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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在实现的理想前痛哭
丁志可 文
他是末代皇帝的老师，刚直不阿的大清要员，更是清廷复辟最忠实的信仰者与执行者。民国初年，他就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三百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与人归。”他虽为清室遗臣，心忧前朝旧居，但坚决反对皇帝在日本卵翼下做儿皇帝，直到死都未仕伪满小朝廷。一方面，他对国家民族前途表示出深切忧虑；另一方面，身为前朝遗臣，他又无法摆脱旧思想的禁锢。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的历史人物，他的生活只能是一场悲剧。
■晚清末期的爱国者
陈宝琛，这位颇有名气的末代帝师，是闽县（今福州市）人，家世显赫，曾祖父陈若霖，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做过刑部尚书，他“斩皇子”的传说还被搬上戏剧舞台；祖父陈景亮中进士后，官至云南布政使；其父陈承裘，也是进士出身，曾任刑部主事。
陈宝琛比起先祖毫不逊色，他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八年（1868年）授编修，任乡试同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授右春坊右庶士，以及武英殿协修、纂修、提调、国史馆与功臣馆协修、纂修。翌年授侍讲学士，参与草拟诏书、敕令等中枢机要事宜。光绪九年（1883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可以说这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
当然忠君是封建社会臣民的传统美德，也是当官做宰相的重要规范。陈宝琛步入政坛后，列名“清流”，“以直谏有声，天下想望风采，号为清流”。清末的“清流派”中有不少为人熟识的名臣。其中的著名成员除陈宝琛外，还有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和黄体芳等人。陈宝琛为了国家和民族，经常“发愤言事，前后章数十上……”当时他所上奏的重点是维护边防的稳固、臣僚的贤德和社会的安定。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沙俄对东北、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他说：“俄隙虽弭，而与俄最近者莫如关东；倭(日本)患未形，而与倭最近者莫如台湾。”“台湾扼闽海咽喉，为七省门户……今琉球沦矣，邻警益逼。”可见这是一位有智有节的贤臣。
在清末，陈宝琛是位少有的忠君之士。他的忠君观念同维护封建传统道德规范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不是阿谀小人，更不是左右逢源、但求自保的奸人，而是一位敢于对统治集团内的腐败现象、越轨行为大胆揭露，坚决抗争的正直大臣。光绪六年（1880年）12月，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送食品到醇王府时，未按宫禁规定申报有关手续，门卫不予放行。李三顺仗势大闹，企图强行通过而遭护军殴打，李三顺回来哭着向慈禧添油加醋地告状，慈禧大怒，强令慈安太后处死护军。当时陈宝琛无惧慈禧淫威，“犯颜直谏”，迫使慈禧收回成命。工部尚书翁同龢称赞陈宝琛“有大臣风度”。
陈宝琛的“忠君”还表现在敢于同“辜恩负国”的人与事展开原则性抗争。光绪七年（1881年）11月，陈宝琛得知陕西总督杨昌浚向朝廷呈请为琦善建专祠，已得旨允行，陈宝琛不禁“感愤填胸”，立刻草拟奏疏，坚决反对。他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琦善之罪，则关天下国家之安危，倘令终如所请，既无以服天下之人心，且恐招外邦之讥议。”就是他的这一纸奏疏，纠正了昏庸朝廷要为恶人琦善建立专祠的荒唐做法。
陈宝琛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二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陈宝琛是发自内心地效忠于小皇帝，兢兢业业地教导他，把复兴清朝的希望寄托在溥仪身上。因而溥仪视陈宝琛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他认为陈宝琛是个“最稳健的人”，又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的人。
