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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俄国从17世纪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大陆殖民扩张，对完全不同的数十个民族进行了野蛮的征服，确立了残暴的统治并将它们陆续并入自己的版图。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与统治它们的大俄罗斯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后，这些民族从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但是列宁的民族自决的主张并未来得及实行，斯大林领 导时期，由于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战争条件，列宁的民族政策和自决原则也没能得到贯彻。阶级矛盾的解决并不等于民族矛盾的解决。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力图通过实现“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来贯彻其大民族沙文主义政策。这些作法不但无助于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相反更激化了民族矛盾。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只是解释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一个方面。此外，对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 因、国际的原因等诸多方面也不能忽视。乌克兰民族就是一个既有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又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高度发达的民族。在苏联少数民族中乌克兰民族问题的性质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一面。要想全面地论述乌克兰民族问题的根源、性质、表现形式，出路等并非一篇文章所能做到。本文仅就乌克兰民族发展中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作一番回顾，以探讨当今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 一、古代罗斯国家与乌克兰民族的形成 古代罗斯国家是一个把众多东斯拉夫部落居民联合到一起的拥有广大民众的部落联盟形式；因以 第聂伯河畔的基辅为都城。故又称基辅罗斯。10-11世纪中叶是基辅罗斯的鼎盛时期，有过对当时的东西方来说都可谓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相当发达的经济贸易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基辅罗斯有一致的国家政治生活—基辅大公统治下的分散的世袭领地，有一致的宗教信仰——由拜占廷传来的东方 正教，有一致的精神文明—斯拉夫化了的东方文 化，有建立在混合方言基础上的共同的语言—古俄语，也有一致抵御外寇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把 这个国家看得过于固定或统一，那就错了。上述的几个“一致”尚未来得及巩固下来。国家内部各领地之间便起了内讧；到12世纪上半期(1132年)基辅罗斯就分崩离析，瓦解成了许多独立的公国。 这些公国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不平衡，互相削弱，互相兼并，在抵御外部游牧部落不断袭击骚扰的斗争中又强弱不一，到12世纪末期就兴起了两个最为强盛的相互对立的中心，一个是以加里奇为都城的加里西亚一沃沦尼亚公国(西南中心)，另一个是由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扩大而成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东北中心)，后又在其基础上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定都莫斯科(14世纪初)。两个公国曾为争夺基辅的统治权互不相让，彼此之间的仇恨有增无已。此后双方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区别日益加深，最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民族：俄 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其实，这两个民族的差别，从12世纪上半期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个时期，基辅大公控制下的一些公国纷纷独立，有的王公 带领部分居民向东北迁移，他们越过契尔尼哥夫公国，穿过布良斯克森林地带，继续往北，定居在伏尔加河上游和奥卡河之间。那里的土著是芬兰部落和自北部迁去的东斯拉夫部落，而芬兰部落的居民在一段时间里已被那些夫人同化了；自南方迁移过去的这部分夫人定居之后，也逐渐同他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莫斯科大公国领域内的大俄罗斯民族：高颧骨、淡黄色皮肤、深色头发、宽大的鼻子……这些都是芬兰血统的特征。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承认“现代大俄罗斯人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液 有80％是芬兰人的”。与此相反，乌克兰人的血液则有不少南部罗斯突厥语部落的成分，他们的身高普遍比大俄罗斯人高1—，深色的眼睛和头发。黝黑的皮肤，头型宽短，额及鼻均不大，而颧骨和两眼之间的距离则偏大。这是定居在基辅罗斯的东斯拉夫部落居民长期与南部草原游牧部落征战的结果。