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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志是指建置最小的村级之志书，是方志家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村志编修古已有之，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郎遂编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清人为村立志，颇为稀奇，是修村志之起端”。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汪叟否编撰上海闵行《紫堤村志》，清道光末年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之后沈心卿以汪叟否编纂《紫堤村志》为原本，参阅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此时采集的资料，增修《紫堤村志》成稿于清咸丰六年（1856）。越30多年后，张启南抄录《紫堤村志》，于民国8年（1919）刻印《紫堤村志》，流传于世。《紫堤村志》自清康熙五十七年至民国8年的127年间，历创修、续修、增修，使其志体不断完善，内容逐渐充实，成为上海地区村志的佼佼者。当代方志工作者应发扬方志文化的优良传统，研究村志的编撰特点及其价值，使村志成为方志苑中的重要一员。
随着新方志事业的发展，未被列入新方志规划的村志已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浙江已将村志编修出版纳入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已有一批村志问世。安徽着手编纂《名镇名村志》，一些地方已先行自发编纂、出版了一批村志。村志的出版问世，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园地增添了村级层面的综合性志书，其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已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所认识。
一、编修村志的必要性
行政村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机构，是国家整体中的一个最基层的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重视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1964年毛泽东主席说过：“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村史，从研究最基础的历史一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历史基础”。1995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读本》一书序言中指出：“要加强农民教育，就要编一些教材，编写教材要结合实际，要通俗易懂。”编修村志可以为农民编写提供生动、形象的基层材料，所以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充分重视村志的编修，为农民进行系统化的基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乡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更深层次的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而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特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识价值的认识”。可见，编修村志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
一个村或几个村写一本村志记载一村或几村的发展演变之历程，作为存史、资治、教化的文献保留下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件利村利民的实事工程。因为编修一部村志，实际上是等于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做了一次深刻的调查研究和个案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人民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建设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农村要发展经济，深化改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新问题层出不穷，值得深入探索，认真研究。编修村志是系统研究农村新情况的一种有效形式。