不能否认陈宝琛是具有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种爱国，是不能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的，只能从他处于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判定。他渴望大清王朝有所改革，得以振兴，由贫弱转为富强，他无疑是一个在忠于大清王朝的前提下，能够随着时代而不断探索前进的爱国者。
在特定环境下，陈宝琛的一系列措施无不体现出他对国事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
光绪四年（1878年）6月，清政府派遣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沙俄强占新疆伊犁一事。但没想到愚懦的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与愚弄下，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使我国丧失了伊犁等大片土地，一时间朝野哗然，清政府盛怒之下将崇厚革职候斩。但沙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竟然出面干涉，在列强面前，清政府毫无能力，只得屈从，继而免除对崇厚的处分。陈宝琛当时愤慨上书，极言崇厚误国之罪当诛。
光绪八年（1882年）4月，陈宝琛与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联衔上《陈越南兵事折》，奏章中明确指出：“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腹心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建议朝廷派李鸿章或左宗棠驻扎边疆，厚集兵力，加强边防，以缓法师。还推荐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督师出防。他还进一步强调：“法意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
果然在7月间，法军强迫越南订立《顺化条约》，使越南全境沦为法国殖民地，战火迅速蔓延至中国。陈宝琛针对时局又再上疏说：“不患补牢之较迟，而患举棋之不定。总之，越南未失则战易和亦易，越南若失，则和难而战更难！”他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建议朝廷应趁黑旗军士之士气犹涨，阮氏之人心未去，举义师以平其难，执条约以定其盟。到了12月，清政府对法战和问题仍举棋不定，局势更加严峻，明显对清政府不利。陈宝琛焦急之下再上《论越事不可中止折》，警告清廷说：“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为宗社万世计，岂能隐忍迁就，狃一时之安而贻无穷这悔哉？”陈宝琛建议清政府：“以云南之兵复山西，以广西之兵谋河内，以广东之兵抚海阳”，使法国侵略者“兵分力单，顾此失彼”，并说自己“敌忾同仇，不敢自同局外”。说政府若有使用他时，“绝不敢辞”。奈何清政府行将就木，对于这样一位敢于直言、识见不凡的忠臣却不知善用，致使国土被多国列强步步蚕食，步步瓜分。
■末代皇帝之师
陈宝琛是溥仪的老师，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因而陈宝琛也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的老师。
皇帝的师傅自然不止一位，但陈宝琛却是对溥仪一生影响最大的师傅，从溥仪六岁起到十七岁止，陈宝琛一直不曾间断授业。所以，溥仪对师傅最倚重也最亲昵，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对陈师傅也表示尊敬和信赖，毕竟这位敢于直谏之臣在晚清可算得上是稀罕物了。
陈宝琛，早在少年时就已闻名乡里，被誉为“福建才子”。同治七年（1868年）考中进士，二十一岁点翰林，三十岁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可谓仕途畅达，一路青云直上。然而，陈宝琛的直言进谏，一再奏本，在清晚期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和信任，反而因屡次劝谏太后，而得罪了慈禧。虽获取“清流党”的美誉，但终于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贬连降五级。陈宝琛一时间心灰意冷，遂以回乡奔丧为借口，开始了在福州近郊鼓山山间别墅里的隐居生活。
这一隐居就是二十年之久，在长期赋闲的日子里，陈宝琛潜心于经、史、子、集以及诗词、书法研究，和不断来访的骚人墨客、官场旧友们酬酢往返，与“彩云”、“清溪”同在，生活倒也过得逍遥自在。1909年朝廷重新起用了陈宝琛，随后派他担任山西巡抚，尚未到任又改派为皇帝师傅。这次改派倒使陈宝琛特别兴奋，因为在当时，作为皇帝的师傅，有着崇高的政治地位，他绝不仅仅是一个六岁孩子的家庭教师，而是俨然成了皇宫内廷的重要成员，成为朝廷掌权者咨询与商讨国家大事的顾问。