这说明，大俄罗斯人与小俄罗斯人，虽源自同一个东斯拉夫共同体，但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很早便有了明显的区分。 从文化方面来看，东北部的芬兰部落居民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武力征服和强制手段之后，接受了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不过他们也已有了自己一定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生活习惯，因此在同化过程中芬兰人的文化和语言特征对大俄罗斯人的文化特点的形成以及语言特点的改变也不无影响。而居住在基辅罗斯土地上的乌克兰人的祖先，由于其地理位置。由于其发展贸易的需要，由于共同抵御游牧部落袭击骚扰的需要，更多地与西边的邻居交往，接受了更多西方文化的影响。 教会权力之争对以后两个民族的分裂也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公国与加里西亚—沃沦尼亚公国相比，从一开始就更为重视宗教意识的建设。根据编年史的记载，它解决了一系列宗教方面人们所最关心的事情。如对圣像的膜拜，对宗教节日的庆祝，对圣徒遗物的敬仰等等都作了规定，这些都构成了它在国内通过宗教对意识形态 进行控制的很重要的方面；同时它又积极干预教会事务。先是企图组织一个与基辅对立的大主教教廷，后来又企图控制基辅的教廷，最后终于把基辅 的大主教搬到北方去了。这样，整个罗斯东正教的势力和中心就由基辅(经弗拉基米尔)转到了莫斯科(1326年)；从此莫斯科就紧紧地把握住了教会的行政领导权，并得以更好地利用教会实行对人民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发展了这个国家的专制集权主义。与此相反，加里西亚—沃沦尼亚公国较多地忙于非宗教性的治理国家的事务，因此东正教在其国内的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很严的控制作用，这是以后在宗教合并问题上它态度比较容忍的原因。它与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争夺基辅教廷领导权失败之后。不得不去与拜占廷协商，要求为“小俄罗斯” 建立一个独立的加里奇教廷(14世纪前期)。教廷的分裂标志着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在继承基辅罗斯东正教方面分歧的开始。 蒙古鞑靼人的入侵(1237 1240)给两个中心带来了不同的遭遇，因而更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 的区别。苏兹达尔公国的土地于1238年被蒙古人占领，它的大公很快接受了对蒙古人称臣纳贡的要求，国家得以保全，不但未受到大的损失，且在两个世纪之内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使自己的国家更加巩固，民族更加强盛了起来。 加里西亚—沃沦尼亚公国从基辅城遭蒙古鞑靼人围攻的一天起(1240年)，就竭尽全力保卫这个罗斯国家的独立；基辅城被毁掉之后，达尼尔大公更加强了军事设防，建立了包括利沃夫、霍尔姆等一些新的设防城市；其子列夫一世、其孙乔治以及其重孙列夫二世和安德烈等公国的末代王公都始终对鞑靼人采取抵抗政策。基辅罗斯高度的文化在此阶段遭到了极为惨重的破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处于 停滞状态。其人民对蒙古蹂躏的顽强抵抗增强了小俄罗斯民族的团结，训练了人民的强悍和勇敢；不过，这个公国成了抵挡和牵制蒙古人西进的盾牌，牺牲了自己，保卫了他西方邻居们的安全：西方的波兰、西北方的立陶宛和西南方的匈牙利在此期间都 强盛了起来，罗斯的土地虽未落入蒙古人之手，却于 14--15世纪分别被这些兴起的西方邻居所吞并。 为抵挡蒙古鞑靼人的侵略，罗斯与其西邻各国 ——匈牙利、波兰、立陶宛以及条顿骑士团等教会组织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加强了联系，甚至与西欧国家之间也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交往，这就使得罗斯文化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拉丁字母的传人，最先是外交上使用拉丁语，后来拉丁语成了官方使用的语言，一些王公玉玺上的老乌克兰文字都改成了拉丁文字。这些在乌克兰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基辅罗斯高度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在中世纪末期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向东北发展的苏兹达尔公国、莫斯科大公国，毫无疑问，继承了一部分基辅罗斯的文化，特别是宗教，但是随着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它实际断绝了与中、西部地区的联系，原有的文化已受当地土著的文化影响，为适应自己国家、民族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加里西亚—沃沦尼亚在与蒙古人作战的一个世纪中始终保持着 独立的国家；基辅遭毁之后，政治、文化中心基本上 由中部的基辅退到了西部的防守的后方，退到了力口里奇、利沃夫等城市，基辅罗斯时代的语言和文化传统都得以在原基辅罗斯疆城内的大部分居民中保存了下来。在罗斯土地落入波兰、立陶宛手中以前，乌克兰民族(以及白俄罗斯民族)就已形成。对基 辅罗斯的继承权正是以后数个世纪支持乌克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精神因素。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18世纪晚期发展起来了一种大俄罗斯单线民族继承学说，流行19世纪整个一个世纪，代表者有塔齐雪夫、卡拉姆辛、索洛夫约夫、克留切夫斯基等著名历史学家。这一学说依据的是“留里克”王朝的延续，是基辅大主教的迁到莫斯科；宣传的是基辅—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的单线继承理论，只承认大俄罗斯民 族是基辅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和古代罗斯民族的后继人。