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衰”的激励意义

“唱衰”的激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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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 时间: 2013-04-21 来源: 信息时报

《西方的衰落》　　（英） 尼尔·弗格森 著　　米拉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月

《西方的没落》　　（全二卷）　　（德）斯宾格勒 著　　吴琼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

《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卡尔·波兰尼 　　黄树民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1月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唱衰”西方文明的真正用意在哪里？

　　禾刀

　　《西方的衰落》是基于尼尔·弗格森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四台里斯讲座系列创作整理而成。尼尔·弗格森认为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于是，弗格森提出这样振聋发聩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美国真的衰落了？

　　书中，弗格森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面临的种种难题。如“早在1978年，美国人平均比中国人富裕20多倍，而如今不过只有5倍之多。”“有最新数据表明，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与未来的联邦税收，在净现值上的最好可用估值要相差200万亿美元之巨，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债务的近30倍。”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调查包括15项法制等内容后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美国每一项的分值都远远低于中国香港”，“就连中国大陆也有两项的分值优于美国”。这三个问题，也是弗格森的“西方衰落论”的重要特征。

　　在笔者看来，第一论据并不能全部支持弗格森的观点。众所周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计划经济走到了尽头。美国当时富裕是事实，但更显得中国当时特别贫穷。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改革开放政策才会应运而生，并迅速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与推崇。由于中国财富基数本来就低，当融入国际社会的大门开启，高增速并不令人特别意外，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情理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共赢关系，绝非以牺牲西方的繁荣为代价。

　　1973年，当尼克松政府“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实际为美元无节制印钞洞开了大门。虽然美国一方面坚决废弃黄金作为货币的传统地位，另一个事实是，全世界主要黄金仍然置于美国本土范围。待到克林顿时代对美元货币发行总量从公开走向隐蔽，作为最大国际货币的美元其实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透明性，这也催生了一个专门以研究美元发行总量、债务总量为课题的庞大群体。虽然“债台高筑”，但无数学者一再陈述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作为美元货币体系的美分一直没有退出市场。这间接表明，美元债务其实已经通过市场游戏，转嫁于境外。至目前，中国仍旧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不过，倒不觉得此举真就是美国衰落的症候，更像是有关市场道德瑕疵的“铁证”。

　　至于在一些指标上美国已落后于其它地区的问题，这当然可能是一种事实，但也可能仅仅只是代表某些方面的局部性事实。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社会均衡发展，许多参数的综合体现。

　　大家都来“唱衰”西方？

　　其实，“唱衰”西方文明的现象并非个别。德国现代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推出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不过，在斯宾格勒看来，除了西方文化，其他文化都已经死亡，只是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剩下西方文化还处于文明发展的“战国时期”。从这一角度上看，斯宾格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唱衰，更像是一种欲扬先抑式的修辞。

　　相较于斯宾格勒，20世纪思想巨匠卡尔·波兰尼唱荒西方文明的态度更显坚决。在《巨变》一书中，波兰尼认为，纯粹的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对“罗斯福新政”表示了支持，认为这“是将来的一个可能模式”。

　　对于政府主导模式，弗格森虽然支持强力领导，但对监管还是心存顾忌，因为监管结果正确性的前提是，监管自身认识、定位的正确性，否则，监管非但不可能促进社会发展，反倒可能成为正确发展的制度性掣肘。

　　波兰尼的观点之所以在今天仍旧颇有借鉴意义，虽然应当肯定波兰尼的卓越智慧，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学诞生不过半个世纪，经济在社会中的定位，与政治间的关系本身就在不断磨合与尝试。作为经济体制先行者，越是发达国家越要面临和经历更多难题，毕竟他们才是经济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的先行探索者。

　　应该“唱衰”还是“唱盛”？

　　其实，只要我们本着最为普通的逻辑想想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的发展均不可能一帆风顺和风平浪静，发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毫无疑问，斯宾格勒、波兰尼和弗格森都点到了问题的症结，这也是能够征服许多读者的重要原因所在。有趣的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此点评波兰尼的《巨变》：“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的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这表明，波兰尼的“唱衰”论非但没有令西方衰落，反倒成为后来国家发展的有益镜鉴。

　　无论是唱衰还是唱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准问题，然后通过科学分析提出独到的见解。也别对“唱衰论”神经过敏，波兰尼的“唱衰论”过去了60多年，不仅其宝贵观点“历久弥坚”，西方文明并没有被他唱垮，反倒依旧繁荣。总之，就事论事式地“唱衰”，本身有助于社会认识问题，并积极投身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之中。从这层意义上讲，具有激励意义的“唱衰”就是一个社会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