编修村志也是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村级资料的最佳载体。随着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广大城市周围的村庄正在被城市蚕食，在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城市周围的村庄亦在逐渐消失，如近几年来，合肥市强力推进“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滨湖新区原先的村庄已划入市区，村民变成了市民。这些已被撤销的或正在撤销的村庄，如果不编写村志，今后要收集、抢救村庄的演变的资料也就难了。
二、村志的体例架构
在新方志的编纂的研究中，至今尚无专门研究村志体例架构的专著。刘希汉在《新方志纵横论》（1995年内部版）一书中，对编纂镇志提出了要求：1、体例要灵活宽松，不要生搬硬套；2、篇目设计要多样，不要整齐划一；3、内容选择上要以当代资料和微观资料为主；4、篇幅宜短不重长；5、特别注意反映地方特色；6、人文为主体，民情应突出。这六点要求对村志编修有一定借鉴意义。李明、程瑞清主编的《实用方志编纂研究》（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分析了历史上村镇志体例，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套用州、县志的体例。如光绪《黎里续志·凡例》提出：“里志与县志府志体例悉同。”民国《黄埭志·凡例》曰：“乡为县治分区，体例当从县志。”道光《南翔镇志·序》中则提议“其体例略仿《永清县志》分十门”。二是仿图经的体例，以记述地理方面内容为主，如咸丰《甘棠小志》，将建置、运道、湖潴、修防、坊埔、里卷、村镇、祠庙等九类并列，保留了古图经的内容和形式。三是主张乡镇志无定例，由编者自定，要不同于州、县志书。嘉庆《北里小志》“凡叙云，记十，传二十一，书事八，家述二，共四十有七篇”，别具一格，并在“家述”中记载了作者焦循的家谱。同期《南翔镇志》分疆界、营建、小学、职官、选举、人格、艺文、杂记等类，在《凡例》中声称：“赋役，户口，保甲，乡约，概不载，恐等于县志也。”该志卷一还称:“镇非州县也，不得称疆域。”根据李明、程瑞清分析，历史上村镇志并无定型体例。
从新编村志的体例与篇目结构考察：总的倾向是接近县、区志。
山西《下院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首有地理位置图、各种示意图和统计图7幅，彩照47幅，黑白照64幅，以及序、凡例、概貌、大事记，志书主体部分为18章（82节）：建置·环境，人口，经济总述，居民生活，农业，采矿冶炼，工商业，交通·邮电，新村建设，中共下院村支部，群众团体，村政，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民情风俗，人物。卷末设有附录、限外辑要、跋、编后记。全书共20万字。
山东《清河村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卷首为题词8页，彩页70页，照片197帧，村地图一幅，序一、二、三，凡例，大事记，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清河村纪实。志书主体部分立志8编（43章）：概述，行政区划（建置地理、环境、居民），村庄建设（建设规划、住宅、市政设施、现代建筑、公益设施、环境管理、建筑业），经济（综合经济管理、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对外贸易），政治（中共组织、行政组织、民众团体、党政团体、党政群团主要组织、村务、社会治安、军事宣传工作），文化活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卫生、体育、风俗民情、宗教），人物（人物传记、劳动模范、乡镇企业家），附录（国内各省市领导到清河村考察，国外及港台地区朋友到清河村参观访问，新闻记者采访录，清河人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参观考察，重要文献记录，调查报告，典型经济材料），卷末编后记。全书100万字。
浙江天台《水南村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卷首有彩页12版，照片51帧，水南区现状图，水南村旧区街道图2幅，还有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书主体18编（20章）：村域建置（村境、建置、行政区划），自然环境（自然地理、自然灾害、土壤），人口土地（人口、婚姻、耕地），姓氏宗族（姓氏、宗族、宗族活动），村名地名（历代村名、古今地名、与洪水有关地名），农业（经济、农业经济演变、农具肥料、耕作、粮食、经济作物、副业、林业），水利电力（引水提水、蓄水、幸福水库灌区、防洪堤坝、电力），工业（经营体制、五金铸造、轻纺造纸、食品榨油、建筑建材采矿），金融商业（金融、商业），交通邮电（道路、桥梁渡口、运输与工具、邮电），村区建设（公共建设、住宅建设、能源、环境保护、土地资源开发），政党社团（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行政组织、群众社团），治安消防（治安、调解、消防），兵事（现代军事、兵役、民兵），教育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文物胜景、广播电视录像、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村风民俗（村风民风、生活习俗、宗教术数迷信），人物（历代府志、县志记载人物转略、简介名录），艺文（历代艺文、论文著述目录），卷末后记，协助本志编写及资助印书等人员名字，本志主要资料来源简介。全书58. 8万字。