这种理论是适应沙俄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为其对乌克兰民族实行兼并同化政策服务的。有意思的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苏联官方学说与之是多么的相似。 这一学说先是承认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对基辅罗斯有同等的继承权，“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源于同一个祖先，那就是建立了古罗斯国家—基辅罗斯—的古代罗斯民族”。这一提法貌似公允，其实掩盖不了它与前一学说的一致，因为在“公允”之后，它强调了三个民族的一致性，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差别界线；强调了14—15世纪三个民族形成中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意义(“从三个民族出现的最初阶段，它们之中最为强大的俄罗斯民族 就开始起主要的历史作用”之类的语句屡见不鲜)和 俄罗斯人在维护基辅罗斯传统中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对基辅罗斯的传统在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却缄口提。这样，这种学说力图树立大俄罗斯民族在三个东斯拉夫民族中间的绝对重要地位，而割断基辅罗斯与乌克兰民族(和白 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联系。二次大战后撰写这方面 文章的俄罗斯学者为数不少，较为著名的有雷巴科夫、葛列柯夫、齐霍米洛夫、李哈乔夫等等，文章 中仍不乏有大俄罗斯排他偏见的论述。相比之下，作为乌克兰的一个主要史学研究集体的乌克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47年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从此基辅更失去了研究乌克兰历史，包括基辅罗斯的历史与文化的正当权利和独立见解。 乌克兰的单线民族学说自19世纪40年代发展了约一个世纪。这一学说的先驱是乌克兰的历史学家米·格鲁雪夫斯基，赞同他的不仅有乌克兰学者还有一些波兰学者。他们引证聚居地区、种族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数据、习俗风尚等强调了与上述学说截然不同的另一条继承线，宣传小俄罗斯人是生活在基辅罗斯国家中的古代罗斯民族的当然后代。对自基辅罗斯以来乌克兰历史、文化、政治传统、民族习俗等的研究在19—20世纪初主要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加里西亚进行，现在在乌克兰侨民聚居的国家中，如加拿大、美国、波兰、西德等，仍在蓬勃地开展着。 一场涉及一千年前国家的继承权的争论为什么至今这样难解难分呢?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场争论 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为了实现人为的“苏联人民共同体”的“理想”，大俄罗斯民族必须吃掉各非俄罗斯民族，首当其冲的是其他两个兄弟斯拉夫民族。有关基辅罗斯继承权问题的苏联官方理论正是为逐渐同化消灭乌克兰民族的政治目的制造舆论的。因此，这场争论是乌克兰民族被同化与反对同化的斗争的反映，应引起关心苏联民族问题的人们的重视。 二、17——18世纪的哥萨克国家与乌克兰民族觉醒 波兰和立陶宛继1385年的克列沃联合之后， 于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条约，正式建立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也称波兰共和国，因为当时立陶宛势力已衰，波兰国王掌握着实际统治权)。这时乌克兰的土地便统一到了波兰的统治之下。这倒给乌克兰的文化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成了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春风从意大利通过波兰吹进了乌克兰，促进了乌克兰的文化改革。16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前半期在乌克兰建立了学校、印刷厂、发展了宗教和非宗教的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文学作品。当时乌克兰的文化、艺术、建筑、音乐，戏剧都处于俄罗斯望尘莫及的高水平上。1632年建立起来的基辅大学是整个斯拉夫正教 世界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而且直到18世纪中叶莫斯科大学建立之前它始终是俄国唯一的一所，为俄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材。 但是，在政治方面，乌克兰人民却完全落入了波兰地主的统治之下，经历着没有祖国的痛苦。乌克兰的贵族被赋与了与波兰贵族同等的特权，他们竞相效仿波兰地主的生活方式；所以从卢布林合并之后两代人期间，乌克兰的贵族统治阶级都波兰化了。这个波兰化过程是以从东正教改信天主教为前导的。几乎所有的乌克兰贵族家庭都皈依了天主教，继而加入了波兰国籍。这些中世纪罗斯王公的 后裔不能为自己的民族提出任何积极的东西，他们成了阻碍乌克兰前进的力量。 在经济方面，卢布林合并之后，早就对乌克兰的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地主们纷纷到乌克兰的土地上去建立自己的大庄园，因而将波兰异常残酷的农奴制度带进了乌克兰。波兰贵族地主阶级不仅剥夺了乌克兰人民自己开垦耕种的土地，而且 连城市也据为已有，致使大批自由民沦为农奴，城市小生产者也濒于破产。 在宗教方面，16世纪波兰天主教耶稣会的势力强大起来，企图连根拔掉东正教；这时基辅的一些东正教上层人士想用所谓保存东方教会仪式的方法 来缓和一下矛盾。