陈宝琛担任皇帝师傅这一职务连续十余载。曾与之共事的英人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这样描述他：“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溥仪这位学生也认为自己的这位老师性情温和、处事圆满、富于忍耐精神。尽管他是位忠君爱国的忠臣，但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庄士敦曾指责陈宝琛没有运用他特殊地位的影响，为革除逊清小朝廷内部的种种弊端而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溥仪的记忆里，恐怕最深刻的则是许多有关陈师傅古板得可爱的故事。
据说陈府上老少两代间也总是闹摩擦，这或许就是今人所说的代沟。他实行家法管教,孩子们往往是口服心不服，想尽办法对付这个顽固古板的老头子。他们和家庭包车的车夫商议好，每当陈宝琛下朝回家、马车快进胡同口的时候，车夫便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山响，陈府的儿女们听到“预告”，赶紧先插大门，迅速撤去摆在院中的桌椅和糖果，把一个欢快活泼的场面立即变得沉闷而严肃，然后再开门迎父。
更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在生活中抱定了“人生一世洗三次澡”的原则，即生下洗第一次、结婚洗第二次、死后沐尸再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平时则水不沾身。每到盛夏，暑气蒸烘，便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酸臭的气味来。为此，他的门生佟济煦常常加以劝导，希望老师多洗澡，以利皮肤病得以好转，有益于健康。可没想到这位陈老夫子食古不化，对他人的好意不以为然，还反问道：“老朽余年，虽未能经常洗澡，却也健饭如恒。可你呢？为什么沐浴不断也不免于时常闹病？”这让好心的佟济煦顿时尴尬无言。
陈宝琛对于溥仪的教育可谓竭尽心智。他最讨厌太监给溥仪讲“怪力乱神”的故事。他对溥仪的学习要求很严，每天除了读经书念圣训之外，还常给溥仪讲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他希望这位小皇帝在自己的教导下自幼立志读书，将来发奋有为，以复辟帝业。
溥仪也的确从陈宝琛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成年以后立志改革，要除掉逊清小朝廷的弊端，他深知这种事是不能依靠陈师傅的。毕竟这位老夫子年岁已高，而且思想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尽管如此，溥仪对陈师傅的尊敬仍有增无减。陈宝琛的养廉银每月一千元，比其他师傅多许多；至于赏赐古董字画、御笔匾联，更是源源不断。
■“漳厦铁路”的缔造者
1905年10月，在北京城的北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主持、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正式动工了。几乎与此同时，在南方，由海外侨胞和福建地方上的仁人志士筹资组织的“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总公司”也迅速成立了。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标志着国人修筑铁路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
漳厦铁路是由陈宝琛主持开通的。陈宝琛对现代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880年，他就曾代台湾巡抚刘铭传草拟《请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疏》，认为铁路运输比漕运、赈务、商务、矿务等，尤为急切，而且利于用兵，是富国便民的自强之道；又指出：“俄人所以挟我，日人所以轻我者，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危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声振之始，彼族闻之必先发奋。”这些意见，被清廷顽固守旧派所拒绝。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1898年竟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如在福建境内修建铁路，应先和日本商量。清政府对此要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日本方面却认为已经得到了清廷的默许，进一步在1900年向清政府提出修造自厦门对岸嵩屿经福州、邵武，过南昌到汉口；自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自南昌经衢州至杭州的三条铁路线的筑路权，妄图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台湾岛扩充到福建、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进一步实现吞并全中国的计划。