上海市嘉定区《钱桥村志》（2003年12月内部版），卷首彩页2页、照片6张，序一，序二，凡例，总述，志书主体21章（24节）：钱桥村的来历，行政建置，党政群团，民兵兵役，农业，工业商业，副业，交通，收益分配，人口家庭，居民生活，风俗，社会保障，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精神文明建设，人物，宗教信仰，村名来历，奇闻轶事。卷末后记，钱桥村志编纂小组（名录）。全志31. 5万字。
安徽绩溪县《坦头村志》（2002年内部版），卷首有彩页9页，照片28张，民国十三年坦头村图、2000年坦头村平面示意图两幅，还有题字、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书主体23章（90节）：行政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农业，牧副渔业，蚕桑业，水利，林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乡村建设，党政机构，民间群众团体，教育体育，医疗卫生，文化，文物胜迹，人物，方言谣谚，民风习俗，杂记，坦头村旅外人士通讯录。卷末后记，跋，坦头村村志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编纂组、中共坦头村支委会、村委会以及资助印书等人员名单。全志32万余字。
从上文例举的四省（山西、山东、浙江、安徽）一市（上海市）5部村志的体例考察可知，新编村志一般具有《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所规定的“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图表采用现代技术编制。人物志要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入志。”其体例与方志规范相符，从分类到标目与县较为相似，其原因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过于标新，易于缺项。因此新编村志，失之于繁，特色不显。行政村的管辖范围较小，如清河村“最大纵距1. 8公里，最大横距1. 5公里。总面积为1. 6平方公里”（见《清河村志》第103页）。水南村（含6个行政村）“辖区内总面积21平方公里。内山丘约占14平方公里，水域约占2. 5平方公里，耕地及村舍，约计4. 5平方公里”（见《水南村志》第1页）。余下的村志均记了面积等。村的范围一般在1平方公里至几十平方公里不等，事项未必齐全，故体例不必拘谨，应从实际出发，谋篇布局，量体裁衣，门类不应细分，无有事项，资料少的事类，或并或略，三个层次足矣！即章、节、目3个层次，尽量避免篇、章、节、目4个层次。村志的生命力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村情特色的反映。几乎所有的名村志，无不突出了地方的特色，充分反映了村情村貌特色而受到世人青睐的。杏花村因杜牧《清明》诗而闻名，郎遂编撰《杏花村志》。全书12卷，首一卷，末一卷，“集汇古今名胜，建筑，人物，艺文等”，彰显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之胜，“一志而三善备也”。该志是我国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是古代志苑中的一朵奇葩。
三、篇目体式的选择
篇目的设置是村志编纂的关键环节。村志的篇目有三点值得探讨：一是如何借鉴县志经验的问题。村志的篇目框架不能照搬县志，有的村志篇目是大篇体，按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去立篇，就是照搬县志大篇体去设置的。一个村，地域没有县大，人口没有县多，记述内容没有县广，所以村志要从村情出发，由自己的内容决定自己的形式，只可借鉴县志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县志的篇目。二是如何在篇目上体现本村特色的问题。村志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要突出本村的特色，就要首先在篇目架构上体现出来，让人一看篇目就知道是你这个村，而不是别的村。突出地方特色，可采用升格或专记的办法，要把反映的事物立起来，特色和重要的内容可集中加以深度记述，要浓墨重彩。而有些内容不多的门类可以不单独设章立节，适当归整合并。三是村志的框架大小问题。村志的框架应小而简，不宜小而全，更不宜大而空。从目前出版的一些村志考察，村志篇目模式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纲目体。山西阳城县《下孔村志》根据地情实际进行篇目设计。篇目采用大篇式结构，设《概述》、《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大事记》、《杂记》、《附录》等，在第一层次下不设章、节，直接到‘目’，采用的是条目式。