1596年签订了布列斯特宗教 合并协议：将乌克兰的东正教会隶属罗马教皇，但可以继续使用斯拉夫语作礼拜，也可保持原有的礼拜仪式。宗教合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乌克兰的东正教便分裂成了两派。宗教合并派受到波兰国王的支持，获得了不受迫害的优待，而那些反对宗教合并的东正教徒们则受着日益残酷的迫害。不过，他们不但没有屈服，相反更活跃起来，到处组织兄弟会，吸引着笃信东正教的平民，甚至一些贵族教徒也参加了起来。宗教合并实际上等于削弱了莫斯科大主教对基辅教区各级教会的控制权，但莫斯科也得到了补偿：反宗教合并的乌克兰人自然就更接近莫斯科了。 波兰统治者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必然引起乌克兰人民的反抗，唤起乌克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十六世纪末就发生了多次著名的起义，到了1648年发展成了全乌克兰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哥萨克成了乌克兰人民的领导力量。 这场战争在哥萨克统领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的领导之下，在第一年(1648——1649)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如果这场战争彻底胜利，乌克兰人民有可能获得独立。但是斗争失败了；这个始终是在别国保护下的哥萨克统领制的乌克兰国家从诞生(1649年8月)到被干净彻底地消灭掉(1775-1785之间)，寿命为130年左右。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乌克兰的这场民族独立斗争，受到了当时主、客观的多种条件和因素的限制，它以失败告终，可以说是必然的。原因如下：乌克兰的周围有许多强国，它们与乌克兰之间没有什么天然的国界，它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跨入乌克兰的土地进行掠夺；乌克兰本身往往正是这些强国之间战争的起因。它们从来不承认也不愿承认乌克兰的自治或独立。乌克兰的领导阶层没有明确独立的政治纲领，在自己获得—定的特权和土 地之后，便脱离“大人民群众，向统治者妥协，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在与外族统治者斗争时又依附另一外国力量，且在仰仗外国力量时，表现出极明显的不稳定性和机会主义，在诸强之间斡旋应付，“有利便称臣”，结果造成乌克兰人民的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自然灾害和疾病带来巨大的困难。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引出上述的结论。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在与波兰征战中不断左顾右盼，企图从邻国寻求援助，他几乎向克里米亚汗国，土耳 其、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王国，瑞典和莫斯科国家都表过忠心。他更是千方百计想把莫斯科拖入与波兰的这场战争，而奸狡贪婪的莫斯科政府则另有打算，迟迟按兵不动，坐观虎斗，直到波乌打得两败俱伤时，莫斯科才提出除非将乌克兰并入莫斯科否则不予出兵，赫麦尔尼茨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表示可以向沙俄称臣。这样，俄国就以稍高于波兰的许诺毫不费力地得到了6万名强悍的哥萨克官兵和166个城市和村镇。 对合并的谈判和协议的条款，赫麦尔尼茨基开始并未给予很大重视，他认为臣服莫斯科只是个权宜之计，他急于要战胜波兰。当他以后要求进一步明确自治的权限时，他发现莫斯科政府已象钳子一样紧紧钳住了乌克兰，从此不再放手了。莫斯科的统治者也把乌克兰当时的统领制度和自治形式看作是个过度的现象，他们力图逐渐缩小乌克兰的自治，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自己的行政统治强加于乌克兰国家，控制其经济，限制其统领的权限，取消其教会的自主权等等。矛盾激化了，赫麦尔尼茨基曾想和莫斯科决裂，另找瑞典结成联盟，但没来得及行动就去世了。1658年他的继承人，哥萨克统领维果夫斯基与波兰订立了加佳奇协定，同意以“罗斯大公国”的名义回归波兰的怀抱，条件是允许它全面自治；1649年西岸乌克兰的统领多罗先珂和土耳其签订条约，答应归属土耳其，条件也是只要保证乌克兰自治；甚至1709---1710年玛泽巴和奥尔利克 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签订条约，愿投靠瑞典以达到乌克兰统一和自治的目的——这些都是乌克兰力 图摆脱莫斯科统治寻求自治尝试。 独立的愿望破灭了，努力都落空了，因为乌克兰统领制国家的统治阶层这几次机会主义的尝试首先在其内部制造了分裂，形成了亲俄派、亲波派，亲土派等各种派别。波、俄为了维护在乌克兰的既得利 益、双方在瓜分乌克兰问题上作了妥协：战争打到 1667年，俄波在安德鲁索沃签订了和平条约，以第聂伯河为界瓜分了乌克兰，俄国让出了立陶宛，保住了斯摩棱斯克和左岸乌克兰，右岸的基辅也归其统治，但为期两年；沃沦省，波多利亚和基辅省的大部分落到了波兰手中，直到1793年波兰被第三次瓜分之后才归到莫斯科手里。 自1667年俄波停战，只一百多年的时间，沙俄就彻底消灭了这个乌克兰统领制国家。彼得大帝对取消自治就执行得很严厉，其后曾有一度缓和，但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乌克兰统领政权就被彻底摧毁；1775年女皇命令废除扎布罗热营地，从而最终地消灭了乌克兰统领制度的特点。经济方面，沙皇实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政策，撤销关税，以便于把乌克兰的资源投放到俄罗斯的市场上：18世纪俄国的农奴制扩展到了左岸乌克兰，80年代 叶卡捷琳娜女皇更鼓励向乌克兰移民，以发掘其农业潜力，1783年的并入克里米亚，更为实现草原地带经济一体化造成了便利的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沙俄对乌克兰积极推行愚民同化政策。