正在日本垂涎欲滴之际，法国却捷足先登。1902年由法国大东公司出面，与福建矿务局及所谓“华员经理，洋人附股”的华裕公司，签订了《福建建·邵·汀属矿务章程》。条约经闽浙总督许应骙批复，这是经清政府正式批准的在福建修筑铁路的第一个官方文件。
以1903年美国合兴公司把粤汉铁路股票转让给比国公司，受到我国各方面反对而废约为契机，进入国人争回路权和热心投股商办铁路的新时期。当年的冬天，清政府也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于是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颁发了《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集资开放路权。各省爱国人士纷纷筹备创办铁路公司，在这以后四年间，全国共有十五个省先后创办了省铁路公司，福建省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1905年，法国人魏池串通福建奸商翁松村，收买厦门的一些土豪劣绅，筹划修建从厦门对岸嵩屿经漳州、龙岩、邵武到达江西的铁路。法国驻闽领事更是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照会闽浙总督，提出“要索福建全省路权”的无理要求。
多国列强的激烈争夺，引起了福建人民的关注。不知从何时起，一份署名《闽路公会劝股说帖》的传单在民间传发，揭发了列强争夺路权的阴谋，痛陈丧失路权的祸害。他们指出：“与外人合办不如自办，如若人外股，借外款，皆以分我之利，危我之局，终不得与联合同胞自筹资金筑路可比。”《闽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指路权让外)然仍不能收回外人之权利，悉系让其攫取吾民之脂膏。”《日日新闻报》也为此事发表社论：“铁路为一国存亡之所系”，全省人民要“上下一心，以保全路权为无上之要着”。
于是经当时贬黜退居在家的内阁学士陈宝琛和光禄寺卿张亨嘉的发起，一场以“自保利权”、“收回利权”，杜绝列强觊觎为目的的抵抗运动悄然兴起，并得到海内外侨胞和福建地方仁人志士的响应。于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总公司”在福州应运而生了。该公司的成立，陈宝琛可谓居功甚伟。
但是，成立了公司还不行，接下来是更为艰巨的工作——筹集资金。公司成立后，呈报北京商部核准，先行修筑漳州一厦门、泉州一东石、福州一马尾三条海岸线铁路，并计划筹集股本银六百万元。1906年11月26日《福建新闻报》登载了该公司的声明：“此六百万元股额为总公司之底本，此三海岸线路为全省铁路之始基。此六百万元股额集齐以后，拟另拨款建立全省铁路银行，作为总公司的财政机关。三海岸线修好后，即规划修福厦、闽赣、闽浙三条铁路干线。”
但显然，现有的资金远远不够，为了吸收投资，公司制定出《福建铁路招股简章》，推出优先股六十万元。优先股虽按全数收取股本银，但股东“备有发起人之资格，而获最优之利益”。胡国廉首先认股二十万元，被推选为协理。余下的一般股，也就是常股每一百元只按九十八元实收，以二成作为代招股人的报酬和分经理处活动经费。
陈宝琛时任公司总理，为了集股筹金，他奔走于沪、厦等地。在他的号召动员下，沪、粤等地闽籍绅商士民也相继认股。1906年秋，北京商部奉旨派陈宝琛总理福建铁路事务，亲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股，吸收投资。当时陈宝琛每到一处，当地华人报纸便纷纷以“集股投资，修筑闽路，振兴实业，繁荣家乡”为号召，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1907年2月初，陈宝琛带着海外侨胞的募款风尘仆仆地返回了福州。
而在省内，铁路公司则采用“强制出股”的办法，由闽浙总督奏准强迫征收路捐：“各县粮税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加收路捐二百文，年约征收二十万串”；“又购盐一斤，加收路捐一文，年约征收五万串”。
尽管多方筹措，但是资金还是为数有限，“内陆绅商士民认股募股不及二十分之一”，资金虽已筹集一百七十余万，但离“筹资六百万，修建三线路”相差太远，公司内部有识之士皆感力不从心，看来三条铁路同时动工希望渺茫，于是陈宝琛只好放弃原订计划，先建一条铁路。