安徽绩溪县《磡头志》也是采用这种体式，分上、中、下三卷，设《概述》、《大事记》、《村景纪胜》、《人物赞传》、《地方经济》、《村区政治》、《教育文化》、《风土人情》、《宗脉探访》、《磡头许氏人物衍派（1369—1913）数码谱》等，再下设条目。如此设置，是因为村与市、县相比，各事类虽然都要涉及，但是所记内容相对说要少一些，这种大篇式、条目式结构，就为村志内容的编排提供了方便，内容或多或少，或繁或简，可根据村情实际，编排于各门类的各条目之下。此外，在篇目设计和编写中注意突出了下孔村的地情特色，对具有特色的事物都设条目予以说明记述。笔者认为《下孔村志》的大篇条目体式实际是纲目体，此体较能方便灵活地反映村情。在村志的编撰实践中，有论者以为大篇式框架太大，不适合村志篇目设置，值得商榷。
2、条目式。河南巩义市《白沙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仅有6万字，是烈姜沟、小沟、南地、桥上、西沟5个行政村的合志。《白沙志》主编说：“村志采用何种形式，开始时我们把握不准，受县志结构影响，《白沙志》仍依照篇章体模式设置了基本框架，并据此进行了采访资料分工。后通过梳理采访资料，发现像邮电、商业、财税、统计、科技、卫生、体育等作为村志而言，内容均少，若按篇、章、节结构设目，许多章下不能立节。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村志不能套用一般县志的框架。因一村毕竞地域窄，人口少，行业门类不可能太多，某些方面内容必然单薄，甚至没有。而条目体结构不受篇、章、节的限制，条目可大可小，层次不强求平衡，具有较大灵活性。这样便于多则多记，无则不记，于是我们采用条目体结构”。在目录标题的设置上，《白沙志》摆脱用一般县志的概念套村志的内容，编者反复推敲琢磨，选用适合村情的概念，如将“地理”命名为“村落概貌”、“自然社会”，将“人口”变为“村民”，“人民生活”变为“村风民俗”，“人物”变为“村籍人物”，“政治”变为“村事”等，这样设置《白沙志》目录标题概念摆脱了县志框框，明显体现村志特点，使人耳目一新。
3、章节体。上海市闵行区《华一村志》（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25万字，采用章节体。卷首有题词、照片、华一村图、序、凡例、综述、大事记。主体部分设地理环境、建制、人口姓氏、中国共产党华一基层组织、群众组织、民兵、村民委员会、华一实业公司、工业、养殖业、副业、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精神文明建设、村民生活、习俗、方言谚语、人物等章，下设节、目两个层次。志末设有附录（口述村情、回忆录、文章选载、后记、编委会名单等）。其篇目因情而立。其志记载华一村位于上海市中心域区西南：内环线和中环线之间，至1988年全村农田全被征用。全村1961年通电，1981年自来水通到村内，1997年村民开始用管道煤气。境内已有漕宝路、平南路、合川路、莲花路、东兰路、万源路等城市道路，纵横交织村域之内，境内50余条河已为域区建设而填没。其志对已消失的江南水乡风貌立照存史。为再现城市化进程，在地理环境章下置“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河道”等节，再现其城市化发展轨迹。成立于1992年4月的华一实业公司是村经济实体，决定华一的发展方向，其志特设“华一实业公司”章，从“机构、人员、重大经营决策、招商、基建、仓储”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记述。新方志的经济篇排列顺序为农、工、商，而《华一村志》则按“工业、仓储业、农业、养殖业、副业”列章，何也？华一种植业、养殖业、副业已于1986年前后停止，代之而起的工业与仓储业异军突起，成为经济支柱。其志按华一经济结构调整后的主体经济排列，从其产业结构的巨变中揭示出农村城市化的经济规律。因村情立篇，既能再现村情特色，又能体现篇目的创新精神。“从撰写村志体会来说，村志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为佳。章为全志层次最高，确定各章在志书中的地位序次，节是志书的经络，使章的框架开展、充实、延伸，目是志书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编写单位，只有把目落实到实处，才能使章、节的内容具体化、系统化”。
从村志编修实践考察：村志篇目可选用纲目体，也可选择条目体或章节体，不应遵于一，不管选用何种篇目模式均应做到分类科学，归类得当；编排有序，不拘一格；横排竖写，宜横则横，优化篇目，简化层次；突出村情，锐意创新，形式多样，切忌“千志一面”。
四、资料的定位与搜集
1、资料定位。编修村志要收集那些贴近普通村民的事，更要搜集在档案资料中难以找到的资料。村志在资料选择上要以细取胜，以深见长，要抓住“芝麻”、“细节”不放，不论是记事，还是记物、记人都应具体、翔实、典型。要搜集那些县志里没有的资料，县志里记载省略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是社会学家和科研人员最需要的资料。