彼得一世就很重视扶植收买乌克兰人的上层，使他们成为世袭的贵族地主阶级，更有效地替俄罗斯帝国统治乌克兰人民；许多有文化有教养的 乌克兰贵族得以在中央或乌克兰地方任职，在东正教僧侣团中也往往被授予高级的头衔。乌克兰上层分子传统的知识与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在沙俄的收买政策面 前，他们本人很快就俄罗斯化了。由于俄国的同化 政策实行得比波兰更为有效，加之宗教信仰上的一致，到18世纪乌克兰上层的彼得堡化或莫斯科化比之三个世纪之前乌克兰贵族阶级的波兰化要来得迅速而彻底。 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摧毁该民族的民族生活，消灭其民族特征的首要条件。自18世纪初沙皇俄国就开始查禁乌克兰书籍，印刷厂印刷的书籍中不许出现乌克兰语；到十九世纪初，授课，学术讨论及 各种集会一律取缔乌克兰语和乌克兰发音，学校中不许开设乌克兰语言、乌克兰文学、乌克兰历史等课程。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877年一个学者写了一本《小俄罗斯语语法试编》送交书刊检查部 门审批，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能允许出版一种不该存在的语言的语法!”。这不仅是沙俄官方对语言的看法，而是对这个民族的看法：这个民族不该存在，对这个民族只能同化。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民族被践踏成愚昧落后，供人奴役的民族了。根据1897年的统计，一百个乌克兰人中只有13个非文盲，乌克兰民族戍了全俄文化水平最低的民族之一。 乌克兰哥萨克统领国家虽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存在却激起了乌克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这个民族不但未被消灭(它的语言、文化被人民群众保存了下来)，相反有了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到19世纪，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一些政治思想家，成为保存和发扬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宣传者。 由此可见，17世纪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带领其国家和人民投靠沙俄绝不象当今苏联史学界所说 的那样，是乌克兰人民的幸福，是他们唯一的和最好的出路。1954年庆祝佩累雅斯拉夫条约签定三百周年时，苏联硬把这次兼并说成是亲缘民族的重新合并，这一歪曲事实的提法引起了一些苏联史学家的不满，更为乌克兰史学界人士所不能接受。同时苏联史学家还用各种高尚的词语来美化乌克兰哥萨克统领鲍·赫麦尔尼基，称他为乌克兰人民的伟大统帅，杰出的政治家，在宣传他的轶事时更荒唐地说似乎从儿时起他的血管里就流着热爱俄国，倾向俄国的血液。 苏联史学界的这些提法都与对基辅罗斯继承性问题的提法一脉相承，并且为同一个目的服务 三、二十世纪初乌克兰人民争取独立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 反动和无能。到了1917年初，俄国国内的总危机已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度，爆发了二月革命。这一革命虽是由工人、农民、士兵完成的，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与杜马代表协商，建立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执掌俄国的政权。从此，在俄国各地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进行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较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对乌克兰的事态发展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因为乌克兰正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进行决战的战场之一。下面着重谈两个阶段乌克兰的形势。 1、中央拉达时期(1917——i918) 反对沙皇俄国的统治，恢复本民族的文化是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人民的夙愿，因此民族解放的强烈要求随着沙皇制度的垮台，随着三月乌克兰中央拉达在基辅的成立而进发出来了。4月初基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十万；成千上万的农民进了城，加入了有数千名武装士兵保卫的游行队伍。当时中央拉达的主席、由流放地回到基辅的米·格鲁雪夫斯基在圣索菲亚教堂广场上向游行队伍发表了演说；他号召说：“乌克兰人一千年的枷锁已被打破，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 中央拉达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着手成立临时的政府机构——总秘书处，设立各部，召开各阶层和各民族的代表会议，发布宣言，制定法律，恢复文化、教育事业、与英、法、美等国家展开外交活动，向临时政府提出自治的要求和条件等等。到8月份它已争得了临时政府正式承认部分乌克兰(五个省)为独立的政治体制、承认中央拉达是乌克兰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拉达当时不论在国际上抑或在大部分乌克兰人民心目中都享有较高的威望。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逐渐由地下转为公开，它在乌克兰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顿涅茨—克里沃洛戈矿区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布尔什维克揭露了各地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着自己的力量；但是，在当时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和工兵代表苏维 埃的力量与中央拉达相比，还是要薄弱得多。