但是究竟先建哪条路，对此众说不一，争论不休。于是只好由总工程师陈庆平、副总工程师王回澜亲自到各地实地调查了铁路工程及铁路运输等情况，做出“先办一路不能不以漳厦一线为入手”的结论。争论至此平息下来，但已拖延了开工筑路的日程。
1906年10月起，在厦门乌尾街公司办事处设立了招股总经理处，由叶寿堂为总董，邱振祥、黄秀娘、陈星耀、傅孚伯、叶心镜为协董，将各地经理处所收股银全部汇到厦门。到了1907年2月，漳厦铁路在离嵩屿一公里多的增安乡设立工程处，开始了铁路的工程测量。当年7月，漳厦铁路终于历经千难万险破土动工。
陈宝琛尽管也称得上是饱学之士，但毕竟不是经济学家，也并没有开公司、理财物的经验，因而公司在资金的使用上，本末倒置而且从不加以核算和节约。开工伊始就在嵩屿建造了大量的厂房、仓库、站房等辅助建筑设备，用去资金十二万多元；勘测线路的工程杂费也用去近五十万元。因而资金周转成了修建铁路的最大难题。
工程施工期间，公司不得不向德国宝记洋行订购宝记机车(系英国制造，洋行倒卖)一辆；向日本三井洋行订购三井机车(系美国制造，洋行倒卖)一辆，以及购买车辆、钢轨、枕木等用去七十万元。这样一来公司本就微薄的资金更为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筑路堤、铺轨道、架桥梁、修涵洞等主要工程的进展，于是这条轻轨铁路出现了“三日修，两日停；停了修，修了停”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工程进度和质量。
陈宝琛为了能使工程顺利继续下去，作出了很多努力。公司于1908年10月11日在福州城内东大街浙江会馆召开“闽路公会”，号召海内外同胞募股。各界到会代表慷慨登上讲坛，陈说利害，言及维持闽路之策，首在筹集股项。会议之后，尽管海外侨胞和国内陆方绅商士人仍有认股，但为数却已不多。陈宝琛为此痛心、焦急不已。
1908年5月17日，陈宝琛上奏折要求清政府拨款，“藉供赶完已开工各工之用”。第二年腊月也正是宣统元年，以漳厦铁路的站房、材料等财产作抵押，约定以每年福建省内强制征收的粮盐税捐款逐年还本付息，由交通粤行银行拨款五十万元修建漳厦铁路。这样漳厦铁路由商办变成官商合办，并于1911年6月4日成立铁路总局。
历经风雨磨难，终于在1910年12月，嵩屿至江东桥的工程完工，未及等待江东大桥建成。铁路就在次年五月草草通车营运。此铁路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全线长仅二十八公里，开始只设有九个车站，后来增设吴宅一站。
但让人失望的是，铁路建造时质量低劣，工程粗陋，平时又缺乏维修和保护，以至日久天长，枕木朽坏，螺丝失落，更换殊少，列车不敢疾驶。名为铁路，这列火车实则比老牛还慢，而且“车行时有出轨之虞”。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乘车农民，在行车中竹笠被风吹落车外，他急忙跳下火车去捡竹笠，待手持竹笠返身紧跑几步便追上了火车。
到了1930年，漳州至嵩屿公路建成通车，火车竟然比汽车还慢，铁路营业一落千丈，这条已经破烂不堪的“盲肠铁路”似乎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它的命运也就宣告结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以修筑防空洞为名，大肆拆卸路轨，管理处留下的机车、器材也受到大量破坏，并且最终被盗卖一空，最后竟连嵩屿车站和地皮也出卖给了美国的美孚公司。至此，这条当年为无数侨胞和福建人民所期望的铁路完全消失了，遗留下来的唯有荒草丛生的路基土堤和沿途凋敝破落的铁路站房。
尽管修建铁路耗尽了陈宝琛的心血，但其结果和效用却显然和他的付出不成正比。然而陈宝琛为民请命、兴业救国的举动却值得后人称叹。
■热心教育事业
不仅是铁路，在教育上陈宝琛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陈宝琛所创办的“苍霞精舍”以及他初期的办学理念对后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宝琛因“荐人失察”，而被降五级，闲放家乡。同年，他出任福州鳌峰书院院长，参与办学活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又与陈璧、林纾等人合力创设苍霞精舍，可以说这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普通教育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创办了以学日文为主兼学汉文的福州东文学堂，这是福建在“戊戌变法”期间首设的新式中等专业学堂，陈宝琛时任该学堂主理总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闽浙总督陈仰祈与陈宝琛商定把福州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后又升格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陈宝琛首任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它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创建了福建省的系列化师范学校，并为遍设全省的中小学作出很大贡献。
