，卷入明争暗斗的有崇氏很快步入了衰亡，鲧被杀后，夏部落的禹也不得不听从强主的命令，奔波劳碌，卖命干活。 而所谓的“不入家门”，很可能指的是“不回故居”，治水所在正是以前禹部落的始居地，他们一族人寄人篱下，命在旦夕，明明多次途径故国山川，却又不敢回去。
大禹不是带着“公德心”在治水，而是带着满满的恨意，深深的恐惧，直到一天功成名就，民心所往，他才返回了故国，收复了失地，以“家天下”谮位为帝，革了“老领导”舜的命。 03 史料不及 部落时代的代表是三皇，国家凝聚的代表是五帝。 尧舜时代并无君主，更没有国家和天下的概念，而历史之所以分分合合，一则是民心所向的联盟，一则就是纷纷扰扰的战争。
据考古发现，山西此处多个时期的城壕和墓葬均有被破坏和盗扰的痕迹，宫殿和帝城等各类大型建筑也被毁坏，然而，其中的器物和宝藏却遗存了下来，种种证据，刚好也印证了先秦所说：“舜囚尧，禹逼舜，汤放桀，周伐纣，此四王者，皆以人臣而弑君。” 真实的历史，往往比理学家所描绘的愿景要残酷的多。 前世为部族，后世才有了国家，之后，才变成了浩瀚的民族，禹作为“始皇帝”，被《诗经》歌颂，并非没有道理。 一个少年时流离失所，卧薪尝胆的部族领袖，自然不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儿女情长，等他敢于“回家”的那一刻，“焚书坑儒”的民族变革恐怕也就为期不远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