十月革 命以前，乌克兰党组织中的成员对待乌克兰民族解 放斗争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中以弗·扎顿斯基、维· 沙赫莱等为首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人承认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号召布尔什维克来支持这一运动，领导这一运动。在当时来讲，各非俄罗斯民族的独立斗争只能削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势力，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十分有利的。当时将乌克兰的民族独立斗争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非不能，所以列宁曾针对乌克兰拉达不敢与临时政府完全决裂而力求与俄国资产阶级达协议议一点多次撰文，指责乌克兰拉达对临时政府的妥协态度，同时更揭露临时政府的大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斯大林在4月份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也针对芬兰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所提出的独立、至少是自治的要求阐述了各民族的自决权乃至分离权。 显然，二月革命成功之后，许多条件和因素都有利于乌克兰的独立。但是，乌克兰拉达仇视苏维 埃政权，惧怕苏维埃政权，为保住其对乌克兰人民的统治地位和权利，它必须依赖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因此它与临时政府的斗争没有超出要求自治的范围。乌克兰拉达来能带领乌克兰人民实现其独立的夙愿是由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敌视态度所决定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乌克兰的政治形势。乌克兰拉达公开宣布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反对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强占了基辅，于发布了第三号宣言，抢先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又于翌年发表的第四号宣言中宣布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乌克兰人民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它支持卡列金白匪，向协约国寻求经济援助，以图维持乌克兰的独立，这样，中央拉达在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就把自己摆到了与无产阶级敌对的立场上，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堡垒，它脱离了广大的乌克兰人民，将乌克兰的民族独立斗争引上了歧路。 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于12月也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称人民书记处)，翌年一月占领基辅之后，定都基辅，与资产阶级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相抗衡。与此同时，苏维埃的武装力量开始对乌克兰的反革命势力进行讨伐，乌克兰拉达逃往沃沦的日托米尔，军队几乎被消灭一光。这时乌克兰拉达决意完全投靠帝国主义，它派代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国代表团单独签订了和约，大大地助长了德国人的气势。 3月份德奥联军开进了乌克兰，打进基辅，开始干预乌克兰的内政，限制它的自治。这是毫不为怪的，因为德国人需要的不是乌克兰的独立或自治，而是乌克兰的粮食和矿产，需要的是对乌克兰，以至对俄国的占领。乌克兰拉达依靠外国帝国主义以保存自己的幻想破灭了，它引狼入室，使德国人得以组织四月的军事改变，宣布斯柯罗帕茨基为乌克兰统领，建立了乌克兰统领国的傀儡政府，取代了乌克兰拉达的彼特留拉政权，同时在乌克兰中部维持着一个资产阶级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2、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时期(1918一1921) 我们也丝毫不能忽略当时西乌克兰的局势。在东加里西亚和布格维纳的乌克兰人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但他们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较高水平的民族文化，19—20世纪初许多反对沙俄统治，争取独立自治的出版物都在这里出版，他们始终认为这里是乌克主人民独立的基地。所以，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溃，那里迅即正式成立了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彼特鲁雪维奇政权)，并于 1919年1月宣布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当时德国操纵下的统领制傀儡政府已被推翻，彼得留拉的“执 行内阁”又当了权)联合。 可是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恢复了独立；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马上在东加里西亚爆发了波乌战争；这是波兰和乌克兰几个世纪以来争夺领土统治权斗争的继续。