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陈宝琛又奉召进京，于1911年任幼帝溥仪的老师，同时兼任福建教育总会会长职务，继续关心着福建新学的进程。
陈宝琛既当过帝师又办过学院，既是旧时代私塾先生，又是新式学堂的开创者，在数十年的办学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学理念。
首先，提倡“崇实学以励人才”。他主张要讲求有用之学，反对空谈之风，提倡“行己以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他指出：只要“屏黜空言”，就能“风气日开，人才辈出”。应该说，在当时乃至现在，这种反对空谈、主张实学，强调学以致用、培养有用人才的观点，都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对于当时的科举制度，更是一种突破。陈宝琛还注重办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尤其是普通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强调要设立实用课程，加强教学实践环节，以培养有实际才能的学生。
其次，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尽管他是思想较为守旧的逊清遗老，但是在教育上他却格外清醒。陈宝琛主张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移植到中国，办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并亲自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还曾大力发展留学教育，派出留学生，为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不遗余力。
再次，他注重学校管理和师范教育，提倡教者师为先。他借鉴了日本的办学模式，按近代学校要求健全学校管理机制。多方筹措办学经费。在他主持的福州东文学堂，“创始无持久之费，公举无责任之责，束惰所人，尚不及出款十分之二。”他就亲自出马向士绅、商贾及其他殷实之家募脩，多种渠道培养和选聘教师，组建自己的师资队伍。陈宝琛还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校规校纪，学规严谨，纪律严明。
实际上，治学兴教也是陈宝琛为了实现富国图强，抵御外侮，救民于水火的爱国愿望。因此，在罢官回乡后的岁月里，他并没有无所事事，反而把爱国热情倾注在从事办学、为国储材上。
■壬申密折
陈宝琛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的一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晚清做官时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谏。1881年，他在一篇奏疏中说：“台湾治，而后七省之海防可渐固矣。”这一重要论点是正确而富有远见的。可惜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陈宝琛对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事始终耿耿于怀，面对当时的社会局面，他忧心如焚。愤恨自己无能的同时，也深深担忧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一首诗中他借“泪波直注海东头”抒发了自己对家国的哀恸。因此，他希望能振兴中国，富国强民，以期早日收复台湾。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对日关系寄托在“国联”的“裁决”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日本侵略者仅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就占领了三倍于它本土的东北全境。那么该如何统治整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东三省呢？这个问题，一直令日本统治集团犹豫不决。当时他们内部曾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赤裸裸地径直要求把东北并入日本国土；第二种意见则是提议成立伪满政权以遮人耳目，建立傀儡，日方则实行幕后控制。最后这第二种名利双收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日本关东军加强了对溥仪的控制。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的策划下，溥仪由郑孝胥父子陪同，潜行东北，成了关东军的傀儡皇帝。