村志的记述对象是一个行政村的几个或十几个自然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所以，一本好村志不仅仅是一个个村庄聚落历史与现状的综合反映，而且更具有超出其本身价值之外的一般性意义，它可以为人们了解社会多提供一份素材，可以为相关县志、省（市）志补充一些详细具体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料。村志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它可以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保存今天看来十分常见将来异常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资料。”
村志与县志都属综合性志书，这是其共性，村志的记述对象是农村社会的基层社区———一个自然村或几个、十几个自然村，县志记述的对象是一个县的行政区。闵行区《华一村志》所载为2.5平方公里的村情，闵行区有178个行政村，它所记的则是在371. 4公里范围内的区情，这就是村志与县志记载对象的特殊性。由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村志与县志在记述对象上必然有所不同。县志是对全县整体情况的记载，由于篇幅的限制，它只能记载县的基本情况，对行政村、自然村的情况无法详细记载，最多是概括记载行政村，列表反应自然村。而村志可以详细地记述其历史与现状，展示自然的源流与特征，补县志记载之无或不足。如果县志所记是县之宏观、中观之县情资料，那么村志资料所载就相当于所在县之微观资料。有此可见，村志记述资料是县志所无法取代的，村志资料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与县志记述内容、资料取向方面的区别，应该是记县志之无，详县志之略，这就是村志资料的定位。
2、资料搜集。资料是村志的基础，也是村志的核心。要采取多种方式搜集资料。首先，不但要利用村委会积累的各种档案，还要充分利用各家各户特别是村里的老人保存的各种历史资料。我们在村志编修工作中发现，在村里的部分老人家中，特别是退下来的老村干部家中，珍藏着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其次，不但要搜集文字资料，还要大量采用照片这种生动直观的材料。特别是通过新老照片的对比，反映村庄发生的变迁。第三，不但要搜集成型的文字、实物的照片，还要采用口述记录。村庄里的老人是村里许多大事、要事的见证者、参与者，但他们文字水平不高，对有记载意义的事件记在心中却不能写诸笔端。编纂人员应当通过召开座谈会、家访等形式让老人们把村里的事情讲出来，把陈年的记忆打开来，并当场做好记录或录音，以口述记录的形式将村里的事件记载到村志中，这样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根据村志的编修实践，其共同点是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其方法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拘一格。《白沙志》编写组收集村志资料的办法是：“责任到人，分工合理；广征与深挖相结合；抓紧时间，抢救活资料，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尽力保存声像资料。进行村情调查是获得村志资料的有效办法：“《钱桥村志》是大调查的产物，资料齐全，内容丰富。2000年3月开始，在区志办有关同志指导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以户为单位，将1949 、1953 ,1957 、1963 、1972 、1978 、1992、1999年8个年份中的人口、职业、文化、婚姻、农业生产、经济收支、房产、生活用品等列表作详细调查，为村志的编修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清河村编纂人员先后召开“座谈会120余次，采访当事人、知情人200余次，共收集文献资料150余万字，口碑资料80余万字，征集、拍摄有关图片资料800余幅，采录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清河村题词10余幅，查阅史书、志书等种类书籍数10册。不仅奠定了编纂《清河村志》的基础，而且填补了清河村历史文献资料的空白。”（《清河村志·编后记》）冯村编写组“从老党员、老村干等老同志中收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地下党、民兵和解放初的行政建制等资料；从年长的‘三亲’（亲见、亲历、亲闻）老人中收集冯村历史变迁资料。被调查对象近500人次，记录的口碑资料达10万字左右，……还从浩寨、新川、朱家村、屯溪、芜湖等地收录各类资料；收集了新老照片100余张。”（绩溪县《冯村志·编后记》）上述村志编纂者搜集资料的方法不妨为各地村志编修者借鉴。
总之，编纂村志，不仅是功在当代的创举，更是利在千秋的伟业。应引起方志部门足够重视。积极引导和指导村级修志，切实解决村级修志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使更多的村修出村志，让更多群众认识志书、了解志书、使用志书，使志书充分发挥出“资政、资商、资业”之功效，为农村三个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 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