这场战争打到1919 年7月，西乌克兰军队把东加里西亚的土地输给了资产阶级波兰，被迫退到了乌克兰中部。 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如果1919年早春，两个共和国能在军事上实行真正的联合，即西乌克兰的军 事力量全部投到中部和东部乌克兰，也就是说全力对抗红军，必能改变乌克兰对苏俄战争中军事力量的对比；如能打垮布尔什维克，乌克兰的统一和解放即有可能实现。 这种假设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它是建立在以资产阶级波兰容忍乌克兰独立为前提的幻想之上的，实际上波兰对加里西亚的土地寸步不让，所以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不得不坚守在东加里西亚的故土上抵御着波兰的占领，而这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中—东部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则正在忙于同不断强大起来的红军，(继之同邓尼金白军)作战。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超出了乌克兰的能力。 除了军事上没有联合之外，双方在各自的战争中还由于某些分歧而使得关系更加微妙：西乌克兰政府视波兰为其主要敌人，为了制止和击退波兰的进攻，它选中了邓尼金白军做它的盟友，甚至准备同邓尼金签订协约，要求邓尼金协助它赶走波兰侵 略者；而这时乌克兰彼特留拉政府正仰仗协约国的物资援助在与红军<继之也与邓尼金)作战，它宁可与波兰鉴订和约也不肯同红军或邓尼金妥协。这样的分歧，更进一步使双方的联合成了一纸空文，最后的结局是乌克兰人在两个战场上的失败。 波兰在占领了西乌克兰的土地之后，得寸进尺，进一步提出了它对土地的要求，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联合乌克兰的彼特留拉势力与苏俄红军作战。 为了联合起来攻击布尔什维克政权，波乌1920年 4月签订了华沙条约。当时许多乌克兰人已意识到，他们的祖国将被—分为三：加里西亚、沃沦属波兰，第聂伯河以东土地仍属苏俄，只有第聂伯河右岸—小块残存的土地归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管辖，但也随时有落入别国的危险。首先是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坚决一致地反对华沙条约，认为条约是对自己祖国的出卖。当时在维也纳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流亡政府也持反对意见，连逃亡在维也纳的前中央拉达某些著名领导人，如格鲁雪夫斯基，维也钦柯等也都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过，这些都无补于事，战争打了起来，打得很残酷，六个月后(10月)双方便同意停战，并与正式签订了里加停战条约。里加条约很象，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见前)。乌克兰并没有一分为三，而是由苏波分割；苏联消灭了残存于乌克兰中部的小小乌克兰国家，结束了乌克兰的独立。区别只在于，这次苏波战争之后，苏俄的边界更向西推移了，波兰只得到了东加里西亚和沃沦；在其余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成立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于1922年12 月30日以加盟共和国的形状正式加入苏联。 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使长期受沙 皇制度奴役统治的苏联近一百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得到了解放，在乌克兰大部分的土地上也消灭了波兰、乌克兰地主、资本家对人民的剥剥和压迫，从此无产阶级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班杰拉为首的部分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又曾企图投靠法西斯德国以脱离苏联，不过苏联反法西斯全线的胜利扭转了欧洲的局势：东欧出现了—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 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苏联收回了曾分属于波兰、罗马尼亚的西乌克兰土地，最后的—块乌克兰土地—外喀尔巴阡地区也在苏捷谈判之后于1945 年并入苏联。至此，乌克兰土地全部统一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中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乌克兰的民族问题是沙皇制度几个世纪所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奴役、民族灭绝等政策的产物。十月革命的成功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根本的条件，如能认真地贯彻列宁的民族理论，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苏联的民族问题，包括乌克兰民族问题本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但是，斯大林领导时期，在民族政策问题上有过不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错误，勃列日涅 夫时期，又企图使用怀柔政策和高压手段来消灭民 族矛盾。这样作是背弃了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的，因此在象乌克兰这样强大的少数民族中，必然会激起愈加强烈的反抗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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