1932年1月24日，陈宝琛带着长子陈懋复、外甥刘骧业，冒着严寒，火速赶到大连，希望能见到溥仪。而郑孝胥却怪他不该不打招呼，突然跑来，并且说即使陈宝琛去了旅顺，日本人也未必能让他如愿见到溥仪。郑孝胥此时已然沦为日本的走狗，心怀鬼胎的他生怕陈宝琛的到来会让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因而千方百计地阻拦。陈宝琛显然也明白他的诡计，不想跟他纠缠，于是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这次来，只是尽自己的心，如果见不到“皇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随后巧妙地摆脱了郑孝胥的纠缠，直奔旅顺。第二天，溥仪召见陈宝琛。
陈宝琛代呈了陈曾寿的一封奏折。陈曾寿在折中指出：“为今之计，宜先设法脱离目前之羁绊，复在津之自由。然后相机善为应付，使彼见我无汲汲之意，乃不致启其轻侮之端。庶进可免挟制之危，退可有回旋之地……使内而国人，外而列强，皆晓然于皇上所处之地位，超然独立，并非日人之傀儡，无所疑猜，然后人心归向，列邦共认，中兴大业，庶肇于兹。”这份奏折中所陈述的观点，也是陈宝琛所认同的，他们希望堂而皇之地复辟大清，而不是在日本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受尽欺凌。
1月30日，溥仪再次召见陈宝琛，把板垣要他当“满蒙共和国总统”的事告诉了曾经十分倚重的师傅。当时陈宝琛坚决反对，晓以利害，劝溥仪不要被郑孝胥的甜言蜜语迷惑。说到激动之际，不禁老泪纵横，“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当陈宝琛告辞返回旅馆时，郑孝胥父子已经把他的行李装上了汽车，逼着陈宝琛即刻上车去大连，竟无丝毫转圜余地。
这位忠心旧主的老夫子从旅顺归来后，心里却一直为溥仪的“前程”和安危忧虑，以至于寝食难安。他认为自己应该写一封奏折，想办法当面进呈，劝溥仪悬崖勒马，不要坠人他人的圈套中而不自知。于是他写下了被后人称为“壬申密折”的奏折。
奏折中陈宝琛极力抒发了忧愤难抑的心情，企图向旧主倾诉衷肠。并且严词谴责了郑孝胥父子勾结日本侵略者，把孤独无援的“皇上”居为“奇货”的险恶用心；揭露了他们自恃权谋，心甘情愿认贼作父，在达到个人目的之后，把急需“决疑补阙”的“皇上”撂在旅顺，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而自己跑回天津半个多月之久的种种劣行。其间，陈宝琛还多次郑重指出，复辟大清是关系到“皇上”“功业”成败和一生名节的大事，应当“尽忠竭才”以尽臣子之道。于是他建议溥仪应速将胡嗣瑗调到身边以助谋划。
陈宝琛希望能利用“国人之仇”、“思旧之心”实现爱新觉罗王朝的复辟，但基于形势的复杂难料及溥仪的命运掌握在日人手中的现实状况，特别叮嘱“此时进止尤不可不慎”。尽管这封“壬申密折”充分体现了陈宝琛的忠君爱国之心，字里行间他也尽力替溥仪的自投罗网开脱，但当时的形势，已不是他这个逊清遗老所能左右或改变的，因而他只有鼓励溥仪以“正统系”思想抗争，珍惜自己的“名节”，以达到摆脱日本人控制，重振大业的目的。
遗憾的是，这封凝聚着陈宝琛心血和希望的密折还没来得及面呈，溥仪就已经被郑孝胥出卖了。郑孝胥私下与日本关东军达成协议，以让他当伪满洲国总理为条件，由他负责劝说溥仪接受伪满“执政”任职。于是，历史的丑剧最终上演。1932年3月8日，日本操纵的溥仪傀儡集团粉墨登场。陈宝琛尽管极尽努力，但终于还是无力挽回走向背叛民族深渊的皇帝学生。当时的陈宝琛可谓痛心疾首，他没有立即赶赴长春，因为此时他已无能为力而且也不存在“劝谏”的任何紧迫感了。为清廷操劳大半生的陈宝琛不久便住进了德国医院以割除额瘤。
当时的陈宝琛已然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所幸的是割除额瘤的手术很成功。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不无感怀身世的诗，庆幸“天庭顿豁障碍去，还我本来镜中影”。可是，很显然陈宝琛并没有像割除额瘤那样痛快淋漓地去割除心中的“赘物”，他怎么也无法割断与溥仪的情感纽带。陈宝琛一生最为遗憾的，莫过于没有实现他二十年前的夙愿，把溥仪培养造就成为像他的祖先康熙、乾隆那样的“英明圣主”，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青年溥仪竟然做出如此败坏名节，令爱新觉罗子孙感到耻辱的事情。此时的陈太傅，只能徒叹一片忠心空付东流了。
■ 恨“报国”无门
尽管陈宝琛痛心于溥仪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但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寄托了他全部希望的学生。1932年10月10日，陈宝琛到长春看望溥仪，当时下榻于交通银行大楼，住了两个多月，于同年12月中旬返津。这时的陈宝琛已然是风烛残年，但他不顾危险，对中了日本人奸计、身入牢笼的旧主，陈宝琛除了抚慰外，更多的则是谈论有关“密折”的话题，和溥仪共同探讨如何广搜人才，挣脱羁绊恢复大清帝制，最后达到入主中原的种种设想。而此时的郑孝胥已然作为日本人的“新贵”，当了几个月的伪满总理，正是风光无限、志得意满之际，因而陈宝琛鄙视其为人，根本不予理睬。
在长春的两个多月中，陈宝琛除了觐见溥仪及与胡嗣瑗密谈外，便是诗酒唱酬。在一次宴席中，“打嵌字格诗钟”，多事之人要求把“中”、“日”两字分别嵌在一副七言对联第一个字的位置上。陈宝琛写的一联是“日暮可堪途更远，中干其奈外犹强”。当时郑孝胥的侄儿也在座，后把这联抄下来，带给郑孝胥看，后又转抄到了板垣手里。板垣把它记在手册中，加注：“陈宝琛诗中讥日本。”似乎大有恼意，欲对陈宝琛不利。当时有人感于陈宝琛忠君爱国之心，不忍他遭毒手，因而为之解释说，文人偶然游戏笔墨，不足介意。板垣方才作罢；但还是惹下了麻烦，随后土肥原造访陈宝琛，强荐一日本人为懋需、懋随教授日文，大有监视陈宝琛一家之意。
这次长春之行，使陈宝琛完全明白：溥仪已被送进了日本人设置的牢笼，只能听命于“主人”，完全失去了自主的权利。陈宝琛感到了空前的沮丧，油然而生一种报国无门的悲凉之感。于是他向溥仪洒泪告别。
但是他仍旧放心不下这位旧主。1933年11月，陈宝琛大病初愈，便迫不及待地二上长春觐见溥仪。在长春又住了两个多月，至1934年1月底才离开长春。这次去长春，溥仪把他接进伪满执政府，得以住在了溥仪身边，因此比第一次到长春住在旅馆，与溥仪的见面、交谈要更为方便。但毕竟还是在日本人的监控之下，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利都没有的溥仪，谈话的自由度是极为有限的。陈宝琛回到天津后不久，就给胡嗣瑗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此别至为惘惘，每念吾皇操心虑患之言，与足下菀结孤危之况，则不能寐”。“日昨侍侧，上以人才不足为言，然非近在关东者，罗致又多不便。”由此可以推见溥仪仰人鼻息的傀儡生涯，而陈宝琛苦心孤诣规劝溥仪，为清廷复辟谋划，最终只能归为镜花水月。
这次从长春归来，陈宝琛陷入了更深更大的痛苦之中。他虽不参与伪满政治，却始终无法割舍昔日的君臣之义，割断与溥仪个人的感情纽带。他看到溥仪成为傀儡，受日本人的控制，企图帮助溥仪挣脱日本人。可是为了溥仪的安全，为了“留得青山在”，他又不得不周旋于汉奸之中，联络应酬。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坚定民族立场，不愿与郑孝胥之流在政治上同流合污
陈宝琛看着溥仪一步步走向背叛民族的深渊，其心里的痛苦是不可名状的。他常常对身边的子孙说：“民族是不能得罪的。”在他看来溥仪既然背叛了民族，他就不能跟着他走也去当汉奸。陈宝琛不同于以往“愚忠”的朝臣，在名节问题上，陈宝琛并不恪守儒家关于“君令臣死，臣不死不忠”的原则，去绝对顺从溥仪。陈宝琛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背上骂名，成为千古罪人，因而后来他以辞去伪职表明在政治上与溥仪分道扬镳。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无法跳出自己的人生桎梏，割舍不下以“正统思想”维系着的君臣之义，无法忘却溥仪曾经给他的几乎无日不有的恩荣与赏赐。因而，在晚年，他剩下唯一能做的事也只能继续替溥仪想办法摆脱傀儡地位，争取“独立”。当年他还曾经竭力阻止溥仪去朝见日本天皇，认为那样做将赤裸裸地暴露“儿皇帝”的可耻面目。他不断提醒郑孝胥和溥仪身边的人不要忘了“入主中原”大局。但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只能是徒劳的，但他确实不顾残年孱躯，卖力地做了。
1935年3月5日凌晨，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及民国的世纪老人、末代帝师陈宝琛在北平病逝。
后人对他的评价不少，但最为中肯确切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陈衍对他的评价，也是历史的盖棺论定：“拔可一律，颈联云：‘生憎虎豹当阑恶，转觉麒麟卧地安’殊为稳切，盖满洲为保护国，陈老绝不与其事也。”这位末代遗老一生为恢复清廷而努力，但都徒劳无功，这可以说是他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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